原先老侯給我剃頭的時候，他還是在石駙馬大街路北自己開的一間小剃頭鋪，那是倚着駙馬府院大牆外支起來的一個棚子。這時候駙馬當然早就沒有了，駙馬府也改成了一座小學校。老侯剃頭鋪的招牌就是支在門外地上的一塊破三合板，上面用白粉手寫的兩個大字「理髮」，為了醒目，圍着這兩個字還畫了一個粗粗的圓圈。晚上怕人順手拿走，所以這塊三合板在每天關了張之後還得挪進屋裏來。
老侯身邊只有一個小夥計，說是鄉下的窮親戚托他照應的，在這裏打打下手。小夥計其實也不學什麼手藝，老侯就讓他掃掃地，打打水。另外就是把大堆的碎頭髮撮進麻袋，賣給收破爛的。至於人家拿去這些碎頭髮有什麼用處其說不一。後來據有人說，碎頭髮可以做味精，但不知確否。按老侯的話說，這些碎頭髮賣不了幾個錢，只當是有棗沒棗打一杆子。
老侯的理髮椅已經很舊了，椅座和扶手的皮面上打了好幾處補丁，座位高低和角度的調整也特別費勁。洗頭的水還得叫小夥計到後面人家院子裏去打，然後用大鐵壺放在爐子上燒熱。銅盆里洗完頭的水，他就順手潑在當街上，髒水馬上滲進地里，碎頭髮和肥皂沫於是撒滿一地。不過眨眼的功夫，小風一吹，也就無影無蹤了。
老侯剃頭鋪的設備不算好，但服務態度卻不錯。給每個顧客剃頭之前都會把理髮推子放在酒精燈上燒一燒，說是消消毒。洗臉的毛巾給前一個人用過之後就會隨手翻個面，絕不讓前個顧客的油汗沾到下個顧客的臉上。活兒作完了，反鏡能左右打上好幾回，只要顧客有一丁點兒不如意的，老侯都會細心修改。最後用刷子給脖子後頭抹上爽身粉，仔細撣乾淨碎頭髮渣，輕輕撤去蓋布，接過錢，一準兒會彎腰，滿臉堆笑。他一邊小心把錢揣進懷裏，一邊小聲地說聲謝謝照應。我那時還只有幾歲大，但老侯仍然一絲不苟，決不馬虎，完全是按照給大人理髮的手法，按我母親南方人的說法，剃的是「西式頭」，也就是俗稱「三七開」的「分頭」。洗好頭，吹風之前，老侯仍然放倒椅子，先把一塊熱騰騰的毛巾蓋在我的臉上，焐一會兒，然後揭開之後給我刮臉。有一次母親看到了，連忙說小孩子不用刮臉。但老侯堅持要這樣做，我也認為有熱毛巾敷臉特別舒坦。母親拗不過我，於是後來每次我到老侯那裏去理髮，她就總是讓我從家裏帶上一條毛巾，並且囑咐老侯，說我有砂眼，就用我自己的毛巾敷臉，別把病傳染給別人。
老侯有這間剃頭鋪也不容易。老侯說，他從鄉下來北平，三年學徒出師之後，當初是串胡同挨家挨戶上門剃頭。一手拿着個一尺來長的鋼叉，另外一手握着根小鋼棍，從叉子開口處往外一划，鋼叉振動起來就發出好聽的嗡嗡聲，這就算是他的吆喝。這路剃頭匠我過去也見過，他們不挑擔子，也不預備燒水的爐子，所以那句有名的歇後語「剃頭的挑子—一頭熱」對於他們並不適用。他們隨身只帶個包袱，裏面都是剃頭的工具，但理髮用的椅子，洗頭用的臉盆和清理頭髮的傢伙什兒都由顧客自己預備，所以收費也賤。顧客不用出門就能剃頭，方便了許多，只是沒有理髮館裏特別的大理髮椅，到底不算太舒坦。老侯幹這套營生的時候我們家還沒有搬來京城，這些都是後來聽他自個兒說的，但是可以想像得出來，老侯結實胖胖的軀體套在藏藍色或深灰色的大褂里，搖搖晃晃地一路走來會是個什麼樣子。
後來還是到了臨解放，共產黨圍城那會兒，原先在這塊兒開修車鋪的店主害怕仗打個沒結沒完，難免困在城裏餓死，就趕緊將修車鋪賤賣給了老侯，躲出京城去了。老侯後來說，要不是托共產黨的福，其實他哪兒有本事盤下這間鋪面呢。
老侯自從在石駙馬小學附近有了剃頭鋪，生意漸好。幾年之後，我們家搬進京城，經房東老李家推薦，我都是到老侯的剃頭鋪去理髮。另外也因為老侯的剃頭鋪離副食店很近，所以母親如果去買菜，就先把我撂在老侯那裏，再到副食店，回頭來接我，這樣可以兩不耽誤。
