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中，曾有人提出所謂京城四大無恥或四大不要臉之說，將郭沫若、馮友蘭、老舍、臧克家等人置於強烈的道德批評語境之中。這一說法更多出自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情緒性評價，而非嚴格的學術史結論。
四大不要臉較早見諸文字，是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給香港鮑耀明的信中：現在大學生中有一句話，說北京有四大不要臉，其餘不詳，但第一個就是他（郭沫若），第二個則是老舍。道聽途說，聊博一笑耳。當時的香港報刊列出了內地四大不要臉：郭沫若名列榜首，其次是馮友蘭，老舍，臧克家。
無論這一說法在傳播過程中是否經過增飾，它至少反映出當時部分知識界與輿論圈對於某些文化名人的觀感。關於臧克家，我們以前說過，就是一個小郭老。姚雪垠晚年，對臧克家也有過批判。而作為這一說法中最常被提及的人物，郭沫若尤其值得討論。在季羨林第二十九次口述中，有下面的回憶。雖然季羨林對郭沫若的學識與待人接物也曾有過相當正面的評價，但在談到其學術與政治立場的變化時，則留下了另一類值得注意的觀察。
蔡德貴：這說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您都很欣賞吧？季羨林：他兩個，兩派。李白和杜甫不是一派。因為毛澤東啊，欣賞李白，而不欣賞杜甫。蔡德貴：李白有點道家的味，杜甫有點儒家的味。各有偏重，是吧？季羨林：咱們那個郭老，不是《茅舍為秋風所破歌》麼，他考證，杜甫是大地主，因為他屋頂蓋的草，是三層，一般的窮人是蓋一層草。因為毛澤東欣賞李白，而不欣賞杜甫。所以郭老就附和毛澤東，《李白與杜甫》是不是他寫的啊？蔡德貴：我不記得了。是不是針對蕭滌非的《杜甫研究》而發表的一系列論文集成的一本書？因為蕭滌非特別讚美杜甫，引起郭沫若的一系列批判。季羨林：郭沫若是因為，毛澤東喜歡李，他就吹捧李，揚李抑杜。蔡德貴：這方面郭老是弱點，跟風。季羨林：不是有個名詞嗎？「四大無恥」？這個別給他宣傳了。蔡德貴：他自己也說過麼，「文革」開始的時候，他看了《歐陽海之歌》，自己的著作都要全部銷毀。季羨林：因為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他的《十批判書》，毛澤東不是說「十批不是好文章」嗎，他就（把《十批判書》）趕快否定了。
從季羨林的相關口述來看，當時知識界的處境遠比簡單的褒貶判斷更為複雜。在高度政治化的文化環境中，知識分子往往不得不在外在規範與個人立場之間不斷調整表達方式，以維持基本的學術與生存空間。這種調整有時表現為話語的趨同，有時表現為解釋體系的重構，也有時表現為對既有觀點的重新表述。關於這一點，馮友蘭的表現或許更為典型。
蔡德貴：郭老這方面和馮友蘭先生有點類似。有點唯上，跟風。季羨林：馮友蘭是這樣子。他是要當蔣介石的帝王師，《貞元六書》就是這方面的書。蔡德貴：實際上，馮友蘭也是江青的師爺啊！季羨林：後來，當然啊。他一看……1976年，那年不是幾個巨頭相繼去世麼，下大雨，江青到北大燕南園去了，就是周培源什麼的，這些人都站起來，站出來歡迎，江青根本不理，一直往前走，去找馮友蘭，要去看馮友蘭。難怪人家說是，聖之時者也。蔡德貴：實際上是孟子說孔子的話。這些人物也有他們的苦衷，我們這些後人看他們，也是求生存的手段了。對吧？季羨林：對。蔡德貴：因為高壓之下，如果不改變自己的立場，生命可能都有危險的。季羨林：對。是這樣。蔡德貴：特別是馮友蘭先生，開始在中國哲學史界，口碑比較差。我就跟他們爭論，說馮友蘭他這樣做，正是反映了我們解放後那一段歷史。季羨林：嗯。
從這個意義上看，跟風或唯上在具體歷史語境中並不構成單純的道德判斷，而更接近一種知識分子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的適應機制。個體的表達方式、理論體系乃至學術立場，往往會在外在壓力結構中發生調整。例如，在文革後期，馮友蘭參與梁效寫作，並留下了一些高度政治化的頌揚文字。在這些作品中，毛澤東被比作旭日，江青則被類比為武則天、呂后等歷史上的女性政治人物。這些文字後來成為研究其晚年思想轉變與政治處境時經常被討論的材料。
馮友蘭（1895-1990）：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更有獻諛江青：則天敢於作皇帝，亘古中華一女雄；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后智謀多。
季羨林所說高壓之下，如果不改變立場，生命可能都有危險，或許正是理解這一代知識分子命運與選擇的一把鑰匙。後人當然可以對他們的言行作出評價，但若脫離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生存壓力，僅以道德標準進行裁斷，往往也難以真正理解他們何以如此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