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提筆，幾次放下。我想說，可不知從何說起。我想寫，可又不敢寫。我不知寫出來會傷及到誰、會觸及到哪位戰友心底最柔軟的地方，是否會再次掀開她們早已結痂的傷疤。還有，我該如何記述那些齷齪的往事，該如何思考那些男人的行為？為此，我遲遲沒有動筆。
可是，不寫，那段歷史隨着當事人的一一離世真的就會被翻過去，人們再也不會知道當年在沙漠，在兵團，甚至在我們五連這樣的先進連隊也有那些不能見光的事情，人們不能想到，當年的一紙號令，忽地把一批稚氣未脫的孩子，特別是一批不諳世事的女孩子放逐到農村，放逐到沙漠，那會引出多少不能言說的傷心故事。
為此，我提筆了。
被槍斃的連長
先說說我的連隊吧。
我的連隊是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四團五連。它處於烏蘭布和沙漠的邊緣，距巍巍的陰山有三四十里的路程。連隊駐地的四周是連綿起伏的沙包，目力所及之處除了一小片閃着波光的水窪，就是水窪周圍白花花的鹽鹼殼和偶爾冒出來的硬硬的蘆葦尖——那是我們剛到時唯一可見的綠色。水窪被人稱為「海子」，聽着還挺浪漫，可當我望向那漫漫黃沙，就知道，自己再也走不出去了。
我們是1969年4月到的第一批北京知青，接着又來了浙江、保定、呼市、上海、天津和北京第二批、第三批的知青。連隊很快就有了三百多號人。
最初迎接我們的是當地的幾十戶老職工和四名現役軍人及八九個復員老兵。
現役軍人是連長黃某某、指導員寧某某、醫生駱某某和副連長肖某某。他們來自不同的部隊。有的來自北京衛戍區，有的來自野戰軍。那麼，連隊裏的兩位最高領導——黃連長和寧指導員，誰又最具權威？誰才是連隊的老大？當然是黃連長！因為他來自北京，來自衛戍區，而指導員來自駐紮在河北的一支野戰部隊。誰都明白，京城的領導在氣勢上永遠高於地方的，儘管他倆平級。
黃連長是湖北人，個子不高，精瘦，臉黑，眼睛卻大大的，很有光澤。他常繃着臉，可眼睛卻似笑非笑，偶爾會眯着掃你一眼。他在隊列前很有威嚴，口令乾脆響亮，做事雷厲風行。五連在他的訓導下，很快成為在團里出名的紀律嚴明、內務整齊、幹活賣力的先進連隊。
正因為他的優秀，一年後，師部點名要調他去當師警通連（警衛與通訊連）的連長。臨行，五連給他開了隆重的歡送會，一些戰士還流了告別的淚。
黃連長能被重用，是五連一件令人驕傲的事。我們都以為他會很快高升，當個團長旅長什麼的。可突然有一天，傳來了這樣的消息——黃連長出事了，被判了死刑！
「什麼？黃連長出事了，出什麼事了？還是死刑？」
事情打聽下來，還確實如此！
原來，就在1971年，一個兵團級領導姦污多名女知青的事情被報告到中央，周總理一怒之下，下令在全國開展一場打擊迫害知識青年的運動，一時間，揭發、抓捕「壞人」的運動展開了，運動中，黃連長的事情被揭露出來。
據師部傳來的消息說，黃連長在警通連期間，利用自己的權力，對多名女戰士行為不軌，特別是跟兩個女知青有了不一般的關係。這事揭露出來後，黃連長知道大事不好，必定被抓，就獨自往沙漠深處跑去。他來到一個蒙古包前，見裏面有一個男人、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小男孩，便討要水喝。老人還給他倒了水。
不知這家人跟他說了什麼，一會兒，那個男人騎馬走了。可能連長感覺到那個男人是去師里報信了，便掄起鐵鍬把老太太打死了，然後拉起小男孩就往荒漠裏跑。就在他聽到有人聲傳來時，便一鍬拍在孩子頭上，又很快在沙包上挖了個坑，把還沒咽氣的孩子活埋了。
這一系列的動作真的就像電影，聽着都覺毛骨悚然。可這就是我們黃連長乾的！
就在轉年的元旦，黃連長在巴盟的一個廣場上被槍決了。據說，槍決前，公安部門找到他湖北的家，一來是通知家屬，二來是向家屬討要五分錢的槍子錢。可他的老婆沒給，硬生生地說：「我家沒這個人！」
