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圖為當年的一幅相關宣傳海報。
55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緊接着在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中城市的400多萬中學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屆、67屆和68屆，即老三屆）一鍋端，幾乎都被送下農村。我在文革前就讀於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屆，正趕上上山下鄉這一波，從69年3月到73年10月，當了差不多5年的農民。
現在我們都知道，所謂現代化，就是城市化。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一個重大現象就是大量的農民進城當了工人。然而在文革，事情卻是反過來的，那時是大量的城市人上山下鄉當農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也就是有超過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毛時代——尤其是文革——的反現代化，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50年代，毛澤東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1955年，毛澤東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但同樣是號召知識青年下農村，50年代和文革還是很不一樣的。
50年代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主要是指回鄉知青，也就是本來就在農村的知識青年。那時候當局樹立的知青榜樣，如邢燕子、董加耕，都是回鄉知青。物以希為貴。像邢燕子、董加耕這樣的農村青年，在學得知識後自願留在農村當農民，因此受到當局大力表彰，這正說明在當時這麼做的農村青年還是很少的，這正說明在當時多數農村青年在學得知識後，有條件有機會的還是進了城市當了工人。另外，在50年代，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主要是着眼於知識分子可以發揮有知識的長處，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
文革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一樣。文革期間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主要是指原來在城市裏的知識青年。另外它主要着眼的也不是知識青年發揮有知識的長處推動農村發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後來的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在當年，就毛澤東的一句話，幾百萬城市裏的中學生就都上山下鄉當了農民？
我一位同班同學，說來還是黑五類出身，早早就成了逍遙派，偉大領袖發號召上山下鄉，她就是不響應，任你工宣隊、軍宣隊和街道革委會百般動員，就是賴在家裏不走。兩年後附近小學缺老師，讓她當了代課老師。這時候，那些下了鄉的同學紛紛吃後悔藥，千方百計想回城，於是對這位同學很感佩服：怎麼你當時就敢不下去？她說：我不下又怎麼樣？他們總不致於把我捆起來押送下去吧。
說來也是。整個知青下鄉運動，從理論上講，是自願的而非強制的。那為什麼在當時絕大多數知青都下去了呢？難道他們都是完全出於自願嗎？當然不是。我以為至少有兩條原因。
其一，在當年，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體制（當時叫組織）之內，我們的一切都是被體制安排的，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都是被體制分配的。離開體制，或者說被體制拋棄，我們雖然不至於生路斷絕，但至少也是很渺茫、很沒着落的。
另一條原因就是「革命」那套話語或曰意識形態的巨大統攝力。在那時，我們中間的一些人，例如我自己，雖然已經對周圍的現實、對偉大領袖、對文革，乃至對體制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懷疑，但是還沒有掙脫革命那套話語的統攝。因此，面對「與工農相結合」這套革命大道理和非此即彼的抉擇，我們也選擇了認同，儘管暗含着諸多疑慮。
知青生涯對我們這代人是刻骨銘心的。我們這代人也寫下了大量的回憶與反思的文字。但其中有兩點最不容易被別人理解。其一是知青之苦。知青最大的苦還不是勞作的艱辛與生活的貧困，知青最大的苦是對前途的渺茫。這種苦是很難寫出來的。其二，毛時代，尤其是文革，在歷史上太獨特、太不正常，那個時代的人們的心態，很不容易被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包括外國人，包括我們的後代——所理解。知青生涯就是典型一例。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