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出擊，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對軍隊的信心。於是鄭洞國又及早下達命令，要卅八師撤回長春。因為那次出擊，長春唱的是「空城計」，怕共匪乘虛而入。
鄭洞國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師防守長春城區，六十一師第二團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師一二兩團防守大房身機場。五月廿三日晚間，鄭在他的指輝部內，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就在開會時，匪軍發動了一次攻勢，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軍被圍，經過一夜的戰_，共匪「以大吃小」的戰術成功了。在戰_結束時，六十一師的第二團潰敗，副團長被俘，五十六師的兩個團，也全部瓦解，副師長王正國和兩個副團長被俘。
洪熙街的慘象
當時的長春有人口六十萬，部隊五萬餘，五月以後，軍方由於糧食問題嚴重，開始鼓勵市民出城，並開放卡哨，但共匪卻把放出的人，又趕回來。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進了七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飢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准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麴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
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飢。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沖，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匪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
我有好幾個朋友，死於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據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飢餓中，在生死的邊緣上，人為了求生，什麼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後，甚至連求死的勇氣和憤怒的情緒，也完全消失。當時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話中的酆都城。
吃酒麴和樹葉的市民
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們，也許沒有人相信，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長春的食米，每市斤會賣到一億二千萬元，在數學上是九位數字。更不會有人相信，在那個時候，還會有人用抬高物價的方式發財。但當時，確實有人囤積居奇，而且軍需人員和糧商間，還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分，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麴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飛機，每天空投糧食十八萬斤，但糧食投下後，落入六十軍的防區，就由六十軍沒收，落入新七軍的防區，就由新七軍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獲者隱藏。更有些因風向不對，飄落匪軍地區。那些糧食，依照政府的計劃，是給駐軍過冬用的，但局面卻沒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遼南調來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由潘朔瑞率領，先向六十軍進攻，然後再向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勸降，並在六十軍司令部的地下室內，設了一個聯絡電台，作為匪軍和六十軍的通訊工具。那個秘密，很快的就被長春情報單位負責人安震東獲悉，並且報請鄭洞國處理，但鄭卻不敢動手。
十月初旬，政府決定放棄長春，並派了一架P51機空投突圍命令。當時的撤退計劃是：新七軍和六十軍，向梅河口方面突圍，然後由廖耀湘兵團接應，撤至瀋陽。但這個命令，馬上被六十軍泄漏給匪方，於是共匪就預備了兩個縱隊截擊，另派十一個獨立師追蹤，企圖一舉消滅新七軍。
長春淪陷
依照撤退命令，預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時，開始突圍，但十七日清晨，六十軍卻開始叛變。而且是一個計劃十分周密的叛變。曾澤生首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先扣押了反對叛變的徐參謀長和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和李的兩個團長。
在叛亂的當時，曾澤生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鄭洞國，說明叛亂的理由，等鄭洞國向他搖電話時，電話已經切斷了！鄭派兵團司令部的參謀長楊友梅訪曾時，曾則閉門不見。
六十軍叛變後，新七軍和六十軍，劃大經路為界，六十軍在大經路以東地區，新七軍在大經路以西地區，互相警戒。中間則佈滿鐵絲網和拒馬。六十軍的炮口，則對準新七軍的司令部。
當時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正在患傷寒病，由副軍長史說代行職務，史說是原先新一軍的參謀長，他平時戴着深度的近視眼鏡，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所以新七軍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鄭洞國召集新七軍的團長，舉行緊急會議，說明匪軍情況和六十軍叛變的情形，然後徵詢「打不打」的意見。但在夜裏他仍下達突圍命令。然而那個命令，卻沒有發生效力。原因是新七軍所屬的六十一師第一團團長李卓□和第二團團長姚鳳翔，已經和匪方談判「槍繳械，人回家」的條件，不想再突圍了！