老侯說話有點河北口音，但好些名詞都是依了北京土話，比方說，他不但不說「理髮」，連「剃頭」也不說，而是管它叫「推頭」。另外，在一句話的開頭總愛加上「您猜怎麼着？」這麼個口頭語，其實他也不等你猜就說出後面的結果來。老侯說，到了什麼地界都得入境隨俗，開買賣頭一樣就是和氣生財。老侯人實誠，心裏有什麼話都說出來，所以周圍左近的街坊也都待見他。大家都知道他有個媳婦在鄉下，給他生了三個孩子。他說是鄉下地少人多，家裏的那幾垧薄田不夠吃的，還是那句老話，哪怕就是條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裏。他說等他把錢攢夠了，就把他們娘兒幾個從鄉下接到北京來。
老侯沒有什麼嗜好，就是愛抽兩口煙，買的都是最賤的「綠葉」和「大福字」牌的，「哈德門」的只是鄉下來人才偶然買上一包。他還對我說過，他更喜歡「綠葉」，因為嗆，可以少抽幾口，省着點兒。記得有一回，父親的一位朋友搞錯了，送了一條「大前門」給父親。父親並不抽煙，就讓我帶給老侯。老侯特別高興，說是這輩子還沒抽過這麼好的煙。大概是這個原因罷，後來老侯和我的關係似乎更進了一層。有的時候母親買東西要多排隊，老侯總是爽快地答應母親不必忙着來接我，他完全可以照看着。
記得後來有一天，母親又帶我去老侯那裏剃頭，老侯劈頭就說，下回甭到這兒來了，他的剃頭鋪給公私合營了，合併到石駙馬橋西北角上的那家理髮館。
母親聽了就連忙向老侯道賀，說是他總算也趕上社會主義改造，如今當家作了主人，聽說還有固定工資，原先的資產也能折合成定息。
老侯聽了之後訕訕着，說是這麼一來，多干也是白干，錢更攢不起來，鄉下的媳婦和孩子別指望接來了。而且，原先在他這裏幫忙的小夥計公私合營的理髮館不收，說是多餘，年歲也不夠，讓小夥計自謀生路，他還不知道如何和鄉下的親戚交代呢。再說定息每月統共才有兩塊多錢，成分還劃成個小業主。
胳膊擰不過大腿，老侯的剃頭鋪子到底給拆了。從此之後，我就到老侯新去的理髮館理髮。這裏倒是比老侯原先的剃頭棚子敞亮多了，幾把理髮椅雖說也夠老舊的了，但至少洗頭用的水到底變成自來水，不必一桶一桶地從外面提進來。老侯起先不怎麼說話，後來就合群了。他是個隨遇而安的人，雖說公私合營剛開始的時候不怎麼樂意，但時候長了，又按月發餉，干不干一個樣，自己也省心，於是也就又想開了。只是手頭總是挺緊，每月把錢匯到鄉下去，自己留不下幾個錢。我看到他經常用大米換粗糧吃，一斤可以換一斤半，購貨本上的定量他也總不買，有時就當作人情讓給別人，比方說，老侯知道我家是南方人，愛吃甜，就總是對我母親說，儘管用他的購貨本去買每月配給的二斤白糖，反正他不買，放着也是作廢，從中我就多少懂得了一點老侯生活的甘苦。
後來不知道是誰出了個主意，禮拜天把老侯叫到我們院子裏來剃頭，一來大家不用出門，也不用等，二來老侯也可以多掙幾個外快的辛苦錢。
大家想起來過去老侯串胡同上門剃頭的年月，沒想到解放好幾年，如今老侯又拾起舊活兒來了。也是到這個時候，我才見識到老侯原先使過的傢伙什兒，推子、梳子、剪子、刷子和包袱皮兒。老侯說，他的鋼叉和大褂都還留着，不過現在用不上了。
說到這兒，同院子住的二大爺就感慨上了：「老侯，日本人在北平的時候你就推頭吧，國民黨的時候你也推頭，如今共產黨來了，你還推頭，而且又彎回來串胡同了。」
老侯像是在自嘲，臉上卻也看不出一絲慍色，從鼻子裏面甩出這麼一句：「嗨！管他媽的個屁，哪國來了我不都是推頭麼？」
大家一想，老侯這話說得倒也是。
到了「大躍進」的時候，可能是領導看上老侯的手藝好，服務態度更是無可挑剔，於是又把老侯調到西單南大街路西的「康樂」理髮館。這裏的地方寬綽多了，里外間都是彩花瓷磚鋪地，理髮的沙發椅也是八成新，而且都是以前的東主在公私合營之前整批買來的，所以式樣一致，不像老侯原先的理髮館，理髮椅都是七齊八不齊的。特別是擦臉的毛巾，用過一回就有專人收去上鍋蒸，還有單管掃地和叫號的人，可以說是個真正的理髮館。不過一來是路遠，二來價錢自然也貴了一些，所以母親只是逢年過節才會叫我去「康樂」理個「西式頭」，為的是過後到隔壁的「大陸照相館」照個像。過去那家照相館是房東家三老爺子的買賣，這時候當然也公私合營了，但母親總認為，儘管如此總還是應該照應他們的買賣，再說他們的照相的手藝也的確不錯。
