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事件在毛澤東的直接干預、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藝的論爭，演變成一個肅清反革命的政治運動，以思想批判為起端，以逮捕入獄為結束。這其實也是毛澤東慣用的做法：當年延安整風就是從整頓思想作風，發展為到處抓特務的搶救運動，毛澤東不過是將他的「延安經驗」推廣到了全國。

胡風（1902年——1985年），男，湖北蘄春人，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1929年，胡風去日本留學，後來因為組織抗日團體，1933年被日本驅逐出境。回國後，胡風與魯迅交往密切，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主編《七月》。1949年後，胡風歷任中國文聯委員...

胡風的報告將矛頭直指當時毛的「文藝總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聲稱與以周揚為中心的「領導傾向和黨的原則沒有任何相同之點」。而在當時，周揚的文藝思想，就是毛的文藝思想。在毛看來，否定周揚，就是否定毛。於是，毛親自出馬，給胡風扣上各種罪名，加以猛烈批判。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全國因此而受株連的人何止成千上萬，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卻因此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而後由江青提名，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姚文元，這個從墨水瓶里爬出來的「大人物」，以「禿筆」作為撐高工具的「英雄」，靠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而躍上人生巔峰的跳樑小丑，最終遭到了歷史的唾棄。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為階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

陸錦璧根據自己多年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寫成一篇《告全國人民書》，又被稱為「萬言書」，內容相當大膽勁爆。第一，批評1955年製造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違憲。第二點，陸錦璧批評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迫害知識分子。第三點，陸錦璧批評1958年「大躍進運動」是主觀唯心主義。第四點，陸錦璧直言1959年的「彭德懷反黨集團」是冤案。第五點，陸錦璧批評1962年後出現的一些運動違憲。第六點，陸錦璧抨擊「文化大革命」。

作為文化人，夏衍在建國初期先是擔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文化局長，後在1955年7月調任文化部副部長。在文革前的歷次運動中，他批判別人，也被別人批判，最終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風中被打倒。兩次意外遭遇建國後，夏衍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文藝可不可以為小資產...

胡風的解釋沒有用。當年中共情報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也知道阿壠為中共立過大功。但是，毛澤東要打倒阿壠，誰證明阿壠為中共立過大功都沒有用。阿壠如此不服，而毛澤東呢，則還以「不服不行」。

中共建政後毛和中共對這樣的魯迅是並不喜歡的。據2001年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上海作協理事羅稷南的「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中共以前鎮壓地主的理由有一條就是大斗進小鬥出，現在不但重慶的煤氣表這樣，油站的表是這樣，菜市場的秤也是一樣。中共比地主貪婪十倍百倍，在一個毫無誠信的社會生活是相當痛苦的。

1962年9月24日，中共打了一個以習仲勛為首的「反黨集團」。習仲勛是習近平的父親，被打倒前，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發佈通知稱，所謂的「習仲勛反黨集團」純屬不實之詞，強加給他們的反黨罪名應予推倒。中共一再宣傳自己「偉光正」，但從打「反黨集團」的歷史來看，它幾十年如一日，不斷重複同樣的錯誤。

曾經整胡風的人的共同特點是：聽毛澤東的話，毛說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毛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他們個人沒有是非。此即所謂「黨性」使然也。後來他們挨整，基本上重複了當初他們整胡風時的路：胡風反黨，他們也反黨；胡風反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反馬克思主義；胡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他們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胡風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相勾結，他們也是國內對敵對勢力在黨內的代理人；胡風是黨的敵人，他們也是黨的敵人。

有一個人沒有鼓掌，有一個人沒有舉起落井下石的手臂。在一片如蒼蠅振翅般的叫好聲中，一個瘦高個子的男人突然站了起來，大步走上主席台，從容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揚之間，拿過話筒，聲音不大但是語氣堅定地說：「對於胡風我認為不應該說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是文藝觀的一種爭論，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賈植芳一生進過四次監獄。第一次是1935年在北平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入獄；第二次是1945年在徐州日偽監獄坐牢；第三次是1947年被關押在上海中統局本部；第四次是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罪名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連累妻子任敏也兩次入獄16個月。賈植芳說：國民黨也好，日本人也好，坐監獄都可以看書，家裏可以送東西，監獄看守可以給錢讓他代買東西，可以吃大餅油條，一毛錢就給他兩毛錢。最後這次坐監獄，不能買也不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