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他拉着燈找罐子小便，外邊哨兵喊誰開的燈，他趕快就關上。結果兩個哨兵進來說他違犯了監規，狠狠地扇了他幾個耳光。他心裏不滿，待兩個哨兵走後，他就放開嗓子高唱國際歌，這下闖了大禍。不到兩分鐘進來好幾個軍人，不由分說，先是對他一頓拳打腳踢，再後給戴上了反背銬。這次銬了一個多月，吃飯都是那幾個犯人餵他。說實在話反背銬還好點，最怕的是二郎擔山，那種銬法一般人都受不了，就是讓你一隻手從前面朝上往後再往下，一個手從後面往上，然後把你的兩隻手強硬拉在一起銬住。那時候的土銬子是馬掌式的，不象現在的銬子中間還有根鏈，那種馬掌銬一點活動的餘地都沒有，如果給你來個二郎擔山，半小時都用不了胳膊就得腫起來。
「共產黨的監獄比國民黨監獄還殘酷！」此言出自原衛生部長崔月犁先生之口。崔是老布爾維什克，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羅織為簿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在北京秦城監獄被整整關押了八年，有四年時間戴着手銬過日子，一個時候也被反銬過。後來「解放」了，談及往事十分憤慨。郭家一因唱「國際歌」惹怒了看守監獄的軍人，自此與銬子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說銬子銬人有許多姿勢和講究，僅就姿勢的名稱就有超手銬、觀音銬、背銬、後背銬、反背銬、二郎擔山等，好在他只銬了一次「二郎擔山」（四川叫蘇秦背劍），兩條胳膊至今還天陰發麻，總算膀子還在。所以他永遠都在感謝無產階級偉大的「人道主義」。
死刑與他擦身而過
荒唐的歲月，荒唐的社會，在那個荒唐的時代里連神聖的法律也是荒唐的。對人犯的判處根本無法可依，全從政治需要出發。政冶需要殺人，從監獄裏拉出去斃了就是；若不需要就關在籠子裏，每天不就幾兩糧食而已。草菅人命過去只從書本里看到，毛澤東的瘋狂行為卻給它作了最好的註解。
他一直關到1970年3月6日，等於關了整整三年半。到了3月6日那天，又突然進來幾個"解放軍"給他戴上銬子說了一句：明天讓你出去一趟。第二天一早天剛剛亮，幾個軍人揣着衝鋒鎗進來，幾下就把他拖出去裝上一輛吉普車。他坐在後排兩個"解放軍"的中間，前邊那個"解放軍"的槍始終握得很緊。車開出院子後他問去哪裏？旁邊一個"解放軍"厲聲說少廢話，到時候你就知道了。車穿行保德那條唯一的街道時，他看見街道寫的標語全是「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郭家一」和「打倒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的口號，名字上還打着紅叉。當時他心想這下完啦，是不是要秘密槍斃。後來越走越遠，他意識到可能是要換地方。途中一個"解放軍"對另一個"解放軍"說，這小子呼出來的氣真臭，他心想三年半不讓老子刷牙能不臭嗎！到了中午車開進了神池縣的公安局院子裏，然後把他臨時寄押在看守們的院子裏，"解放軍"就吃飯去了。這家看守所只給他吃了一個窩頭，喝了一碗涼水。下午3點鐘把他又押上了吉普車，不到10分鐘車停在了神池火車站，當晚把他押送到了忻州看守所。他進去發現一個號里關了50多個犯人，坐都沒地方坐，這才聽說是把犯人集中起來明天要宣判。
第二天早晨開始一個一個叫出去，他是第七個被叫出去的。剛一出門兩個"解放軍"就把他扣倒在地下，銬子也沒卸，又給他綁了一根繩子，然後就象扔東西一樣把他扔進了卡車槽子裏，在車上又給他的嘴裏拴了一根繩子，小腿上綁了一根很粗的鐵絲，脖子上掛了一塊牌子。當時他以為要槍斃，說心裏話又是銬子又是繩子太難受，真希望一槍斃了痛快。等到中午11點鐘宣判大會開始了，宣判的第一個是死刑，第二個還是死刑，幸運的是第三個宣判他的時候卻成了無期徒刑。據說當時給他報的也是死刑，後來沒批就改判成了無期徒刑。宣判完以後，他和一幫犯人又被拉去遊街，游完街那個死刑犯就槍斃了。當晚他被押回了保德，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早晨，天還沒亮又把一幫犯人叫起來了，給其中一個死刑犯美美地吃了一頓肉菜，那個死刑犯還給他要了一大碗。上午九點鐘才把他們兩個人拉出去，在幾個犯人的陪同下，又把他倆宣判了一遍。宣判完之後，那個死刑犯被拉出去槍斃了。他等於參加了兩次盛大的死刑典禮。
