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是民國時期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和魯迅的關係密切，並受魯迅思想的影響。圖：北京天安門。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風而得名。在民間和學界，此案被廣泛視為中共建政後發生的一場大規模文字獄。
胡風是民國時期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和魯迅的關係密切，並受魯迅思想的影響。雖然胡風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也對左聯內部當時從蘇聯引進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以及其後在「左聯」作家隊伍中所產生的「主觀公式主義」、「客觀主義」不滿，其強調作家「主觀戰鬥精神」的創作主張與毛澤東的觀點以及中共在文藝界的領導人（如周揚）相衝突。
1945年1月，胡風籌辦的文學雜誌《希望》第一期問世。創刊號上刊發舒蕪的哲學論文《論主觀》，實質乃是呼喚個性解放，與此文相呼應，胡風本人亦撰文《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裏面》發表。這兩篇文章與《講話》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背道而馳，均受到延安方面的關注。
1948年，在正定召開的魯迅逝世紀念會上，詩人艾青不點名地批評胡風的文章風格。從1951年起，一些人寫信給《文藝報》編輯部，要求再次批評胡風文藝思想。1952年初，《〈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陸續刊登了這些來信，從此拉開運動序幕。
1952年5月25日，胡風舊友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檢討自我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2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了四次有胡風本人參加的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中宣部在寫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報告中，稱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此後，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學權威力量，分別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藝報》上發文系統批判胡風等的異質思想。
當時作為中國文聯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胡風對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在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的協助下，完成《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所謂「三十萬言書」，並附說明信一封，以中國傳統文人「上書」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通過當時負責文教工作的習仲勛「轉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風的報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對他的批評，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上的觀點，批評「解放以來」文藝工作上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並提出他的建議。與此同時，胡風給中共中央的關於文藝政策的信中，將矛頭指向當時文藝主政者的周揚。
同年年底，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召開聯繫擴大會，討論《紅樓夢》研究的問題並檢查《文藝報》的工作。胡風以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文藝報》和文藝界領導的批評，是他的「意見書」起了作用，認為全面質疑、挑戰文學規範的時機已到，便在會議上兩次長篇發言，抨擊當時文藝界主持者。於是，此次本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檢查《文藝報》的「錯誤」的會議，在快結束時，將鬥爭的風向轉向胡風。周揚在《我們必須戰鬥》（經毛澤東審閱）發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風問題單獨提出，並作出「為着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着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着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的號召。
中宣部對30萬言書進行研究後，於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做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等報告，並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着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必須加以徹底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
同時，胡風的《意見書》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處理。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毛澤東也在此時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藝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一場全國性質的批判運動全面展開。大量報刊發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不久，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抨擊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同時還交出了在19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隨後，文藝報將舒蕪提供信件和胡風送上的檢討《我的自我批判》一併發佈。後來又「搜出」或要當事人交出他們的往來信件後，「性質」上升為「犯罪」。
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舒蕪交出的胡風給他的多封信件，斷定胡風等人是一個「反黨小集團」，立即指示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小組」，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共同組成的胡風問題的專案組，開始集中在全國各地調查胡風等人的歷史情況，收集他們的有關信件。
5月13日在《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為名，公佈這些信件，以後又陸續公佈一些材料，並集結成書，由毛澤東親自作序出版，在全國開展清查「胡風集團」的運動。
從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報》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時還擴印兩張共計12版的篇幅刊登表態聲討的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版面上安置《提高警惕揭露胡風》的大標題。同時宣傳機器在全國開動，大量宣傳書籍甚至政治漫畫開始在全國範圍湧現。
文藝界人士也開始紛紛與胡風「劃清界限。
1955年5月16日胡風被捕，但至5月18日全國人大才作出逮捕決定。胡風先於看守所被隔離3個月，後被單人關押至北京的秦城監獄，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為止。多人由於「反革命派別」而遭到清查，先後有數十人被捕。根據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複查報告》披露，1955年和1956年全國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為「胡風分子」78人，其中骨幹23人。1958年5月，78人中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有61人。比較出名的有：華崗、路翎、阿壠、魯藜、牛漢、綠原、彭柏山、呂熒、賈植芳、謝韜、王元化、梅林、劉雪葦、滿濤、何滿子、蘆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張中曉、羅洛、胡征、方然、朱懷谷、王戎、化鐵等。
文革後，經過胡風本人的申訴，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認定「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為錯案，中共中央辦公廳並於1988年6月18日發出（1988）16號文件，胡風案得到官方徹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