每逢這個時候，老侯一見我身上穿着新衣裳就會對母親說：「小少爺這回還是理個分頭吧，膏點兒油，再吹吹？」然後一邊把我舉上理髮椅子，屁股底下墊上一隻小板凳，嘴裏還一邊嘟囔着：「呃，咱們是小分頭兒，二兩油兒，娶個媳婦兒不發愁。」
這是他跟我說得最多的，也是最貼近他手藝的童謠。
他還知道好些個別的童謠，可有的我聽起來就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比方他特別愛說：「西班牙、葡萄牙，吃你餑餑粘你牙，好吃不好拿。」這像是個謎語，謎底似乎是蜜麻花，可為什麼連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我也不懂。終於有一天，他指着理髮館外面的那支紅藍白三色轉燈對我說：「看見沒有？那個燈就是西班牙的國旗。原先咱們中國只有推頭的，沒有理髮的，理髮這是打八國聯軍那時候從西班牙傳過來的。你再看看外邊那些別的作買賣的，哪個是用洋人的招牌？」
我一想，他說的還果然不錯，西單路南這一溜兒，不管是清真小吃「又一順」的牌匾，還是茶葉店「元長厚」的幌子，都是中國的路數，唯獨老侯他們「康樂」理髮館這裏的三色轉燈是個洋玩意兒。
老侯瞅見我在點頭，他也就樂了：「是我說的這麼回事兒吧？」
可推頭和理髮有什麼區別呢？我沒問他，所以至今也不知道，或許就是我自小最痛恨的「馬桶蓋」式和母親所說的「西式頭」之間的區別吧。至於前清的辮子，年頭太早了，老侯本人也沒趕上過，他不會把推頭想到那兒去。
後來我長大了，也不一定每次必到「康樂」理髮，但每次如若去，我便會特意找老侯給我推頭。老侯也依然念舊，總說他是看着我長大的。只是有時我問到他家裏的情形，他便會沉下臉來說，鄉下依然苦得很，把家搬到北京來的計劃也遙遙無期。這樣的話後來我也就不便再多問了。有的時候我到西單溜灣兒，路過「康樂」，隔窗看見老侯在那裏忙活，仍然還是滿臉的和氣，手腳也依舊麻俐，我這就感到一股踏實。
以上也許就是我和老侯的所有交情，後來別人不提，我也想不起來他。
到了文化革命「破四舊」剛開始的時候，「康樂」門口的那盞三色轉燈首當其衝地讓人給砸了，有好一陣，理髮館也不許開門，說是封資修。當然不久之後到底又開了門，理髮館改了個革命的名字，不過我忘了叫什麼，總歸絕對不是「康樂」。
大約又過了半年多，我偶然去「康樂」推頭，可沒瞧見老侯，我也沒敢細問。還是趁洗頭的工夫，瞅見給我理髮的年輕人臉上還算和氣，我就擺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問他：「你們那個老侯呢，今天怎麼沒見着？」
年輕人皺了一下眉頭，不大情願地說：「他不是給『掃地出門』，遣返回老家了麼？」
「哦，他老家是什麼地方的？」我小心翼翼的問。
「河北薊縣的吧？」
「為什麼事兒？」
「資本家兼逃亡地主。」
「他可是起小就剃頭學徒，」我只是在心裏這麼嘀咕，並沒敢講出來。
多少年之後我到過西歐和北美，瞧見人家理髮館門前果然家家都有原先「康樂」的那種轉燈，紅藍白螺旋三色。這時我就總是不免感慨起來，想起小時候給我剃頭的老侯，敢情他幹的這行還真是「英特納雄耐爾」哇。只是這時候我已然明白，這國旗顏色卻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法蘭西的，而且理髮館門口三色燈後面的故事也和當初老侯告訴我的完全不同。
不過我想，就算現在再遇見老侯，他聽了也不會耐煩和我分辯，准得像公私合營那會兒他說的：
「嗨！管他媽的個屁，哪國來了我不都是推頭麼？」
二千零一年十月，波士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