第二天把他叫出去按手印，就和楊白勞一樣，不讓看是什麼東西。後來才知道，那份刑事判決書頂頭有句紅字的「最高指示」：「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他的主要內容是：郭家一，在反右鬥爭中因猖狂向党進攻，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定為右派分子。1960年到保中任教，只給生活費，群眾監督改造。但郭犯拒絕改造，歪曲黨的教育方針，作風敗壞，亂搞男女關係。從1963年以來書寫反動日記近20本。郭犯在日記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三面紅旗，瘋狂抵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與帝、修、反遙相呼應，確係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嚴重，民憤極大，故依法判處郭家一無期徒刑。
看完這份（70）保軍刑判字第3號判決書之後，人們不禁會問他：郭家一到底犯了什從罪？日記里真的攻擊過毛主席嗎？他說：攻擊毛的一個字都沒有，他們就是認為日記里的穆罕默德是影射毛主席。至於問到亂搞男女關係一事，說的就是那個北京下放的侯老師吃那口菜引起的，再加上當時他的學校還有一個從北京下放下來姓朱的女老師，她是上海姑娘，穿的很時髦，是縣上唯一穿裙子的姑娘。她倆當時都結婚了，比他還大點。文化素質都很好，平時他們處的挺不錯，絕對沒有判決書上所想像的那種男女關係。最多也就月底沒錢了找她們借個一塊兩塊的。剛開始整他的時候，不知哪個缺德鬼以漫畫的形式給朱老師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畫的她穿個裙子，裙子上站着兩個人，右面是他，左面是從天津下放來的楊老師。這張漫畫把人家朱老師弄得頭都抬不起來，後來他們幾個相互之間話都不敢說了。就憑這些憑想像的不實之詞，就把他判成無期徒刑，請問除中國外，世界上哪有這樣荒唐的法律和荒唐的法官？
他剛接到判決書之後覺得法官歪曲了事實，堅決不同意這個說法。結果辦案的人說，毛主席你都敢反對，搞兩個女人那還不是小菜一碟，再說又不是選你當模範。氣得他再沒提這事。結果他又對辦案人員說我就不是地主。一個公安大聲說，你爺爺是地主你爸爸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以後你的兒子、孫子都是地主。這時他氣的實在不行了，就頂了句：你把我寫成蔣介石算了！這句話把在場的兩個公安氣壞了。那年頭不管什麼罪，只要給你定了你就得認可，不認也不行。判刑後的3月28日那天一早，通知讓他收拾東西。有什麼收拾的？不到一分鐘他就把一床爛被子和兩件爛衣服卷在一起，去了離太原不遠的祁縣山西省第一監獄。這裏關了好幾千犯人，剛進去先是去集訓隊訓練，誰不聽話就往死里打，必須讓你適應那種環境。一個月後把他分到被服廠畫裁工作服。不久他父親來看了他一次。父親說，軍管組的人把宣判他的佈告一直貼到了寧武縣頭馬營村的大隊部門口，他和他母親知道後誰都不想去看，大隊部強行把他倆有意拉去念佈告，整得二位老人門都不敢出。
不久他又去機械車間，從事過生產汽車配件的勞動，也經常給犯人講課。這裏關了不少右派，北京來的最多。人民大學的葛佩琦就和他關在一起。記得那時他們一起用改錐上螺絲，葛佩琦說太慢，非要設計一個電動改錐不可，管教幹部知道後罵他臭右派還會設計電動改錐。他是30年代從北大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寫過好多書和文章，設計個電動改錐應該沒有問題。但在管教幹部眼裏，葛佩琦還沒他們的本事大。他在裏邊關了13年，什麼怪事都碰上過。比如和他關在一起的犯人，有的是因為起名字進去的。有個犯人出身於舊職員家庭，他先後生了3個孩子，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給老大起名叫愛國，老二起名叫愛民，最後給老三起名叫愛黨，本來挺好的名字，結果讓人家發現3個孩子的名字加起來正好是個國民黨。硬說他反動本質不變，熱愛國民黨。文革期間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判了10年刑。還有內蒙古一個19歲的小伙子，喊毛主席萬歲和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時喊反了，也判了10年徒刑。
