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所在的小城樂山，玉堂街的新華書店，曾經出現過排隊購買《李自成》的盛況。這部小說的作者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姚雪垠。
其實，抗戰時期的姚雪垠，就已經是很出名的作家了。他的《差半車麥秸》得到過文壇巨擘郭沫若、茅盾的全力推薦，蜚聲海內外；《牛全德與紅蘿蔔》得到了國共兩黨評論家的齊聲叫好，甚至有人建議軍委會印刷數十萬冊下發給各戰區；《春暖花開的時候》第一卷問世當年即再版三次，發行數萬冊。
1943年2月，姚雪垠從抗戰前線採訪歸來抵達重慶，很快就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兼創作研究部副部長」，部長是胡風。一個是當紅作家，一個是文藝理論權威，就這樣成了同事關係。初到重慶的姚雪垠，頭頂「戰區來的傑出作家」的桂冠，受到了無數青年的歡迎，被邀請去各處演講。
但沒有任何回憶提到姚雪垠與胡風兩人之間有過往來，唯一能看到的，是姚雪垠在一篇《談論爭》的文章中提到胡風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又在《〈創作論初集〉》的後記中，不點名地批評胡風的文風「不肯通俗化」，是那種讀起來叫人頭疼的「天書」。胡風對此無隻字回應。然而，相對於胡風公開論戰的對手，姚雪垠的批評其實更顯誅心。
就在這一年的辭舊迎新晚會上，馮雪峰提出了一個觀點：「只有在《七月詩叢》中才能看到大時代中民族生命的火花。」這個明顯偏頗的觀點，頓時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被指責為是一種「宗派主義的說法」。在這次會上，姚雪垠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
這樣的態度後來遭到胡風毫不留情的「清算」。
1944年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何其芳、劉白羽等人帶到國統區，組織左翼文藝界成立讀書小組進行學習，發起了一場整風運動，姚雪垠是其中一個讀書小組的成員。
但是胡風沒有配合這次整風，而是發動了文藝界的「整肅」運動，向文藝戰線內部的「反現實主義逆流」宣戰，其中的矛頭也指向了副部長姚雪垠，批評姚「對生活的賣笑態度」，他的小說《戎馬戀》《春暖花開的時候》《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蔔》，全都遭到討伐性的批判，被詮釋為「娼妓文學」和「色情文學」。隨着批判的擴大化，姚雪垠甚至被冠以「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的頭銜，恨不能把他批倒批臭。
胡風要點名清算的作家還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臧克家等。後來出於集中火力的需要，便將主要矛頭對準了姚雪垠。1946年，全國的進步刊物都在清算姚雪垠。
對此，忍無可忍的姚雪垠在數年後公開反擊說：「善意的批評我絕對接受，惡意的詆毀也『悉聽尊便』。我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裏帶有法西斯細菌的批評家及其黨徒，能拿出更堅實的作品來，不要專在這苦難的時代對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擺擂。」
這篇《論胡風的宗派主義》的文章，刊登在北平《雪風》第3期上，是現代文學史上公開批評胡風宗派主義的第一篇文章。
姚雪垠的反擊，引起了胡風等人的震怒。他們甚至無中生有的認為，替姚雪垠出版書稿的「懷正文化社」是國民黨的文化機關，由此認定姚雪垠是國民黨特務。
以胡風當時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姚在胡風派的批判聲中，文壇地位一落千丈，幾乎被「主流文藝界」拋棄了。
此時，大批文人在香港隔岸觀火，他們是遵照中共的指示前往香港，準備分批進入解放區的。在香港自由的環境中，他們可以暢所欲言，把對於胡風的不滿爆發出來。
1948年郭沫若在演說中暗指，胡風等人的創作是「反人民的文藝」。3月《大眾文藝叢刊》在中共文委領導下創刊，決定要對過去的文藝工作作一個檢討，同時提出對未來工作的展望。在這種情勢下，全面展開了對胡風等人的理論批評，不知何故，把姚雪垠也附帶列入了批評對象。