五連人得知此事後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畢竟事情沒有發生在五連，大家也不知說什麼好。可是，有一天，我班裏的一個戰士突然說要跟我談談心，隨後告訴了我一段她親身的經歷。
那時，我已經是連隊女生文藝班的班長，戰士找我談心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要找我談心的是班裏最漂亮的姑娘小玉，她是北京第二批來的知青。
小玉說：「這事我在心裏憋了很長時間，我不敢說。現在黃連長的事被揭出來了我才敢說。他不是個好人！」
小玉的臉漲得紅紅的，停頓了半天才慢慢說道：「我到五連，是黃連長接的兵，所以來前我就跟他認識。到了連隊，他挺關心我，會跟我多聊幾句。有天晚上，他叫我出來，說是要聽聽我的思想匯報。連長帶我來到舊連部一個破房子的屋頂上，讓我坐在他身邊。其實我也不知談什麼，就隨便說說我對勞動的感想。說着說着，連長突然用他披着的軍大衣一下裹住了我，說內蒙古的夜晚涼，別凍着。他這樣一摟我，我就很緊張，可想到或許部隊的首長都是這樣關心小戰士的，就沒敢動彈。可沒過一會兒，他就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去摸我的後背，還問『你冷不冷呀？』這下，我嚇壞了，可我不敢喊，不敢反抗，只能說『不冷不冷。咱們走吧。』」
「我快速地站起來，朝梯子走去，連長也只能跟上。下到地面，連長拉住我，說：『好，今天就先談到這兒，你跟我到新連部去看看。』徐曉，你知道，咱們老連部與新連部之間有好幾座大沙包，周圍還那麼黑，我真是害怕呀，可又不敢違逆連長，只能硬着頭皮跟他走。幸虧，走了沒多遠，我聽到了有人說話——是我們排長大炮和小雙提着馬燈走過來了。我一下甩開連長的手，喊道：『我跟排長回宿舍了！』就一下撲到了大炮的懷裏。」
聽到這兒，我一直替小玉提着的心放了下來。這裏要解釋一下，大炮和小雙是我連隊兩個先進的女知青，她倆剛到連隊不久就被提為排長和副排長。小玉能在那天夜裏遇到她倆真是幸運，小玉躲過了一劫。
小玉說，她只把這件事跟我一人講了，希望我不要告訴給別人。為此，我也沒有把它匯報給連里，畢竟黃連長已經被懲治，之後的幾十年來也沒有跟任何人講起，我想，這樣的事說出來，傷害的就是小玉了。如今，小玉也走了。
這就是我們五連第一任連長的故事。
被雙開的指導員
下面要講的是我們指導員的故事。
自黃連長調到師部警通連後，五連連長的位子空缺了好長一段時間。
那麼，連隊的最高領導者就是寧指導員了。
寧指導員是河北邯鄲人。瘦高，臉黑，鼻子略短，嘴唇稍微內癟，說起話來帶有明顯的邯鄲腔，來五連時，不超過29歲。
說實在話，從人品上論，指導員沒得說：幹活不怕苦，身先士卒；管理連隊有想法，有規劃，哪裏需平地，哪裏該植樹，哪裏要開闢出一個足球場，哪裏要蓋個澡堂子，他會替戰士們想，並馬上實施；他大公無私，為了豐富戰士的業餘生活，提議連隊置辦一台小型電影放映機，當年那玩意250塊錢一台，他自己先掏50塊，其餘的建議戰士們平攤——每人不到一元錢，這一下讓身處荒漠的年輕人每周都能看到一場電影。
我們演出話劇《成長》時，又是指導員把他剛從北京託運來的新家具讓我們作為道具搬上舞台，我們在全團巡演，新家具就放在馬車上顛來顛去，他卻沒有一絲埋怨。所以，指導員在連隊的威信很高。
然而，即便這樣，他也出事了。
同樣，聽說也是男女之事。
「不會吧，指導員跟咱們在一起四年了，沒看到他對哪個女生動手動腳呀，這裏會不會有什麼誤會，更會不會有什麼貓膩？」班裏的女生議論着。
也確實，這事被揭出來時，指導員剛被調到團部幾個月，他到那兒去當基建股的股長了。
我是連隊的普通戰士，消息不靈通，只知道指導員在接受審查，可具體是什麼事，跟誰，一概不知。直到寧指導員在團部被關了禁閉，我們才陸續地聽到一些消息。據說指導員跟四排的女生劉瑤瑤有了關係，如果這事被查實，就會被定性為又一起迫害女知青的事件，指導員就完了。
