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服滿20年刑期的姚文元走出監獄，看到沒有遮攔的天空時，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在心裏對自己說，終於熬過來了。
他到底是一個耐不住寂寞的人，當重新恢復自由之後，他開始回憶過去，想把它們一頁頁地書寫出來。
此時他想起了胡風。他曾經狂熱地崇拜過胡風，崇拜到甚至想要專門寫一本書來讚美的程度。民國時期的胡風知名度很高，他的文章和思想在當時的文藝青年中，是一種偶像般的存在。
作為一名文藝青年，姚文元在1954年初，滿懷激情地寫完了他的那本《論胡風文藝思想》，用了無比熱情的詞彙，把胡風讚美成「最優秀的理論家」。他準備將書稿投寄出版社印刷出版，期盼胡風看到之後，知道有個姚文元在崇拜着他。
沒想到文壇風雲突變，就在這一年，全國發起了批判胡風的運動。姚文元震驚之餘，暗暗慶幸自己還沒來得及將書稿寄出，否則豈不深陷其中，遭受滅頂之災？
在嚇出一身冷汗之後，姚文元及時改變方向，決定緊跟形勢，換用另一套惡毒的語言，寫了《分清是非，劃清界線》的文章，投寄報社發表。
姚文元在文章中批判胡風的理論是唯心主義的，只不過將自己的理論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胡風所奉行的那套理論，都是在破壞黨的文藝方針。
文章發表之後，姚文元感覺意猶未盡，又寫了題為《胡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三套手段》，將批判胡風的思想，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姚的文章，相對於別的作者，行文潑辣，言辭犀利，敢於上綱上線，很快就脫穎而出，吸引了眾多讀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張春橋。
張當時是上海市委機關報的總編輯，承擔着批判胡風的主要任務，姚文元的出現使他異常驚喜，看出這是一根「打人的棍子」。
張春橋主動聯繫上了姚文元，鼓勵他為《解放日報》撰稿，編輯部會來一篇發表一篇。張春橋甚至將姚文元寫的兩篇批判胡風的文章，推薦到《人民日報》發表，讓籍籍無名的姚文元，成為全國關注的熱點人物。
一個原本崇拜胡風的文藝青年，就這樣蛻變成為批判胡風的急先鋒。
張春橋需要棍子，姚文元願意充當棍子，兩人各取所需，從此走到了一起。
兩年後，又一場運動席捲而至。
從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澤東大力提倡「雙百方針」，歡迎各界人士暢所欲言，對知識界發表的文章，毛澤東尤其關注。他特別留意到姚文元的文章，一是姚的文章總能跟上他的思想；二是姚文語言生動，文筆活潑。在此前批判胡風時，毛澤東就很賞識姚文元的文章，並且通過柯慶施了解過姚文元的一些情況。到1957年初，他更是兩次誇獎了姚文元。
毛澤東在1957年2月16日的一次講話中說：「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教條與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就不能打倒國民黨一家獨鳴的理論……」
隨即，在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上海赴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代表團時，再次誇獎了姚文元，他說：「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就比較少。」毛講這番話時，姚文元就在台下。
回到上海後，姚文元每天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報》，揣摸上面的精神。他幾乎每周都要去見柯慶施、張春橋，有時一周幾次，以便了解上面的風向。
有段時間，他隱約覺得，毛澤東想要通過發揚民主，來防止共產黨內產生官僚主義，希望大家多提意見，提得越多越好。
於是決定投其所好，在1957年6月10日，通過《解放日報》發表了《敵友之間》一文，反對「殘酷打擊。無情鬥爭」。接着，又在《文藝月報》1957年第2期上發表了《論「知音」》，強調「批評家應當成為作家的知音」。1957年5月13日又在《解放日報》發文《放下架子》，直接批評黨的領導幹部的特權思想，高喊：「放下架子！」不但如此，姚文元還在《文匯報》上連續發文，支持王若望寫的《步步設防》。與此同時，還寫文章高度讚揚了文藝作品《在橋樑工地上》。這部作品後來被打成大毒草，《步步設防》的作者王若望成了大右派。
很快，姚文元就發現北京的風向發生了變化。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部文件，表示準備反擊右派。
這篇文章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只在5月中旬印發省市負責同志。柯慶施是看到了這篇文章的，他把這一重大信號告訴了張春橋，但張春橋卻沒有告訴姚文元。
不過姚文元卻從新華社的一條消息中，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5月25日，新華社發了一條短訊，短訊中有兩句話：「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
