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所以拿吳晗與《海瑞罷官》開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吳晗的鬥爭並不是吳晗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晗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力量，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蘇雙碧《浪中紀事》72頁）。除了對新版《朱元璋傳》結論的耿耿於懷，主要因為吳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上又是史學名家，這種雙重身份，正合適拿他來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6月，學習班印發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相對論的「罪行」如下：「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為了增強說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澤東和林彪的話來論證光速不變原理的「錯誤」。

從我所親歷的事實來看，應當確認：上海「一月奪權」的指導思想是來自毛澤東的，總體指揮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擔任的。在奪權的過程中，張春橋、姚文元充當了組織者、領導者的重要角色。而這個過程又是互動的，即毛澤東以上海為試點，上海的造反組織每有新的動作，毛澤東就立即抓住，作為典型，加以總結，進行指導，並且推廣到全國去。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天安門事件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這是我們這一代非常熟悉的事，被披露的真相，其實也是我們這一代心知肚明的事，只是通過姚的真相再驗證一下而已。姚文元，這麼一個以謊言為職業精神支柱的人開始說實話了，是不是讓人百感交集呀？！所以普世價值是整個人類永恆的價值觀。最後的四人幫姚文元出獄後曾撰寫四十二...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懷疑，除了毛澤東原本在彭德懷的問題上並無「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關的著作對毛、彭見面的情節描寫太過文學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澤東決定讓彭德懷離京去三線的同時，正在醞釀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這場「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懷為靶子的。

【編者按】台灣人邱毅，有大一統情懷也算是正常，跟大陸人有同理心受大陸人歡迎也是自然。其抨擊政敵民進黨也屬於政治人物的慣常操作。然而，其衝擊法院，以身試法，寧可犯罪，甘心坐牢，除了不智，也是難以抹殺的道德污點。況且，其立場越來越紅，日益成為中共代言人，甚至成為中共打擊大陸異議人士的助手，因此受到大陸自由知識分子的討伐就在所難免了。不過，邱毅畢竟是有爭議人物，本文作者的觀點僅供讀者參考。

有人把《姚文元回憶錄獲准出版》一文發到微信上來了，此文點擊量達144萬，可見影響之大。該文說曾有人願意出五百萬買斷姚文元回憶錄的版權，該文還自稱在此文中透露了其中的部分內容，於是吸引了眾多讀者。然而讀下來就知道是假的。此文的內容，大部分都是編造的。我把這一...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態為《出身論》定了性：《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在在被捕的前幾天，遇羅克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索真理之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在獄中他還說：「歷史是會評價我的功過的。」

【按：文革中戚本禹害死了遇羅克，這段公案，乃是一個"歷史眼"，讓我們可以清晰地透視中共、文革、四人幫、王關戚、紅衛兵、黑五類，直到今天這個"少東家王朝"之間的淵源和承繼。】前文提到，發動文革有兩篇討伐文字，分別出自姚文元和戚本禹，後來人們管他們叫"文痞"，...

上海交響樂團傑出的指揮家陸洪恩，一九六八年四月因批評文革被張春橋親自下令殺害，成為上海文革中被處決的第一個知識分子。本文詳述遇害經過。

在黨內權力鬥爭中，那些一線人物和毛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他永遠是早早就挖好坑，誘着你一步步往裏跳。一線人物還要管理國計民生雜事一堆，毛卻是兩耳不聞民生事，一心只慮保權經。在毛心目中，怎麼會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階級性，一個判斷，由於下判斷的人屬於無產階級陣營，這個判斷就是真理。而且因為一個人屬於什麼階級根本無客觀標準，全憑當權者意志決定，所以指鹿為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趙高屬於無產階級。

五十年前的1965年15人在北京飯店吃這樣一桌菜要花多少錢？1967年9月「北京飯店把八一八斗批改聯絡站」在大字報中給出了答案。文中還說，裏面最貴的是一列譚家菜的「烤魚翅」，要150元。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天安門事件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75年1月7日根據姚文元掃黃令，《第二次握手》作者，知青張揚在湖南被抓捕。他一臉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輩子只握了兩次手，怎麼就成了黃色小說了呢？後人民法庭對《第二次握手》的指控：一是反黨；二是吹捧臭老九；三是鼓吹科學救國；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寫愛情了，為什麼硬要寫。

張春橋、王洪文、華國鋒。（網絡圖片） 1976年，又是在懷仁堂，「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指示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根據政治素質、軍事技術、身體條件精選了一批警衛，編成四個行動小組，每組一名隊長三名隊員。行動開始之前，汪東...

徐景賢深為張春橋沒有留下回憶錄之類的東西而遺憾，徐景賢說，若再不允許像他這樣的「文革當事人」發表回憶資料，恐怕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都會淹沒，然而在他的回憶錄《十年一夢》中卻對他親手製造的累累血債進行了掩蓋，甚至還對當時在上海掌權的經歷仍然興味無窮。這一切都迴避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徐景賢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期間，他與他的上海幫同黨們所製造的針對林昭、劉文輝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吳晗告訴同為大歷史學家的翦伯贊說：「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罷官》毛主席看過，而且讚揚過的。我聽馬連良親口告訴我的。《海瑞罷官》是他主演的嘛。那個戲公演後，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裏接見了馬連良，還請他吃飯，馬老闆當場給毛主席演了幾段。毛主席很高興，說：『戲編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很激動地對我說：『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

本文原來以「徐景賢是個好教師」為題。這裏的「徐景賢」並非香港或 大陸某所大學的教授，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皆知名、上海皆聽命的「毛主席的好學生」，外號「徐老三」，即在上海權力系統中僅次於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二者絕大多數時間在北京直接為毛澤東和江青效命...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四清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公開頂撞了毛澤東：「農村的矛盾是各種各樣的，有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體的矛盾還是要具體分析，是什麼矛盾，還是作為什麼矛盾解決為好。」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執掌權力以來首次被頂撞的會議，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印象。毛澤東知道，自己長期以來退居二線，將黨政軍日常事務交給身居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處理，已經在形成大權旁落……正是從那天起，他決定把丟失的權力奪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