十月十八日拂曉時分，叛變的六十軍和共匪部隊換防，共匪開始入城。這時李卓□和姚鳳翔的投降計劃，也為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所接受。於是新七軍也派了五個代表，由政工處長楊天挺率領，打着白旗，向匪軍請降。
鄭洞國自殺前後
鄭洞國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銀行，陪伴他的僅是三百人的特務營。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準備自殺，當時他向中央拍了一通電報說：「曾部叛變，李部覆滅，洞國何為，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
據鄭洞國的側近後來告訴筆者說：鄭國洞在十九日曾計劃自殺，同時並與國防部派去的李蕭兩位視察官一道自殺。他們在辦公室中，並每人寫好一封遺書，各持左輪手槍一支。鄭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煙，一腳踢開，然後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幾分鐘後，他又把香煙拾起，恢復鎮靜。在鄰室的李蕭兩視察官，見鄭未履行協議，也就繼續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團的參謀處長郭修甲舉著，從地下室爬出來，向共匪請降。但這時卻有一位無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鄭洞國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衝鋒鎗，爬到中央銀行的樓頂，向包圍央行的匪軍掃射，最後是他自己中彈殉職。從那時開始，長春淪陷了。
長春淪陷後，在瀋陽所得到的消息，是鄭洞國將軍殉職，李鴻將軍被俘，長春的守軍沒有像四平街一樣，發生巷戰。事後證實，部分是確實的，部分卻是以訛傳訛。不過鄭洞國發給中央的電報，「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一語，卻成為當時各報的大字標題。
隨軍進入遼陽
在長春失守前三個月，國軍五十二軍劉玉章的部隊，曾經收復遼陽。那是在當時一切情勢逆轉下，國軍的一次勝利，但也是在東北迴光返照的一次勝利。不過在當時我們卻沒有迴光返照的感覺，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
國軍收復遼陽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軍隊收復遼陽的廿四小時後，筆者隨同記者團和國軍的後續部隊，進入遼陽。第二天就坐軍車，回到瀋陽。回來後並寫了一篇特寫「再看遼陽」，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報」上。
我自瀋陽逃難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出，僅逃出一條性命。到台灣後，卻有一位過去在長春青年訓導班讀書的學生，把我寫的「再看遼陽」的剪報寄給我。那是我手邊僅存的過去寫的一篇稿子。每當我讀它時，都不禁熱淚盈眶。回憶過去的年華，過去的遭遇，像似一場夢和一縷青煙。下面便是我當年所寫「再看遼陽」的原文。
遼陽在變
遼陽收復的二十四小時後，記者團的車子，便開進縣城，第一個接受記者訪問的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昨天和今天，便換了兩個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場夢。」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講下去，眼睛裏像似有淚，但流不出來。
遼陽的市民，確是變了，他們像作夢似的，就換了一個天下。因為昨天和今天，他們完全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變了，事情變了，連人們的臉，也都變了！
在這一變又一變中，記者感到無限沉痛。因為記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遼陽時，看到的笑臉與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齊的街道，和完整的樓房，現在也都變得凹凸不平，彈痕累累，如今遼陽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從牢獄裏放出來的囚徒。在打算着未來的生活。
這個方圓十里的小城，雖然已經收復了二十多個小時，然而仍然死氣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跡象。街上的幾輛三輪車、空着車子，兜來兜去，商店雖然已經開了門，但沒有買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沒精打采，若不是有幾輛吉普車，風馳電掣的跑過去，我們真會感到這是一所沒落了的大院落。
遼陽的晚上，一入黃昏，便宣佈戒嚴，一輪明月，從雲層里鑽出來，照在這寂靜在古城上，遠處再傳來幾聲炮響，使人感到這是一座荒涼的戰場。
今日的遼陽，像似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舊的放風箏人撒了手，新的放風箏人，還沒有牽着引線，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飄搖不定。講經濟，匪幣已經失去效用，我們的流通券還沒有運來，交易已經失去媒介。論行政，縣府剛剛貼上一張白紙條，正為開會忙。一切顯得雜亂無章。
浩劫五月
共匪從三十六年的舊曆臘月廿七日，攻入遼陽，已經佔據這個小城五個多月，人們在恐怖中沒有平安的過一個舊曆年，共匪帶給遼陽的是恐怖與飢餓，因為他們入城後，就開始搜括糧食，然後再施行配給，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學生說：他的爸爸，在臘月廿七日那天，遼陽防守戰中，中流彈死去，於是他失去念書的權利，他眼睜睜的看着共匪一車一車的拉走城裏的糧食，他和他的母親也就從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糠的生活。在作夢中他常常夢到他父親告訴他死得很屈。他又說：他的同學，進了共黨學校念書的，近半年來，除了唱共黨編的歌曲外，也沒念到書。念到的僅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毛澤東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先生也告訴記者，遼陽被共黨禍害完了，在這裏沒有了往日的文化氣息，也找不到過往的繁榮，共匪留給遼陽的是富人窮了，窮人更窮了。一位中學教師告訴我說：共匪統治遼陽五個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懷柔，因為遼陽城外，已經清算_爭，而城內則仍然沒有開始動作。