突然神話似的「平反」歸家
中國的事說變就變，有時變得使你不敢相信。1971年發生「9·13林彪事件」，1976年毛澤東命歸西天，同年10月打倒「四川幫」，1978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監獄裏都有過浪潮，但最熱鬧的還是三中全會以後。剛開完三中全會，監獄裏就有不少犯人偷偷地寫申訴信。他也悄悄地寫了兩封，托釋放的犯人帶出去分別寄往保德和北大。過了兩個月沒什麼反應，他又寫了一封托獄友寄往省高級法院。等了一個多月仍然沒有回音，但這時候北大給他回信了，而且還給他寄來一份改正右派的決定和壓了19年的畢業證書。這下使他對申訴有了信心，趕緊又寫了一封，托人寄往最高人民法院。不到半年時間中央就有了答覆。
記得1979年11月1日那天，他正在監獄裏啃着窩頭吃中午飯，一個管教幹部突然走到他跟前笑眯眯地說了一句，去趟辦公室，今天要放你。他說是不是和他開玩笑。管教說這種玩笑誰敢開。聽了這話當時他非常激動，三步並成兩步跑到辦公室就辦了手續。然後又飛一樣跑回號里捲住被褥，趕忙去和幾個獄友告別了一下，又回到號里。突然他冷靜了許多，坐了幾分鐘後穿着那身灰色的囚服，背着那床13年前帶進去的爛被褥和幾件爛衣服，手裏捏着一份無罪釋放通知書不緊不慢，不哭也不笑地走出了那座電網和高牆底下的鐵大門。剛剛出門就看見兩個年輕公安向他走來，當時他想這又是怎麼回事？還沒等他們走近，其中一個喊了一聲郭老師。我這才放下心來，原來他倆都是他的學生，是保德縣公安局派來接他的。晚上他們趕到太原後，他倆把他帶進了一家小飯館，要了好多餃子。雖然13年沒吃幾頓餃子，但這時候他根本吃不進去，一心想回家看看媽媽，可是又不知媽媽和弟弟住在什麼地方。
當晚他只好和他倆一起住進了招待所。整整一夜他連眼睛都沒合一下，第二天他們上街買東西去了。他便打聽到弟弟的單位找到了弟弟，當他對弟弟說：他無罪釋放了。弟弟不敢相信，感到非常奇怪。因為不久前弟弟還去監獄看過他一次，並提醒他要申訴。當時隊長在旁邊監視着他，所以他對弟弟說不準備申訴，按照監獄裏的慣例，只要申訴就是不認罪服法，不認罪服法的犯人要加刑的。其實給弟弟說這話的時候，他已經把好幾封信都偷偷地寄出去了。
等他給弟弟說明情況之後，弟兄倆人急忙一起回家。走到門口時，弟弟怕幾十年沒見過他的母親驚喜過度出事，反會樂極生悲。於是弟弟先跑了兩步進去對母親說：媽，二哥回來了！他從門縫看見母親把弟弟狠狠地瞪了一眼，說道，你胡說什麼呀！這時，他迫不及待地推門進去跑到了母親身邊，母親看見他一下怔住了，似乎有點不相信是他。頓時母親一把拉住他的手，眼淚不停地往外流。這時弟弟也跟着母親哭了，他卻勸他們不要哭。母親邊哭邊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我是無罪釋放的。母親又接着問你姐姐和哥哥呢，他說他們也沒有罪，這時母親哭的更傷心了，並且說共產黨竟冤枉好人。當初我還以為你們幾個真的犯了那麼重的法……好幾天他母親都不讓他幹活，盡給兒子做好吃的。
重新回到保德的郭家一已經是43歲的中年人了。他再一次被安排到了13年前離開的那所中學工作。這時候人們的觀念在逐步地產生着變化，從而使郭家一年年是先進，處處是楷模。郭家一為了證實自己不反黨，他還特意寫申請入了黨。很快他便獲得了年輕而又漂亮的女子康竹梅的信任，並且建立了美滿的小家庭。1983年他們雙雙被調入了忻州教育學院任教，郭家一被評上了副教授的職稱。這些年他在全國的報刊上發表了多篇學術性論文。目前退休後的郭家一被太原一家規模較大的私立學校聘任為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