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湖區和現在一樣，修水利是每年冬季必不可少的節目。我下放的黃茅洲區與南大區、草尾區以及茶盤洲農場、千山紅農場連成一片，是洞庭湖區中央最大的「垸子」，而一到冬天，卻還要組織全體勞動力修築新的堤壩，繼續向外擴展。那時候的口號是「向湖水要糧」，和現在所說的「退田還湖」，正好相映成趣。據我所知，現在的冬修水利一般只限於加固堤防，不再圍墾新的湖洲，特別是在98年特大洪水襲擊長江、洞庭湖流域之後。
1971年冬，我隨垸內數萬男勞力步行五十餘里，沿塞陽運河直抵五門閘外的賀興洲，我們要在這裏築堤圍墾，將上萬畝湖洲納入「垸子」變成新的良田。我們住的是蘆葦搭起來的工棚，上面可以透過葦杆間的縫隙觀看星光的閃爍，若下雨必用臉盆水桶四處接漏。睡的「通鋪」也是蘆葦搭成，下面開溝將挖出的土塊堆起，上面架上捆成把子的蘆葦。床鋪很結實，略為凹凸，尚能忍受。鋪下面開的溝內卻積滿滲出的水，使我們的被褥潮得滯手。
吃的遠比在知青點要好，大鍋飯雖不是儘量，但搶飯得法，吃飽不成問題。訣竅是第一碗不盛滿，迅速吃完後將第二碗按緊堆起，若再吃完還僥倖能搶到塊鍋巴，肚子裏就基本上會感到些飽脹的快感了。還不時有些肉吃，肥瘦相間，四、五分厚，只擱鹽絕無醬油。那肉有時吃起來很費勁，須反覆咀嚼，最後還是經常得囫圇咽下。聽農民們說，那就是著名的豬婆肉，而且是下崽下到了育齡極限的老豬婆。
工作卻是超級強度的，取土處離築堤處約二百米遠近，泥土極鬆軟，基本上不用鋤頭，使用得最多的，是木鍬前麵包上鐵皮尖頭，號稱「指甲鍬」的，因前端兩邊伸出兩個長長的鐵尖，狀似指甲而得名。指甲鍬在使用者手中旋轉飛舞，兩三下就切下一塊四五十斤重的長方形泥塊來，反手拍在箢箕里。一擔箢箕放上四塊，就將近二百斤了，稍為瘦弱者便奈不何。行走的路線同樣通過鬆軟地帶，腳踩下去又象走浪橋又象陷在棉花堆里，無比吃力。向堤上登攀時更須見功力，扁擔壓彎了，箢箕會在堤坡上拖擦，而增加極大阻力，必須雙手努力向上提，使箢箕底部與堤坡脫離接觸。那是需要全身每一塊筋肉都處於絕對緊張狀態的勞作。好在那時我不過二十出頭，又在中小學期間經省中心青少年業餘體校長期的半專業游泳、田徑訓練，打下的體質基礎較好，故尚能勉強應付。
沒想到問題出在那潮濕的工棚上。大約一周後，早上起床時穿褲子，膝蓋疼得不能打彎，用手摸可以感覺到發燙。一起來挑堤的同學中有父母當醫生的，略懂醫學術語，告知這必是急性關節炎無疑。我聽了不禁大喜，當即跟帶隊來的生產隊長請假，向他挽起褲腳展示已見發紅的膝蓋。隊長模了摸，點頭說確實燙手，這麼遠你走又走不回去，就在這裏休息吧，工分照記。我於是開始堂而皇之地瘸着腿遊蕩，將附近其它公社和大隊的同學們都走訪了一遍。
膝蓋剛剛有所好轉，有另一公社的同學興沖沖地來通知我，說黃茅洲區「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重新召集集中。這個宣傳隊並無常設機構，但每年都會在冬季農閒時集中排練節目，目的總是為了參加縣裏組織的文藝匯演。隊員大部分是知青，也有「文革」中下放回鄉的原縣劇團的人。成員按特長分為樂隊和演員隊，節目不外乎歌舞、曲藝、樣板戲片段、器樂獨奏合奏之類。我自下鄉第一年就是該隊隊員，直到離鄉回到城裏的五、六年間，無一年間斷。聽到這個好消息，真是心裏樂開了花。趕緊打背包，約齊其他宣傳隊成員，當天就出發了。腿疼走不動，就沿路搭拖拉機，也花錢搭了一截機帆船，天黑前回到我下放的隊上，第二天中午到達區政府所在地黃茅洲報到。
節目排練了不到一周，離縣裏匯演時期尚遠，區里卻催着我們再到賀興洲去為挑堤的民工演出。這回出行就比較神氣了，包了一艘機帆船，大家一路邊欣賞運河沿岸風景，邊連說帶唱，整個一付文藝工作者下鄉的派頭。到了目的地也不再住工棚了，而是被安排在老堤內一個大隊部里住宿。特別記得那天的晚餐，米飯多得吃不完，根本不用使用搶飯的技巧。還有好幾大蒸缽豬肉，和辣椒煮在一起，香氣撲鼻。這餐晚飯還有幾個留在賀興洲挑堤的知青和我們一起吃的，是經宣傳隊長特許，說飯菜多吃不完，招待招待同學也是好事。