在遼陽城，記者團曾參觀了魁星樓，高麗門，車站，水泥廠，麻袋工廠，魁星樓的頂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廠的房屋內，看到了許多槍孔和彈痕，那些都是兩次防攻戰，所遺留的痕跡。在城牆下面，我們在一片瓦礫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殘酷的「人海戰術」。
一般說來，遼陽的市民，對共匪都無好感，他們痛恨共匪的極權統治，但對我們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歡迎。這件事由於記者團想找一家飯館進餐時，在身後便聽到有人說：「他們又來接收了，又來吃飯館來了」，這種淡淡的諷刺，值得我們的接收人員深思與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極權統治和恐怖，而痛惡的則是我們自己的腐化與貪污。再加上無能。但老百姓對恐怖的統治者共匪，要滿臉陪笑，對腐化的官員們，也要滿臉陪笑。誰來了便請誰升堂入室。一個市民說：共匪雖然充滿罪惡，但他們有統治力量，政府雖然自由，卻表現出不辦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擔心遼陽會不會保得住，和遼陽會不會再遭共匪蹂躪。因此他們在說話時，也只能說到適可而止，甚至在罵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邊的人。這些受難的青服民族，極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這個城市，永不再淪入共匪手中。
李運成論「戰」
這次光復遼陽，首先進入縣城的是五十二軍李運成師長，這位講話一口湖南腔的將軍，在他的師部里，向記者團講述收復縣城的經過，他說：遼陽失守時，共匪從高麗門打入，這次他部隊也先從高麗門攻了進去。他說，五十二軍的部隊，接到進攻遼陽的命令後，即澈夜準備，乘着暗夜，銜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過了太子河，向城東南角的麻袋，洋灰兩工廠猛攻。不久就佔領了上述的據點。同時更派出部隊，由東城向城內伸展。另派一部分部隊繞道南門堵擊。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使城內共匪，走投無路，乃繳械頭誠。然後他再派兵掃蕩西郊和車站一帶的匪軍殘部。他說：五十二軍從攻擊到佔領，總計不過三小時，實在是歷次戰役中所少見的。
當時在遼陽指揮作戰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還有劉玉章將軍和龍天武將軍，當記者團訪問駐軍高級司令部時，他們三人正在圍看一張軍用地圖，研究今後的戰略。廖耀湘將軍表示：國軍克服遼陽後，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由遼陽剿匪總部來決定。
當然，遼陽收復之後，地方上的問題，馬上便要接踵而來，譬如縣城的糧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由共匪分了的四鄉土地，如何處理。共匪在時，高粱米每斤售匪幣三千元，我們收復後便賣到流通券十五萬元。普通日用品的售價，也比匪幣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比記者團早八小時，抵達遼陽，他指示縣長，今年的田禾，歸耕種的人收割，但當王志仁縣長，召集地方人士開會時，地方紳士，極力反對，這一群土豪劣紳，實在是剿匪戰中的一個阻力，有事時他們先逃，太平時回來搗亂。他們的腦子裏，除了充滿自私外，那裏有什麼國家，民族意識。這些人和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剛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作風，說做就做的勇氣，遼陽的殘局就更難收拾。今日之戰，已經到了組織對組織，幹部對幹部的時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樣的腐化與低能，軍隊雖然打下遼陽，依然是一個累贅。
靜靜的太子河
歸途，車子經過太子河，河水靜靜的流，一隻木船在擺渡行人，河北岸已蝟集了一批趕着騾車，拉着家具，攜着妻兒，等候回家的人，他們皺紋的臉中，露出一些笑容。
佇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見石的流水和即將搭好的兩座浮橋，我彷佛看到了遼陽的新生。車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隨風飄來了麥香，遠處有一望無際的高粱地。
車子經過長辛店時，看到了繞着這個大鎮的老柳樹，土圍牆，一群農民，在那裏替國軍修路。農家的煙囪中，正冒着縷縷的炊煙。
七月的遼南，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在吉普車上，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保佑這些良善的農民，永遠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也從未想到三個半月以後，瀋陽會淪陷。不僅我沒有料到，就是當時的東北軍政首要，也不會料到東北會淪陷得那麼快。
衛立煌和范漢傑鬧意見
我從遼陽戰場回到瀋陽以後，遼西地區的大戰，正在醞釀，錦州守將范漢傑將軍，曾到了瀋陽和衛立煌商量應付遼西地區未來的戰局。
范漢傑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時，他直率的說：假如衛立煌將軍，對遼西的局勢，表示關切，他將在瀋陽多留幾天，並且要到本溪和撫順兩個工業區看看，要是為衛立對他冷淡，他將馬上返防。范漢傑也向我表示：錦州地區，存糧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揮的部隊，士氣很高，當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隊堅守城池，吸住匪軍主力，然後以大兵團包圍住匪軍的主力，內外夾攻，在遼西地區，可以一舉殲滅匪軍。不知道衛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見。
但在第二天，范漢傑卻悄然返防，很明顯的，衛立煌和范漢傑的會談，並不融洽。後來從剿匪總部傳出的消息說：衛范之間的會談，不僅不融洽，而且衛立煌還拍了桌子。
