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堂弟打電話來，告訴我他的母親，就是我的四嬸在東北老家故去了。我雖然從沒有見過我的四嬸，但她的去世還是令我心中悵然。
其實我只見過四叔一面，那是五十多年前，大約是一九五四年。四叔到我們北京的家，身着綠軍裝，胸口有一個標誌，寫着「中國人民志願軍」。當年我八歲，在小學二年級，正是崇拜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叔叔的時候。我們全按老師的指導給志願軍叔叔寫過信，在信封上寫上「志願軍叔叔收」，想不到我真有一個志願軍叔叔，就在我們家，他那麼年輕英俊，我覺得特別自豪。
四叔是隨部隊撤退回國的。我們老家原屬黑龍江省，後來劃歸吉林，在嫩江江畔叫大賚的地方，距長春約二百三十公里。四叔走後就很少聯繫了，偶爾聽老人提起說他復員後在家鄉學校教書。
哪知到了文革，老家傳來消息說四叔被打死在河灘上，四嬸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把他的遺體拖回了家。他不是志願軍，最可愛的人嗎？我想不通這是為了什麼。家裏的老人才告訴我一些四叔的經歷。
原來，四叔潘續武出生在一九二三年，十九歲結婚。四嬸叫劉玉芬，一九二二年出生於大賚一個士紳的家庭，伯父是大賚商會會長。她好讀書，雖然因為是女孩，沒有受過正式教育，但經常在兄長的教室外聽課，後來兄長也就同意她進屋「旁聽」。所以四嬸粗識字，能寫簡單的信，儘管有不少錯別字。
四叔結婚後第三年抗日勝利，在四嬸的支持下到瀋陽讀書，開始上師範學校，他不怎麼喜歡。雖然說出身地主，但經過抗戰家裏經濟很窘迫，我父親就協助他到關內上學。他於四八年八月考上黃埔軍校第二十三期到成都學習，這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招收的最後一批黃埔學員。轉年四九年十月在成都起義，加入解放軍，在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繼續學習，五一年編入六十軍教導團。
該年三月十七日，這支新兵、學生兵和起義人員過半的部隊，由軍長韋傑，政治委員袁子欽率領跨過了鴨綠江，入朝作戰。四月，該軍在朝鮮伊川一帶集結。參加了第五次戰役。
四叔擔任六十軍五四二團機械辦公室一級文書。六十軍五四二團是炮兵，四叔負責計算火炮瞄準。當時在朝鮮作戰是非常慘烈的，六十軍的一八O師就是在第五戰役被美軍全殲。陣亡，失散和被俘達七千多人。五四二團後來隸屬整編組建的一八一師，僅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攻打八八三·七高地的戰鬥中就又傷亡兩千二百多人，有三十多人是在潛伏時被火活活燒死或因冷炮襲擊受傷無法包紮慢慢流血致死的。當時在沒有空軍支援地面作戰的情況下，把一部分野戰炮利用夜暗，推上高山，悄悄地進入坑道工事。大部分火炮，分期分批被推進了距敵前沿幾公里的一片雜木林。四叔不僅活下來了，還立過個人三等功，和集體二等功。
戰爭結束之後，一九五三年七月，四叔隨六十軍調回國。這時他和四嬸已經十年沒有見面了。當四嬸終於打聽到丈夫在四川，便義無反顧長途跋涉，隻身到四川尋親。直到一九五五年復員，兩人返回家鄉大賚，（文革時改名為大安，沿襲至今），四叔在小學教書，他們才終於有了穩定的家庭生活。
四嬸參加過掃盲班。那時政府為了給蘇聯提供食品，在大賚建立了罐頭廠以便於對蘇聯出口。當時罐頭食品在中國是貴重品，根本不可能提供國內消費。四嬸在這個罐頭廠當了工人，是不錯的職務了。
他們第一個孩子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已經結婚十三年了，可見他們生活的顛簸。第二個孩子是女孩，在一九五九年出生。四叔在戰場因為天寒地凍，給養供應不好，得了嚴重的胃病，為了照顧丈夫和孩子，四嬸在一九五七年辭去了當地很好的職務，回家成為家庭婦女。這也是當時政府鼓勵的精兵簡政，大約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失業問題。退下來的人還獎勵一百元人民幣，那可不是小數目。四嬸用這錢買了個縫紉機，為家人縫補衣服。
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生的。哪想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次年，一九六六年開始了。作為有過一年國民政府士官學校經歷的四叔厄運隨之而來。