《大眾文藝叢刊》的編輯班子是當年重慶黨的文藝領導，如喬冠華、邵荃麟、胡繩等。胡繩在《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了兩篇文藝批評，一篇批評胡風最讚賞的作家路翎，另一篇批評茅盾最欣賞的作家姚雪垠。
胡繩在叢刊第一輯中批評路翎：「一面批判着知識分子，一面又用浮誇的自欺來迷糊知識分子真正向前的道路」。他在叢刊第二輯中更嚴厲地批評了姚雪垠，他認為姚的小說《牛全德與紅蘿蔔》是一部「失敗」的作品，《春暖花開的時候》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批判」，而《長夜》則充斥着「地主少爺的浪漫情調」。胡繩是姚雪垠的老朋友，交往甚密，他不但了解《春暖花開的時候》的創作過程，而且這部小說最初還是在他主編的刊物《讀書月報》上連載的。既然如此，胡繩為何還要如此嚴厲地批評姚雪垠，動機何在？
胡繩批評路、姚，表面看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實，在胡繩等已經接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人們心中，胡、姚雙方的理論與創作都是錯誤的，兩者並無區別。
對此，胡風立即組織了反擊，胡風派的作家路翎憤怒地指責胡繩，把他與姚雪垠同等看待。姚雪垠就這樣很不幸地被捲入了這場論爭，成了雙方的箭靶子。
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隆重召開，來自解放區與國統區的作家歡聚一堂。所有與會代表都把參加此次盛會看作一種身份和榮耀，是新政權對集合到她旗幟下的作家的認可。文藝界有824人受到邀請，其中一些作家只是稍微有點兒名氣也被邀請出席。唯獨姚雪垠作為抗戰時期成長起來的「最為傑出的一個」青年作家，卻不在邀請之列。
為什麼會是這樣？有人認為與幾年前胡風發動的那場針對他的「整肅」有關。
但仔細分析當時的背景，恐怕不是這麼簡單。畢竟，胡風那時的地位還做不到一手遮天。
從1949年到1954年胡風任職的情況來看，他不過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協常委，卻沒有一個有實權的職務。而擔任首屆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作協主席的茅盾卻正是當紅的時候，他們如果想要推薦並邀請姚雪垠來北平參加文代會，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兩人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要知道，茅盾與姚雪垠的關係那可是非常好的。茅盾對於姚雪垠的作品，一向都評價極高。可是在這件事上，郭、茅二人都保持了沉默。
在新體制下被邊緣化的姚雪垠，很落寞地從上海大夏大學回到河南，再後來去了武漢做了專業作家。
在單位他不被重視，工資不高不說，還被安排住在距公廁只有一丈遠的小屋裏。他不甘沉淪，為了適應新形勢，他努力調整自己的創作思路，到工廠體驗生活，創作了《攜手》，後又改寫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捕虎記》。這種主題先行的作品寫得非常糟糕，連自己都感覺讀不下去。姚雪垠於是改變方向，將文學創作轉入地下，偷偷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這種「地下寫作」不久便被發現，受到同事的檢舉批判。姚雪垠心有不服，與領導慷慨辯論，憤激之下將文稿付之一炬。這種態度，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為自己掙來了一頂右派帽子。
胡風也在更早的時候，因反革命集團案遭到逮捕，並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胡風本人則在196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969年又被加判為無期徒刑。
如果說，胡風1944年的文藝整肅，最終只是給姚雪垠造成了身心傷害，但輪到他被整肅時，其傷害的程度和範圍，就是百倍千倍了。
原來，天道是輪迴的。無數的人置身其中，彼此相殘，樂此不疲，這才是最可悲的。
好在姚雪垠憑藉自己的頑強，在劣境中自強不息，寫成了五卷本300餘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
參考資料：
吳永平《胡風清算姚雪垠始末》
許建輝《胡風與姚雪垠舊案一樁》
《姚雪垠的悲劇，被批色情作家》
2024年11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