後來錦州之戰發生了，參謀本部給衛立煌的作戰命令是：加速增援遼西戰場，但衛卻從容不迫的慢慢作着軍事部署，對錦州的救援，比參謀本部的計劃，晚了十天。而導致遼西會戰的失敗。使錦州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錦州之戰，發生於九月十九日，戰事連續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而且打了巷戰。
事實上，錦州丟得十分可惜，筆者在瀋陽棄守後，化裝逃難時，途經錦州，那時戰事已結束一個多月，但看到的錦州城內城外，仍殘破不堪，共匪軍隊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邊一個洞連着一個洞，那是共匪躲避空軍襲擊時，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擊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的慘烈。
營口之行，中途折返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後，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後，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槍，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飢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沖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佛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後，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後，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托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里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閒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
遼西會戰的失敗
失去制勝機會
民國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劉玉章將軍所部的五十二軍，收復遼陽後，依照劉玉章和廖耀湘當時的建議，國軍應該立即前進，直下海城，收復營口。打開瀋陽、營口間的通路。糧食和軍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補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動用五十幾架飛機，自北平向瀋陽空運糧食。但當時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對於那一作戰方案，猶豫不決，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勝機會。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彌將軍第八軍所屬的一六七師，自山東的煙臺，調往遼西，進駐錦州。當時瀋陽和錦州兩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錦州、瀋陽間的鐵路，使北（平）寧（遼寧）路通車。但剿匪總部，又沒有能夠利用那個時機出擊。而失去了第二個制勝的機會。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軍開始大規模調動，九月十二日，進攻義縣，打了十二天後，義縣失陷，廿四日開始攻錦縣。就在那一天蔣總統電召衛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總統給衛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軍空運錦州，其餘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時向新立屯出擊。當時為了加強那個命令的執行，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在九月廿六日與衛立煌同機飛到瀋陽，共策進行。但衛立煌卻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對於馳援錦州，仍在考慮中。在那次軍事會議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張，瀋陽地區的部隊向營口出擊，然後用船隻運兵，以海路馳援錦州。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則以總統的命令，不能變更，所以進攻營口案，也未能實現。
時間就在衛立煌的遲疑與考慮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還不能決定。十月一日蔣總統臨北平，電召顧祝同、衛立煌兩人到北平會商，衛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於是才下達命令給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揮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合計十二個師，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開始攻彰武，這一行動，已經較總統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實上是變更了總統的命令。因之在戰果上也沒有達到原先所預期的。但這個增援部隊，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趕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錦州。然而國軍的行動，仍然很緩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離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為了爭取這個時間，終於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錦州。