其實四叔之所以復員回了老家，就是因為他是起義的士官，加上出身地主，在黃埔又集體加入國民黨，不為部隊信任，成為清理對象。
到了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的一九六八年，他被揪出來批鬥，被抄家，被拷打。他的主要罪行有兩個，一個是歷史問題，因為他在國民政府的軍官學校學習過一年，還是國民黨黨員；另一個是土改後無家可歸的老丈人住在家裏，這是包庇地主分子。當然他本人出身地主，也是先天的罪孽。
縣革命委員會先是派人抄家，把四叔的立功報喜證書和革命軍人證書拿走了。然後就給他掛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鬥爭。他失去教書的資格，在學校勞動改造。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從下午就批鬥他，直到晚上八點。革命家們吃完晚飯，接着拷打他，逼迫他交待除了參加國民黨，還參加過三青團。四叔是在黃埔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也從未隱瞞過。但他的確沒有參加過三青團。他的否認帶來更重的刑訊，把衣服全扒下來打。當時還提出另外兩個人，一個叫李相林，一個叫李范春，叫四叔揭發。但四叔根本不認識他們，說不出人家需要的材料。直打到半夜，才放四叔回家。
在挨打時四叔講：「我聽說參過軍的人不能打」。但革委會的人說：「比你功勞大的人全打暈了，你算什麼！」
九月七日在全國各省均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那一天晚上，學校召開慶祝會。學校有三個人被鬥爭的人當然無權參加，被要求收拾房間。根據革委會的說法，四叔幹完活，說到廁所去，就到附近黑魚泡投水自殺了。那天就是有名的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慶祝社論，郵電部發行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紀念郵票。由於不能把台灣紅起來，在郵票的地圖上，中國大陸是紅色的，台灣是白色的，有兩個中國之嫌，這套郵票在第二天被緊急回收，只有少量保留下來，成為日後最值錢的郵票，最高的價格在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保有這張郵票的人發了大財。但四叔卻是這一歷史事件中最不起眼的一塊墊腳石。
革委會在當時是這樣給四叔作的結論：人死有罪，東西有毒，家屬問題沒完。這裏所說的東西就是四叔的軍功證明，因為抗美援朝是由彭德懷指揮的，而彭德懷既然是反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以他名義頒發的證件當然就是有毒的了。
四叔到底是怎樣死的，但現在也不清楚。東北的濕地很多，當地叫泡子。黑魚泡就是這樣的濕地，水並不深，很難設想能在這裏跳河自殺。四叔的頭部太陽穴和牙床全有淤血，可身上的衣服卻沒有泥，襪子上也沒有泥，鞋找不到了。四嬸是到水裏把四叔的遺體撈出來，搞得渾身泥濘，要回家換衣服，才能與十三歲的大兒子一道把四叔拉回家，清理安葬。
縣革委會的人根本不承認批鬥拷打的事，只是說叫四叔寫交待材料，他就抗拒群眾運動，畏罪自殺。
四叔去世時，四嬸四十六歲，全家瞬時沒有了任何收入，還要頂着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家屬帽子，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拉扯大，當時最小的男孩才兩歲。她所受的痛苦和磨難可想而知。
四嬸在當年十二月寫給唯一還有聯繫的五叔一封信，卻不敢告訴四叔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只婉轉地說四叔身體很不好，以後來信就寫她收為便。至親的人去世了，對兄弟連說也不敢說，孩子又小，也不能對他們說什麼，她內心要承擔多大的痛苦呀。
據老家的親戚講，四叔剛去世時，四嬸也曾一度失去生活信心。一天晚上四嬸突然對孩子們說：「要不，咱們找你爸爸去吧。」兩個大一點的孩子知道家裏遇到了災難，也知道大人這句話的分量，兩歲的小兒子竟然也能明白：「媽媽，我們別死了，死了就像爸爸一樣回不來了。」頓時一家人哭作一團。哭聲驚動了鄰家周奶奶，老人家跑來苦勸了一夜，後來周奶奶經常晚睡前到四嬸門前看一下。
