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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頌聖為奴六十年——中國知識分子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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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民政策臻於極致,讀書人失去獨立思考的權利,逐漸成為習慣,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縮」的基礎上的,就是堅信自己是正確、有理的,如果這點自信沒有了,無所堅守,自然再難談什麼骨氣和「浩然之氣」。於是「士林共識」沒有了,一人一旦獲罪,在親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徹底孤立,這是最可怕的境地,猶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門。過去中國的皇權體系,「政、教」相對說來是分離的,現在反而把對信仰的操控與政權合一起來,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論是大倒退。

至於主流文化,一切新老傳統的特點中唯有頌聖文化如魚得水。當下的「頌聖」不一定表現在直接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因經濟增長迅速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況下,直接或間接「頌聖」表現為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制,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瀰漫性的腐敗——辯護。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醜聞,此舉招來網上一片罵聲,但是並未引起「輿論譁然」,他們感受不到任何壓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為主流媒體所追捧,頻頻以「大師」面貌亮相。實際上這種「頌聖」充斥於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只不過那兩位的言論發生於國殤之際,特別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頌聖還有真誠的一面,出於對某種綱常的認同。今之「頌聖」多數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會、小會上一本正經地說,大小筆桿子成本大套地寫的內容,在茶餘飯後私人之間卻是諷刺譏笑的話題。人人都做兩面派,絲毫沒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來帝王還相信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所以史官還有一定的寫真事的空間。今之官史不但不發揚「以史為鑑」的優良傳統,卻着力於屏蔽真相,偽造歷史,拒絕反思。這一點對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們對當代事、近代史完全無知,對古代史嚴重誤讀,重新陷入蒙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國學熱」,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幾年經濟增長之力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傳統」(例如所謂三個傳統——儒家、[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一併繼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導「政教合一」,還有赤裸裸地恢復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極端國家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落腳在質疑或反對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制皇朝,通過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滿轉向洋人。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無論理論上如何不合邏輯、如何歪曲歷史,無視客觀現實,在表面上卻常佔領道義制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過去是「帝國主義」、「帝修反」,現在是「境外敵對勢力」)來掩蓋施政的缺失,壓制國內的不平之鳴;搖旗吶喊者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聖」。上述「含淚勸家長」一文,用的藉口也是家長維權討個說法,就要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罪名嚇人。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只能掩護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抵制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此種思潮再次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性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

有鑑於此,當前我國急需開啟民智,掀起一次再啟蒙,打破新老專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鎖,否則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縮之虞。在這方面,號稱「知識分子」者責無旁貸。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別人。其實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不斷撐開文化專制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紮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建設以民主和科學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

資中筠,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1930年生於上海,父親資耀華為著名金融家。資中筠1947年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考清華大學二年級英語專業。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主編。著有《追根溯源:美國對華政策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斗室中的天下》、《財富的歸宿》、《學海岸邊》(與陳樂民合集)等,譯有《農民》(巴爾扎克)、《啊,拓荒者》(薇拉·凱瑟)、《廊橋遺夢》等。

摘自《士人風骨》一書,原題:中國的「頌聖」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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