聽到這事兒，大家都替指導員深深遺憾，同時，也在想：怎麼又是她？
她——劉瑤瑤，北京知青，但她不是直接從北京來到的五連，而是從三連、團部等處輾轉來的。據說，她初到三連，沒有幾個月，就被三連的一個現役軍人「迫害」了，兩人的交往被發現後，現役軍人受到了處分，她被調到了團衛生所。可沒多久，她又被衛生所的領導「迫害」了，同樣，那位領導也被嚴肅處理了，瑤瑤姑娘仍然是可憐的受害者。
這時，劉瑤瑤的母親來到團部，為女兒多次受到迫害而不甘。團領導說，「這回，我們一定給你女兒找個最先進的連隊——五連，那裏政治空氣最濃，她去到那兒，你就放心吧！」這樣，瑤瑤姑娘來到了我們五連。
應該說，劉瑤瑤長得不錯，高高的個子，有一張白淨的團團臉，眼睛挺大，雖不是那種頂尖的漂亮，但她愛笑，讓人感覺挺親切隨和。她們班上的人說，瑤瑤幹活不惜力，能吃苦，跟大家處得也不錯。
我跟她不在一個排，沒接觸過，無以評價。但是有一天，我卻看到了這樣的一幕。
那天，我為班裏的一個戰士去禮堂後面的炊事班預定病號飯，一進去，看到劉瑤瑤正倚靠在大夥房和小灶房之間的門框上，一隻手撐着另一邊的門框，衝着站在旁邊的指導員訕笑着：「你過呀，你過呀，」一邊說，一邊用另一隻手指着自己的胳肢窩下，意思是，指導員要進入小灶房就得從她的腋下鑽過去。當時她那個神態讓我吃驚——一個女孩子，怎麼這麼沒有尊重！不過，這個想法一閃也就過去了，我沒有再去想它。
指導員受審查的事情使連里的空氣變得緊張，戰士們白天不說，可到了晚上，躺到炕上，會小聲地議論：
「聽說團里來人把劉瑤瑤帶走了，正跟她談話呢，問她跟指導員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肯定有呀，不是說他們挺好嘛，不是說劉瑤瑤總去指導員家聊天吃飯嗎？咱們怎麼沒去過？」那會兒，我們不知道何為「有關係」，以為超出了一般同志關係就是有關係。
「聽說，劉瑤瑤一直閉口不說話。可她不說話人家就不放她出來。」
「他們肯定關係不一般。那次全連在操場看電影，駱醫生就非讓小芬回宿舍去看看。結果，小芬一推門，嚇了一大跳，黑暗中，兩個大活人，一個是劉瑤瑤，一個是指導員，正坐在炕沿說話呢！」
「聽說指導員的老婆金大姐也挺喜歡瑤瑤，常留她在家吃飯。瑤瑤也挺大方，常幫金大姐幹活。」
說起金大姐，我們都挺替她難過。金大姐是指導員的家屬，比指導員大三歲。據說，河北當地流行的說法是「女大三抱金磚」，抱不抱金磚我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能看到金大姐對指導員挺關照。金大姐是我們到兵團一年後從河北老家搬過來的，還帶着兩個不大的孩子。她在連里自創了個職位——縫紉員，搬着自家的縫紉機給戰士們補衣裳。聽說，指導員出事後，金大姐責問指導員他跟劉瑤瑤到底是怎麼回事，指導員就跪在她面前哭。
審查僵持了一段時間，可最後組織上還是攻破了劉瑤瑤。劉瑤瑤承認了她和指導員有男女關係，指導員的罪證就坐實了。很快，指導員被雙開——開除軍籍、黨籍，遣送回鄉。他一家人——金大姐和兩個孩子，也跟着他回到鄉下老家。因為他是被雙開的「有罪之人」，生產隊不給他一分土地，也沒有他一斤口糧，是金大姐頂着壓力，一直養着他、護着他。
至於那個劉瑤瑤，聽說，當時，之所以她能承認，是工作組的人給她打了包票：「只要你承認，你就不用回連了，我們直接送你回北京，一切手續我們給你辦！」能回北京，那是多大的誘惑！
自這起「迫害女知青」的事件落幕後，很多年大家都沒有再提起這兩個當事人。劉瑤瑤已經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指導員也成為家鄉的一個永遠抬不起頭的戴罪農民。
時間進入到21世紀，已經長大成熟有了一定社會認知的五連戰士們想起了這件事，深感不能這麼放棄指導員。也是呀，寧指導員不是流氓，他沒有禍害連隊的其他女生，他就是一時情迷，就是一時失足，怎麼一輩子就完了？
