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有言：除了沙漠，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時候，村裏的人分三六九等：左的有貧農、僱農、下中農，中的有中農、富裕中農，右的有地主、富農。後來右的擴大了，除了地主、富農外，還有反革命（歷史、現行）、壞分子、右派分子，稱「五類分子」。貧下中農是革命左派，地富反壞右是反動派，中農是團結對象。
我家是富農。其實土改前也就是有幾間房，幾十畝地，有兩輛馬車，在農忙時僱用幾個短工而已。因村里沒有比我家更富裕的了，村里要搞土改鬥爭，只能拿我家開刀。於是被分了房、分了地、分了財產。分了就分了，但這頂富農的帽子，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家每個人頭上整整四十年。這是忍辱負重的四十年，我們只能彎腰低頭，夾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見我們像見了瘟神一樣，遠遠地躲開。
富農是「五類分子」的老二，是革命的對象。反右傾、拔白旗、四清、揭階級鬥爭蓋子、批四舊、刮十二級風暴，哪一次運動都逃不了。富農叔父們一個個被觸及靈魂皮肉的批判，雖然他們一次懺悔、低頭認罪，卻逃不脫批鬥的命運。因為不批鬥他們，村裏的鬥爭就無法搞起來。我記得，富農分子的四叔，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因有一手好農活，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種豆子。種完豆，還剩下一把豆種，四叔想揣回家為得水腫病的四嬸熬水喝，又怕村頭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種埋在地頭上。不知是四叔忘了還是害怕，等到人們到南山坡地鋤地時，發現地頭上那一把豆種長出茂密密的一叢。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四叔當場被揪出來批鬥，不知誰從廟裏抬出一個鐵鐘，扣在四叔頭上，可憐的四叔戴着五十多斤的鐵鐘，在熱辣辣太陽底下和人們的批鬥聲中倒下去，永遠地倒下去了。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這在人們眼裏叫「罪有應得」。
我因家庭是富農，中學畢業與大學無緣，回到家鄉遼寧省本溪縣南甸子公社小峪大隊腰隊務農。富農在我心中是一種恐懼，一種恥辱，一種罪過。貧下中農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學，有的進城當了工人，有的參軍當了兵，留在村裏的有當隊長、會計、出納、記工員的，有當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的，就是幹活也是看場院、看瓜地、看菜園、趕馬車等輕活。而最髒最累最苦最危險的活兒是富農和他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們。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頭，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頭砸在腳上，無錢醫治，落下了跛足。初春冰雪剛融，架浮橋、打稻埂這些活就是富農分子五叔六叔的了，刺骨的河水泥水，使他們腿上爬滿了曲曲彎彎的靜脈血管兒，潰爛發膿。那年冬月，村里修小水電站，挑選我們幾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十里外的河邊修電站。白天在結冰的河裏打樁攔河，不到一小時就凍得渾身發抖，上岸喝一口老白乾酒，再跳進河裏。夜裏挖機坑，在水裏寒風裏，一直干到深夜。過年到了，水電站修好了。我們還是與家庭劃不清界限，還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為了劃清界限，叔家三弟批判老父，光批判還不行，專政大軍還讓他打老父，才能觸及皮肉靈魂。三弟幾次揚起手，都不忍出手，專政大軍頭頭說，「你不會打，我教你。」說着朝五叔臉上打去，五叔臉上立即成了血饅頭。三弟哭了昏過去。其實富農子女與富農分子沒有什麼區別，老一輩富農死了，村里還得鬥下去，鬥的對象就是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那一次，我和貧農青年丁二在牛棚里除糞，本來除這一圈牛糞是我們倆人的任務，這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欄杆上抽煙。我在牛圈裏除糞，只剩下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除糞，丁二不干，悠蕩着二郎腿說：「今個是讓你孝敬俺貧下中農的，我是教育你的，怎麼，不服氣嗎？」說着站起用糞叉朝我揚起一臉牛糞。那時我真的忘記我是富農了，也用糞叉朝他揚糞，誰知那糞叉把他的手指劃破了。這下我闖了大禍，「地主富農反把，打貧農了！」丁二大叫着。隊長跑過來見狀，不由分曉，當即叫民兵連長押我送公社派出所。所長喝斥一頓後，把我送進小號。笫三天，我被放出來。後來我才知道，我被送走後，媽媽送給隊長五十元，又給丁二五十元，又給丁二做了二碗麵條雞蛋湯。要知道那一百元錢是我家唯一的積蓄啊！這還不算完，在後來的運動中，都少不了我這個活靶子。
富農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老婆。人家貧下中農子女，一個個娶上了如花似玉的媳婦，而富農子女一個個三十好幾歲，還沒有成親。七嬸家有三個兒子，身子健壯，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歲了，還沒有成親，總不能打光棍呀，七嬸愁白了頭髮。那年月，誰願意嫁給富農的兒子當老婆呀！貧下中農家自不必說，就是地主富農家的子女也不願意，這不是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嗎！沒有媒人說親，七嬸就去求親戚，親戚也無奈。後來總算找到一個腿腳殘疾比兒子大五歲的姑娘成了親。可還有兩個兒子怎麼辦？
秋後，打穀場上開始分口糧了，這是村里最高興的一天。可對富農來說能高興起來嗎？揚場上頭風揚的糧是最成實的好糧，下頭風是干憋的半成糧。貧下中農分得是上成好糧，富農分得是半成糧。春黃不接時，上邊撥下救濟糧，貧下中農分得米麵，富農分得是糠皮。縱然如此，能填飽肚子就燒高香了。這是「給出路」政策。
轉眼過年到了，村里照例要扭上幾天秧歌。男女老少扮裝上場，隨着鏗鏘的鑼鼓聲，盡情地扭出一年的歡樂。扭秧歌要吹鎖吶，打大鼓，鼓很大，兩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歷來都是富農分子，後來富農年歲大了，抬不動了，就由富農的子弟來接班。那會兒有個笑話，一小伙子到外村相親，女方父親是個教師，假裝斯文，問：「小伙子，台甫怎麼稱呼？」小伙子一時蒙了，答：「俺是貧農，不抬鼓，地主富農抬鼓。」幾十斤的大鼓，綁上鼓架，扛在肩上，從這院抬到那院，從這街抬到那街，從這村抬到那村，從早上抬到晚上，從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兩個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響，一天下來，就癱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階級敵人難受之時」。
年三十晚上，富農家不許放鞭炮快樂，我站在窗前看貧下中農放鞭炮，無語流淚，大聲喊：「富農也是人，就因為過去家有幾間房幾畝地，為什麼呀，這也是罪過嗎？」
回想當年，無限感慨。套用一位專家現在的話說，誰叫你不幸生在富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