這兩句話中的後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經過反覆分析，得出了結論：這是毛澤東發出的信號，要反擊右派了。
想到這裏，姚文元驚出了一身冷汗，想起前一段時間自己在文章中說的話，簡直就是右派言論。要想挽救自己，只有充當變色龍，立即轉向，打響反對右派的第一槍。
事不宜遲，姚文元立即翻身起床，擰開枱燈，提筆寫了一篇題為《錄以備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同一條消息，《解放日報》發在頭條，用了特大字號和醒目標題；《人民日報》也排在突出位置。而《文匯報》呢，標題字號很小不說，內容也放在了無足輕重的位置。姚文元分析說，這種差別，反映了不同的編輯方針，值得引起警惕。
姚文元把這篇稿子投給了《文匯報》，副刊部負責人見姚文寫的是對《文匯報》新聞排版存在問題的文章，便不大願意發表。但考慮到姚文元是受過毛澤東表揚的人，還是決定發表。6月10日，《文匯報》在第三版副刊「筆會」右下角不顯眼的位置，發表了姚文元的《錄以備考》。
出乎《文匯報》負責人意料的是，儘管他們將姚文元的《錄以備考》排在了很不顯眼的地方，結果還是被毛澤東發現了。
毛澤東隨即以此為突破口，提筆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毛澤東在文中寫道：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六月十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一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毛澤東寫完這篇文章後，又提筆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導語，加上前幾天《人民日報》已經發表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連鎖反應，掀起了一場反擊右派的鬥爭。
《錄以備考》這篇千字短稿，經毛澤東肯定，使姚文元再次「變色」成功，從前段時間他發表的不當言論的陰影中解脫出來。不但平安無事，還提拔為上海作協黨組成員，被吸收進入反右領導小組。
那段時期，姚文元格外興奮，幾乎很少睡覺，每天上班都在忙着寫反右文章。下班回家，草草吃過飯後，就又伏案疾書。
他攻擊王蒙、鄧友梅、劉紹棠的寫作原則是文藝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他說徐懋庸是「偽裝的敵人」；他攻擊陸文夫在文藝領域裏搞了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短短半年時間，姚文元就在報刊上發表了50多篇反右文章。
他攻擊的對象，無所不包，就連昔日尊敬的師長、父輩也不放過。他的這種表現深受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青睞，給予親自接見並當面讚揚。1958年7月，上海市委決定創辦理論刊物《解放》，柯慶施將姚文元調入上海市委，任《解放》雜誌文教組長。
接踵而至的飛黃騰達，使姚文元越來越把自己變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他不分青紅皂白，見誰打誰，流沙河、馮雪峰、艾青都曾經被他打過。
1959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海瑞的精神，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後來吳晗與馬連良合作，創作出了京劇《海瑞罷官》，一上演就好評如潮，毛澤東也連連稱讚。
但不久風向轉換，有人稱《海瑞罷官》居心叵測，是一出借古諷今、為彭德懷翻案的反動戲劇。姚文元秉承旗手的授意，立刻着文批判《海瑞罷官》。
姚文元稱這齣戲為大毒草，應該立即剷除，隨即招來一片罵聲，殊不知這也是引蛇出洞，正好藉此機會看清哪些人不是一個隊伍的。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投石問路，是開幕前的登台鑼鼓，是十年動盪的導火索。
此後姚文元又寫了一篇《評三家村》，打響了十年動盪的第一槍。這篇文章一經發出，忠良之士紛紛中箭，直接慘死的人就有五個。
1966年5月18日，「三家村」村長鄧拓，不堪承受姚文元的誣陷，留下一份遺書後自殺。5月23日，毛的秘書田家英，因為刪改了一些姚文元與毛的談話，被定性為篡改主席指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69年，《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在獄中死去；此前妻子吳震被迫害致死，此後女兒吳小彥因精神分裂自殺身亡。
而姚文元卻憑藉一支刀筆，快速高升，由刀筆吏成為官場大員，十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組成員。最後進入四人圈中，一榮俱榮，一敗俱敗。獲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出獄後，姚文元提了兩個要求，一是寫本回憶錄，二是恢復黨籍。
對於姚的奇思妙想，上面研究後答覆，恢復黨籍的事就別做夢了。寫書可以，但需審閱後才能出版。畢竟做了一輩子的刀筆吏，有些回憶是可以作為史料保存的。
2024年11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