她每天白天外出打工，晚上還要背回燒柴，她割過草、插過樹苗、摘過菜，承受了男人都難以忍受的勞苦。在七O年到七九年的十年間，為了讓子女能有一個好一點的生活和教育環境，她就用人力車每次推着五百多斤重的煤，每天要走上六十多里路，給各家送煤。
當時有人勸四嬸改嫁，找一個出身「好」的，日子會好過些，四嬸對此置之不理。四叔有個堂兄，我們應當稱他為老叔。土改時因在外地讀書被定為「逃亡地主」，下放農村勞動，正巧在距四叔家十幾里地。老叔得知四叔噩耗前來探望，表示他可以收養孩子，以便四嬸改嫁。四嬸毅然地說：「老哥，你放心，我過得起就過，過不起我帶孩子去找他（指四叔），我決不會讓孩子改姓。」
就是這樣，即使生活再艱苦，她也沒有讓兒女耽誤一天的學業。是她的堅毅才使這個家庭艱難的生存下來，是她的堅強使小兒子八三年考上了吉林大學，成為家人的驕傲。
文革對四嬸來說這是她一生的第二次磨難，在她二十四歲時，一九四六年趕上土改，她遭受了很多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造反的地痞二流子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對富裕的家庭一個個審問，逼迫他們交出錢財。四嬸是老二，本來應當是大姐去應訊。但她知道大姐比較懦弱，不禁打，主動代大姐去了。審訊的人把四嬸吊在房樑上刑訊，企圖逼出並不存在的浮財，但她從不叫一聲，也不胡說。四嬸的後背被打爛了，是好心人的遠方親戚給抬了出來，上了藥，才沒有感染，在床上趴着不能動，養了一周才逃過這一劫。
土改後的十來年，其他的親戚多設法陸續脫離開老家，而四嬸孩子幼小，迫於生計，無法外出，只好在大安忍辱負重。文革時四叔被害，她就更無法離開了。當她聽說潘家的祖墓要被推平佔用，四嬸又毅然承擔起兒媳的責任，不畏政治壓力，往返幾十里，在潘家圍子遠方親戚的協助下，把公公和婆婆的遺骨取出，用小推車推到大賚縣城的墓地重新安葬，從而保存下來昔日潘家的唯一痕跡。現在爺爺奶奶的墓地，是維繫潘家上百後代的心結，是漂泊五湖四海的子孫的根基所在。
那時手錶是很值錢的東西，是有緊急事情少數幾件可以換現金的物品。但四嬸在一九六九年把四叔的手錶和唯一的呢子褲子送給了五叔作為紀念。
文化大革命過後，四叔被「平反」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大安縣革命委員會，相當於今天的大安縣政府是這樣說的：「潘續武同志在一九六八年清隊中，因其參加國民黨的問題被停止工作反省。投南湖身死。經查證參加國民黨為一般黨員，已結論，為一般歷史問題。潘氏受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致死的，應按因公死亡處理。」
作為補助而不是賠償，政府給予二百元喪葬費，撫恤費二百八十元，補助欠債四百元。安排長子工作，月薪三十九元，安排女兒到集體企業工作。同時每月有不到三十元的補貼。
全部結論在一張粉紅色的紙上完成了。沒有提到被抄沒的家產，沒有提到四叔受到的刑訊折磨，甚至沒有提到四叔的死亡原因。當年一個起義士官，志願軍軍官就這樣做了文革的犧牲品，四嬸就接着為文化大革命當牛做馬。
今天再看那份文理不通的政府結論，被迫害致死是按「因公死亡處理」。「公」應當就是政府的事，這等於承認當年那麼多的生靈是被政府斷送了寶貴的生命，倒也是說了實話。
劫後的四嬸照顧了兒女又開始照顧孫子外孫女，並把他們送上大學。她給予很多親友關愛，也得到了眾多親友的感恩。她幫助過的人，走到哪裏都沒有忘記她。
今年，二OO八年，在一年多中風癱瘓之後，四嬸離開了這個世界，遠在海南、綏化、大慶、錦州、長春、吉林及各地的親友全都趕來參加悼念。她是一個最普通的農村婦女，也是一個地主子女，或者更準確說是中國最後的士紳的女兒。在她的身上體現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那一部分。四叔也是地主的子女，或者說是東北農村最早經營商業的家庭的後代，他還是所謂最可愛的人，到朝鮮和美國作戰，九死一生。他在黃埔軍校一年的士官訓練，使得他掌握了一般匆忙入朝戰士不懂得的炮兵技術，為此立了戰功。但他的出身，他的訓練卻還是他無論如何也擺脫不開的致命之傷。在他死前的頭一天晚上，四嬸不解地問他：「你不是為共產黨立過功嗎？」。她當然沒法明白三個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其實我也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