這有點重了。
怎麼辦？
戰友們一商量：咱們到他家鄉去看他呀，讓他們村的人都看看，指導員雖然犯過錯誤，但他本質上是好人，他有人緣。就這樣，一批批的五連戰士去到了他們村，拉着指導員在田間地頭到處轉悠，逢人就說：「我們是來看望指導員的，我們是他的戰士。」同時，大家還邀請指導員到北京參加戰友聚會，邀請他與大家一起重回內蒙古的連隊舊地。
2022年，指導員患了重病，五連上百知青給他捐款，還派代表到他的家鄉看望他，戰友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撫慰指導員落寞的心。一個月後，指導員走完了他充滿愧悔、自責和傷感的一生。
這就是我們五連指導員的故事。
陰壞的駱醫生
我在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連初建時有四位現役軍人，其中一位是醫生。這位醫生姓駱，湖北人，小臉，眼大，但是眼皮耷拉着，說話帶着濃濃的家鄉口音。他在部隊時是藥房的司藥，並不是醫生。看上去，他的歲數比連長和指導員大一些，估計來到連隊時已有三十七八歲，或者四十出頭。
醫生嘛，就是醫生，有連長指導員在，他沒有什麼出頭的機會，只是黨支部的一個支委。在連隊裏，他真的很舒服，完全不必像連長指導員那樣總要到勞動現場去視察。他不用出工，就有了時間。這樣，他成了學「毛選」和馬列著作的先進分子，支部也會安排他在雨天雪天給戰士們講講黨課，談談他的學習心得。一來二去，駱醫生成了連隊的「思想核心」。他呢，也隨着威望的提高，開始訓人，會給一些「問題戰士」扣上「政治大帽子」，大家就都有點兒怕他。
駱醫生的行動特點是來無影去無聲。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就已經站在你的背後，會嚇你一跳，也不會讓你發現你們一班人正無拘無束地說笑，其實他早已站在你們屋檐下好一會兒了。
大家談不上對他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只是感覺他愛整人，躲着點兒就是。
可是有一次，我們文藝班的人對他有點看不慣了。
班裏有個女生下體發癢，怎麼洗都不行，用什麼藥膏都不管用，癢得嚴重時坐臥不寧。女衛生員把這事告訴了駱醫生，駱醫生便要親自診斷。那天晚上，駱醫生叫我們班所有人都出去，他要親自給患者檢查。夏日的夜晚，我們在院子裏說笑聊天，好久了，突然想起，「怎麼看這麼長時間還沒完事呀！」
事情到此也就結束了。大家相互看一眼再沒議論。
可後來我自己的一次親身經歷使我多少看清了他。
那是1973年的2月，我探親後回連。
到連隊時已是傍晚。晚飯後，醫生叫我去。他讓我坐在他的床鋪上，然後他搬個凳子坐在我的對面，說：「你這次在北京看病，那邊醫生說你心律不齊，我來聽聽。」隨後戴上了聽診器。
駱醫生先是正常地聽，用聽診器在我的胸脯上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地滑動——聽得還挺認真。可一會兒，聽診器滑落，他就把手貼在了我的胸脯上。我琢磨：「莫非手比聽診器還靈？也許吧。」我屏住呼吸，挺直腰板，眼睛望向屋頂，等着駱醫生的診斷。駱醫生的手在我的胸脯上也是左放一會兒，右放一會兒，倒騰了一會兒，他站起了身，「行了，你走吧。」我莫名其妙，檢查完了？什麼結論？他沒說。
這事，我也沒說，我只是心裏嘀咕——我知道中醫有號脈，西醫有叩診，可真沒聽說過聽心律手比聽診器靈。
我是1974年8月離開兵團的。聽說，1975年兵團就改制了，部隊的人員撤走，由地方接管，兵團變成了農場。這樣，駱醫生也就光榮轉業，回他的湖北老家去了。再後來又聽說，駱醫生身體不好，沒幾年就去世了。
多年後，我們文藝班的人又聚在一起，聊起了當年的生活。當提到駱醫生時，我說了一句：「他呀，最不是個東西」，隨後講出我的經歷。