剛吃完晚飯，我們生產隊的幾個青年農民就找我來了。見了面就哈哈大笑，說：「戲子師傅來了？今朝夜裏風蠻大，攢勁唱啊！不然鬼聽得到喔？」我便也笑：「聽不到就看人影子，總比栽在棚子裏講信河強吧？」又問他們堤挑得離標高還有好多，幾時可以打轉回隊上？他們都唉聲嘆氣起來，告訴我這幾天堤竟越挑越矮了，原來是地面太軟，承受不住堤身的重壓，挑着挑着兩邊就鼓了出來，根本不象是堤壩，倒象是白案師傅揉好了準備切饅頭的「面龍」。我問，那怎麼搞？他們說，原來每挑一層土就用拖拉機壓緊一層，現在已經不敢壓了，管他娘，就這樣一路挑上去，差不多夠高就散工！我心想，那樣的堤擋得汛期的水住？這時宣傳隊的隊長喊化妝了，我趕緊打發他們走，說，等下看戲吧，這隊長是區裏的幹部，好惡的。他們還有些不甘心，邊磨磨蹭蹭往外走邊說，不就是搽點紅嗎？又不得把你們那些女知青的臉塊看成了綠的。
演出的台子就搭在新築的堤附近，半人高，僅十來平方米，是木板的，下面的柱腳不太結實，站上去搖搖晃晃。台前掛了兩盞煤氣燈，發出「嘶嘶」帶響的光芒，照得台上一片慘白。原來的幾個保留節目如三句半、對口詞、小話劇一一演了下去，台下的喧鬧一直沒有停止。宣傳隊長是區衛生防疫站抽調來的李大姐，是個北方人，站在台後面嗓門挺大地說：「觀眾太沒文化，不願聽說的，快快快，上唱的！」這是該我上了。我將從長沙帶下鄉的那件破羊皮襖翻轉過來穿上，剛要上台，李大姐又拉住我說：「別唱打虎上山了，唱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我傻了，說：「調門太高，我唱不了！」她不由分說地：「叫拉胡琴的降調！這段子是指揮部點的，專為鼓舞士氣，不然民工心都散了，這堤要挑到哪天才是頭啊？」話說到這個份上，只差沒明說是政治任務了，我只好連忙脫了皮襖，縱身上了台子。
腳下的木板一陣亂晃，拉胡琴的老楊趕緊蹲下，沖我叫着：「秀氣點！莫踩塌了！」過門之後，我一開口就知道糟了，准唱不上去。果然，到第三句「一青松啊……」逼得我只能一下子落下來一個八度。心裏正在懊惱，台下卻有一迭連聲的叫好聲傳來。我定睛看去，明明是我們生產隊那幾個青年農民，不由得精神一振。有了自己的基本觀眾，自然得要更加賣力才是。我一口氣唱了下來，沒再出差錯。之後又加了一段打虎上山，還返場唱了一首挑擔茶葉上北京，才高高興興下了台。
後面一個節目是女知青們的舞蹈，好象是採茶舞吧？反正跳的時候因為台子太小人擠人，所有的動作都縮小到正常動作的三分之一，而且為了怕台子塌掉，基本上只有上肢在動，腳只是在台上蹭來蹭去，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
節目演完了，觀眾們還捨不得走，圍在台前嚷「再唱一個」。指揮部來了個副指揮長，爬上台吼了一通什麼「要感謝上級領導的關懷」啦，什麼「演員同志們很辛苦」啦，什麼「希望大家看了戲，明天革命幹勁沖雲天」啦等等，才哄得民工們戀戀不捨地逐漸散去。我們生產隊那幾個青年又把我圍住了，硬說我唱得象廣播裏的一模一樣，哪裏有什麼唱砸了？我解釋了半天高八度低八度，他們還是不得要領，說能唱到這個樣子要得了，考縣劇團都夠水平了。
晚上睡覺前，李大姐還召集開了個總結會，說大家在這麼簡陋的條件下，演出還是高質量嚴要求的，可見與貧下中農的感情已經很深，主席教導的接受再教育已經初見成效。我和拉胡琴的老楊搶着承擔責任，解釋唱段唱不上去降八度的原因。李大姐卻說，只要觀眾沒聽出來，我們就算完成任務，我還怕你迎着風唱啞了嗓子，影響到縣裏的匯演呢，那才是不惜一切代價拼老命的時候嘛！她接着又表揚了女知青們有應變能力，台子小不結實，馬上曉得只做樣子不真跳，下次再遇到類似情況還要汲取這次的經驗。
這兩年老在電視上看到中央電視台「心連心」藝術團，不時到某某革命老區或偏遠山鄉為群眾演出，就不禁要想，不知他們是如何在演出條件受限制的情況下，變通表演形式、縮減表演質量的？或許他們不象我一樣，因為是真正的藝術家送真正的藝術下鄉，而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崇高感吧？我當時可是覺得台上台下都是一起挑堤的夥伴，你們只要不嫌棄肯跟着笑，就是學狗叫我也願意。是我當時的想法與貧下中農更「心連心」，還是現在的「大腕兒」們比我更「心連心」？真是很難說清楚。
賀興洲我再也沒去過，聽說也再去不成了，因為地基太軟，堤壩終於沒有築成，那裏至今還是湖面。那麼多人的勞動白費了，我的膝蓋白白髮了一回炎。說到底這還是幸事，特別在98年大洪水之後，我進一步明白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