錦州陷落後，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又飛抵瀋陽，並在自北平飛往瀋陽途中的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十六日再轉往葫蘆島佈置軍事。在葫蘆島，總統又發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揮的十二個師繼續西進，收復錦州。總統回到北平以後，二十日再電召衛立煌、杜聿明兩人飛平，面授機宜。但衛立煌又沒有依照總統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總部，進駐黑山縣東二十華里的胡家窩棚，匪軍自十九日開始，自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軍，並在二十五日夜，突襲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與其他各部失掉聯繫，然後再分別截擊各軍的軍部和師部，使十二個師全部潰散。從遼西兵敗歸來的新一軍參謀長葉錕將軍，在瀋陽碰到筆者時，痛哭流涕，他說：怎會想到，十二萬大軍，在一夕之間瓦解，情況會變得那樣慘。葉錕並說：那次戰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衛立煌不依照總統的命令作軍事佈置，一拖再拖，致損兵折將。葉錕在擔任新一軍參謀長時，就會作畫，我們常以儒將視之，但沒想到他來到台灣後，竟成為畫馬的名家。
在東北的記者群
遼西會戰結束後，有一部分潰敗下來的士兵和軍官，陸續返回瀋陽，等待整編，但廖耀湘本人卻失蹤了！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沒有找到他。據後來逃出匪區的廖耀湘側近告訴筆者說：廖在兵敗以後，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化裝成一東北老農，乘一輛大車，在兵荒馬亂中，向關內逃亡，但經過匪軍檢查哨時，他不會說北方官話，致露出馬腳，終於被俘。
遼西會戰，國軍大敗的消息，傳到瀋陽後，我們這一批新聞記者，仍沒有感到，不幸的日子會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政府幾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們從不曾想到瀋陽會很快的易手，所以我們和平常一樣的執行採訪工作。每天下午，準時到剿匪總部找雷襲琪參謀，等候他發佈新聞。每天只聽到雷參謀說：「遼西兵團，敗得很慘，瀋陽防務，固若金湯」。因為雷的表情和平時一樣自然，所以新聞同業，也和他一樣，一些也沒有對局勢悲觀。
現在再想起當年的舊事，我們這批記者，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驕兵悍將們，同樣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覺。最後在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幾乎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時自關內派往東北各地的記者，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派是堅決支持政府的記者，也是最反共的記者，一派是中間派，對政府和共匪都無好感，另一派則是親匪派記者，或者是共匪滲透到新聞界的匪諜。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在一片亂糟糟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人都不隱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我的記憶中，反共的記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中央日報」的特派員徐佳士和馬志鑠，中央社吉林特派員張冰子，「申報」特派員韓清濤，「新聞報」特派員潘世征，「大剛報」的特派員張膽，「益世報」的特派員高慶琛，上海「大公報」特派員張高峰，北平「世界日報」特派員樊放，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驥彤，「新報」的劉興武和筆者本人，還有東北「民報」的余敢。這些人不論是在長春或在瀋陽工作，都表現出反共反極權的風骨。
中間派的則是江西「正氣日報」的特派員楊卓之，「大公報」的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趙展。親匪的記者則有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雷特，長春「前進報」的郭而清等。後來中間派的記者在大陸變色時，多已投匪，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反共的記者，大都到了台灣，自然也有幾個人在大陸淪後，向自由區逃亡時，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蹤後永遠沒有了消息。
想當年，那是一個敵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記者和親共的記者堡壘分明的年代。當時同情共匪的記者，則指責我們這批反共記者是「國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進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記者在當時的氣焰很囂張，而且明目張胆的寫文章，同情共匪，當他們張牙舞爪，為匪張目時，卻從未料到在匪偽竊據整個大陸後，連他們也一道清算，被洗腦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運和蕭軍、胡風等共黨作家們的命運，幾乎完全相同。
「新聞天地」千字鬥米
不過在前面所說的敵我堡壘分明中，也□到過少數例外，譬如瀋陽「新報」中，有一位劉姓主筆，每天我們都聽到他在辦公室中，大罵政府，他寫的文章也很鋒利，愛走偏鋒，在當時我非常懷疑他是個匪諜，但在瀋陽陷匪之後，他逃得比誰都快，而且在逃難的途中，又大罵共匪。
在北平淪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罵政府的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後，碰到他時，他卻勸告筆者，快些逃走，那時他又說：中共匪幫，比起國民黨來要要壞上千百倍，那時他卻又讚揚國民政府雖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卻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則是暴政。