沒想到，我的話音一落，小楚就接上了：「我還以為就我一人遭過他的鹹豬手呢！他就是一個流氓！」
說話的小楚也是北京知青，白淨，嗓子好，唱歌動聽。她是帶着北京醫院給開的「二尖瓣狹窄」的診斷書來到連隊的，可她幹活從不惜力，挑沙、築壩、割麥、耪地她哪樣也不落後。可有一天，駱醫生還是把她叫去了。
「駱醫生讓我躺在他的床上，讓我把上衣全脫了。他也是先用聽診器給我聽，後來就用手摸，還這敲敲，那敲敲，然後用支圓珠筆在我的胸脯上、肚皮上畫圈圈，這一個圈，那一個圈，然後還在筆記本上記點什麼。我當時躺在那就琢磨：他記什麼呢？我那塊是有什麼問題嗎？可能也是我沒什麼反應吧，過了會兒，醫生就說，『行了，起來吧！』我就走了。那會兒，心裏有疑問哪敢問呀，只能自己琢磨。離開兵團，回到北京，當我自己也當上了醫生，我才明白，他那哪兒是看病呀，那純屬就是犯壞！」
可真正的壞人沒有得到懲治，他榮歸故里了。
這就是我要講的五連三個領導的故事。
故事發生時，我們是一群不到20歲的姑娘，而今，我們已是年過七旬的老太太。大多時候，我們喜歡回憶風華正茂時的勇敢、堅強、苦中作樂，回憶我們的團結、互助、相愛相幫，甚至，我們也喜歡回憶年輕時做過的一些糗事，什麼「狠鬥私字一閃念」呀，什麼「筷子頭上的槍聲，糖塊里的炮聲」呀，什麼緊急集合號響了，卻有人裝睡，怎麼叫也叫不醒呀。我們什麼都願回憶，只是有些事情不能提——那是女人心裏藏得最深的痛苦——那是啞巴虧，吃了，就要埋在心裏一輩子！
如果不是現在的時代開放了，不是我們長大了、成熟了，不是我們結婚了、生子了，為人妻，為人母，甚至為人姥姥、奶奶了，可能我們仍不會去講那倒霉的事情！
我常想，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不論是零星插隊還是集體兵團，不論是去了華北還是東北，是西北還是西南，不論是到了山旮旯里的小村，還是漫漫黃沙中的氈房，抑或是莽莽叢林中的寨子，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生活的艱苦、勞作的艱辛，更多的可能是社會的複雜和人心的叵測。我們不僅要有吃苦的精神，還要有對陌生社會認知的本事和對身邊好人與歹人的分辨能力。說白了，要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可這些能力哪裏來？我們出門時是一幫不大懂事的學生，平均年齡不過十六七呀！人說，吃一塹長一智，可有些塹吃了就要痛苦一輩子呀！
確實，出門時，我們對很多事情一無所知！我們不知何為「男女有關係」，不知醫生應該怎樣看病，不知對領導的崇敬應該如何表達，不知「老紅軍對小戰士」的關心怎樣表現才是恰當的，更不知，出了問題該向誰去訴說！
那麼對於那些出了問題的軍人我們又該怎樣分析？怎麼看待他們？
現在想來，這幾位軍人，在部隊時應該是好樣的，不好，不會被提拔。但是，就因為各種原因，他們離開了部隊，離開了那清一色的男人世界，來到了一群知識青年中，特別是這裏有不少年輕貌美的城市女學生。這是誘惑。扛一天兩天可以，扛一月兩月可以，那麼要扛半年、一年又會怎麼樣？他們也都年輕呀。黃連長32歲，寧指導員29歲，就是駱醫生也不到40歲，他們的家屬也不在身邊。我並不是給他們辯護。我是想說，同樣是犯罪，也有輕重之分，也有「該死」和「惋惜」之別。
而今的社會早已不是50年前的樣子。可能是社會進步了，我的憂慮和哀怨在現代人的眼裏可能早已不是回事了。但願如此。
說出這些，僅是為了記述那段在中國大地上曾經發生過的一段歷史、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和在某些人心底那永遠抹不去的疤痕。
僅此而已。
（作者註：為保護個人私隱，文中的人名已做改變。）
2024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