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期間最早看到「奪權」這個詞，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這份文件中，毛澤東親自撰寫的一段話：「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張春橋接着說：「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訴你們，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匯報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關心上海炮打這件事，主席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啊？紅革會這筆賬還是要算的。』你們對這件事心中要有底。這次炮打，我認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還沒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這些話，我只對你們講，你們不要外傳。」

四人幫 50年後檢討文革，不難發現一「異象」——群眾性「造反」一開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認其正當，遭拒絕，方有遊行、絕食、乃至臥軌，最後列隊進京，請求「聖旨恩准」。如此「造反」，與漢語本義相去甚遠，確實「史無前例」。或如毛澤東...

1967年，意氣風發的姚文元率隊訪問阿爾巴尼亞。 香港親政府傳媒《AM730》周一（12日）刊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訪問，田再次在訪問炮轟香港的親北京政客，稱建制派內部出現「兩面派」，指「兩面派」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

我的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出版以後，有的讀者在讀後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你們一九六七年在上海發動的‘一月奪權’，究竟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去奪的，還是你們自己的發明創造？」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事實。 ...

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鄧舉例說，僅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一個冤案，就牽連138萬多人，打死1萬7千多人，6萬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1493人，打殘9661人。

毛澤東之所以拿吳晗與《海瑞罷官》開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吳晗的鬥爭並不是吳晗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晗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力量，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蘇雙碧《浪中紀事》72頁）。除了對新版《朱元璋傳》結論的耿耿於懷，主要因為吳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上又是史學名家，這種雙重身份，正合適拿他來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6月，學習班印發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相對論的「罪行」如下：「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為了增強說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澤東和林彪的話來論證光速不變原理的「錯誤」。

從我所親歷的事實來看，應當確認：上海「一月奪權」的指導思想是來自毛澤東的，總體指揮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擔任的。在奪權的過程中，張春橋、姚文元充當了組織者、領導者的重要角色。而這個過程又是互動的，即毛澤東以上海為試點，上海的造反組織每有新的動作，毛澤東就立即抓住，作為典型，加以總結，進行指導，並且推廣到全國去。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天安門事件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這是我們這一代非常熟悉的事，被披露的「真相」，其實也是我們這一代心知肚明的事，只是通過姚的「真相」再驗證一下而已。姚文元，這麼一個以謊言為職業精神支柱的人開始說實話了，是不是讓人百感交集呀？！ 所以普世價值是整個人類永恆的價值...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懷疑，除了毛澤東原本在彭德懷的問題上並無「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關的著作對毛、彭見面的情節描寫太過文學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澤東決定讓彭德懷離京去三線的同時，正在醞釀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這場「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懷為靶子的。

【編者按】台灣人邱毅，有大一統情懷也算是正常，跟大陸人有同理心受大陸人歡迎也是自然。其抨擊政敵民進黨也屬於政治人物的慣常操作。然而，其衝擊法院，以身試法，寧可犯罪，甘心坐牢，除了不智，也是難以抹殺的道德污點。況且，其立場越來越紅，日益成為中共代言人，甚至成為中共打擊大陸異議人士的助手，因此受到大陸自由知識分子的討伐就在所難免了。不過，邱毅畢竟是有爭議人物，本文作者的觀點僅供讀者參考。

有人把《姚文元回憶錄獲准出版》一文發到微信上來了，此文點擊量達144萬，可見影響之大。該文說曾有人願意出五百萬買斷姚文元回憶錄的版權，該文還自稱在此文中透露了其中的部分內容，於是吸引了眾多讀者。 然而讀下來就知道是假的。此文的...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態為《出身論》定了性：《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在在被捕的前幾天，遇羅克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索真理之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在獄中他還說：「歷史是會評價我的功過的。」

【按：文革中戚本禹害死了遇羅克，這段公案，乃是一個"歷史眼"，讓我們可以清晰地透視中共、文革、四人幫、王關戚、紅衛兵、黑五類，直到今天這個"少東家王朝"之間的淵源和承繼。】 前文提到，發動文革有兩篇討伐文字，分別出自姚文元和戚本禹，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