不過在瀋陽時代，所有的記者中，我仍極喜歡「申報」的特派員韓清濤。那時韓清濤除了擔任「申報」的職務外，並在「和平日報」任經理，也是上海「新聞天地」的駐東北區代表。
當時的「新聞天地」周刊，是全國知識界所最愛讀的一本新聞性雜誌，全國各地的記者，多以文章能在「新聞天地」發表，是件榮譽。同時「新聞天地」的稿費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鬥米」。所以也能選用些好文章。同時由於「新聞天地」刊載的內幕新聞較多，所以它也成為各地軍政首長必讀的刊物。
由於韓清濤兼任「新聞天地」駐東北的代表，所以我們住的地方，釘了三塊牌子，一塊是上海「申報」特派員辦事處，一塊是上海「大公報」特派員辦事處，另一塊則是上海「新聞天地」駐東北代表辦事處。
韓清濤是一位很樸質的人，他的外型和談吐，很像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談話時就極其謙虛，面帶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聞天地」空運到瀋陽辦事處時，報販用現金搶購，韓清濤怕報販因搶購打鬥，特限定每人僅能批發二十本，但後來的人，仍買不到書，常常吵吵鬧鬧而去。但清濤卻決不發脾氣，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韓清濤在瀋陽的那段時期，把他的老父從鄉間接來奉養，韓老伯是典型的北方莊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們每天吃飯時，總是大米，白面，似乎從內心感到不安。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太會浪費。
鈔票像一塊磚頭
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薪水不差，瀋陽「新報」，每次發薪，都領到像磚頭似的，厚厚一大堆鈔票，但我從那時起就不會理財，也沒想到理財。每次發薪水，除了接濟我的一位念高中時的一個盧姓同學的母親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連數都不數，就放在皮箱中。當然第二天的幣值，遠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把現鈔買成袁大頭──銀幣，或者黃金。每天想的只是怎樣採訪新聞，怎樣寫一篇夠水準的通訊稿或者特寫稿。
說來也奇怪，我自六歲隨父親下關東，是來自田莊的孩子，我讀大學時，雖然環境好些，但在童年時代確確實實過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見別人過的苦日子。但我卻從來不重視金錢。兒時讀論語時，特別喜歡子路所說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着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着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
我不會理財，不重視財帛，可能和我讀過一年私塾的教育有關，那時我的啟蒙老師姜孝友師，常常告誡我，大丈夫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凡「尋田問產」者，終非大器。我的半生，雖然沒有成什麼大器，但卻也不屑於尋田問產。當然這一觀念，在今日工業社會中，已顯得落伍。
在瀋陽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別值得我記憶的是我有一個軍方的好友楊溫將軍，他是新一軍五十師的師長，他每自防地歸來，必然到辦事處來看我，並在我們的辦事處吃飯，他每次來時，吉普車的後面，也必然載着幾包白米和幾袋白面，我和韓清濤吃不完時，就一袋一袋的送給盧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讀書時，同學的母親家裏。因為他們家的情況不好。所以一直住在東關的貧民區。
後來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這個小的「文化戰犯」時，我就躲在盧家，盧伯母並且告訴我說：如果匪幹真的搜查到他家時，就稱我是她的兒子。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梁華盛與活動碉堡
在瀋陽失守的前三個月，衛立煌決定把瀋陽防守區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於是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梁華盛將軍，便被調回廣州綏靖公署擔任副主任。新任警備司令則由胡家驥將軍充任。職權僅為防守瀋陽城區，較過去瀋陽區防守區司令的範圍為小。
梁華盛將軍，在瀋陽做了五個多月防守區司令官，他交接時，東北的形勢，正在走向下坡，那時和他一道離開瀋陽的還有馬占山將軍，馬占山之離開瀋陽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無可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離去。
梁華盛將軍，自吉林撤守後，他到瀋陽確實想做些事情，但客觀的形勢，也使他沒能發揮什麼力量。不過在他的任期中，曾經想出了在瀋陽周邊，設立活動碉堡，所謂活動碉堡，就是用厚鋼板製作的堡壘，下面有輪，可以在軌道上推動，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槍孔向外射擊。也可以推動堡碉在軌道上運行。像似活動的裝甲車。梁華盛將軍的活動碉堡設計成功後，曾約邀記者們到現場參觀。但約定不發表新聞。免得敵人知道我們有了這種設計。此外梁華盛也鼓勵城防駐軍和軍醫院，利用空地種菜和養豬，以備局勢惡化，城區被共匪封鎖時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鑑於長春被圍時，城內缺糧缺菜，所作的未雨綢繆之策，遺憾的是瀋陽最後的結局，竟是不戰而退。
所以梁華盛將軍到了東北末期，他返回廣州擔任余漢謀的副主任前，也沒有了他初到東北接收時的豪氣，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時，當共匪圍攻吉林最緊張時期，他忽然自瀋陽坐了一架L5小型飛機，冒着大風雪，迫降在哈達灣機場時的精神。
石覺的十三軍
在民國三十七年，瀋陽失守的幾個月以前，瀋陽的記者團，也曾經計劃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覺兵團，但由於剿罪總部沒有交通工具供應，致沒能成行。
石覺將軍所率領的十三軍和趙公武將軍所率的五十二軍，是首先出關的國軍部隊。五十二軍後來由劉玉章將軍繼任軍長，十三軍則一直由石覺統率。十三軍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關，經綏中、興城，然後下錦州、義縣、阜新、彰武轉往北票。過朝陽、葉柏壽、凌源、平泉，最後駐守承德。
承德是熱河的省會，在滿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獵的地區，政府接收後，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劉多荃，後來由范漢傑兼任省主席，石覺部隊進駐承德地區後，中央在承德設置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石覺則擔任綏靖區的司令官。
這支部隊，是最先出關的國軍，也是最後很完整的撤回關內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在瀋陽失守以後的半個多月，才有秩序的從承德撤到張家口。算是剿匪戰史中的一個奇蹟。當然十三軍的軍紀很好，在駐在地區，從來沒有聽說有過擾民的事件發生。也是這支部隊，能全師而退的原因之一。而當年在東北的將領中，下場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覺和劉玉章兩位將軍了！石覺目前的職務是考試院的銓敘部長，劉玉章也累官至陸軍上將。而且是守金門的名將之一。
早年在東北叱咤風雲的將軍多已風流雲散，熊式輝在經商失敗後，隱居於台中地區，垂垂老矣！梁華盛來台後，沒有再擔任軍職，人們偶而看見他在西門一帶的電影街看一場電影。住在台中的孫立人，也深居簡出。
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范漢傑等兵敗被俘後，陷身匪區。衛立煌後來自動投匪，已在幾年以前死亡。據說衛立煌在香港時，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鈔。以防止鈔票發霉。那些錢，當然是當年在東北搜刮所得。到頭來卻也兩手空空。他死在匪區，就如同死掉一條小狗那樣，無聲無息。
赴撫順煤礦採訪
民國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撫順煤礦採訪。那是由於煤礦中一個留用的日籍員工，投書「新報」，說撫順煤礦經國人接收後，已經把礦場糟塌得不成樣子，用殺雞取蛋的方式，進行開採煤礦。那位日籍員工，覺得他過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礦場上，不忍見到一個礦場就那樣被毀掉。同時早期派往撫順接收礦場的張莘夫被俄軍主使共匪殺死，他的血跡未乾，中國人何以竟不珍惜這個事業。
「新報」社長徐露放，接到那封投書，頗為激動，他要我悄悄的到撫順煤礦去看一下，訪問幾個下層員工，特別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員以外的人。我到撫順後，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礦場採訪。但一接觸中下層員工，上層人士馬上趕到。現在我已記不起場長的姓名。能夠記得的是他們在當天中午，就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記者。但卻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魚大肉而謝絕。於是他們又要派專車和專人，在我採訪後，陪我回去。他們提供了好多資料，都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但他們也沒有拒絕我訪問員工，和由我選擇的地區採訪。
自然我回去時，也以坐火車較為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他們派專車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寫一篇報導煤礦的黑幕的文章。我記得我回去後連寫了三篇有關撫順煤礦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殺雞取蛋」。
撫順煤礦當局，提供我的資料，大約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聞目睹，實地採訪所得。那三篇文章寫的很火爆，後來接到了礦場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員工，稱道那篇文章寫得很公正的信。
在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幾個月後，就會撤退，所以亟希望那個礦場能夠好好的開採，好好的經營，如果真的預料到東北的變色，會那樣快，也就不必寫那幾篇文章了！
連瑣式的學潮
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分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台子，稱做「民主講台」，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現在三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們，在大陸撤守時，只不過六歲左右，他們沒有受過「血」的教訓和「血」的洗禮；沒有看見過在共匪煽動與鼓吹之下，學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無辜，犧牲於學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認為「民主廣場」之類的學生運動，不妨開放。但對於我們這些披着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殘害的人而言，卻認為學生運動，就是學潮的先聲，而一切類型的暴動則是成年人的學潮，如果稱「暴動」就是「學潮」的化身。當不算是過分之辭。
麥克阿瑟的卓見
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周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只有順着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佈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佈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