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長春市，是一個省轄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揮監督，但她的重要性卻行政院的院轄市。
那時長春的內部，雖然很平靜，但除了吉林長春間的交通，尚能維持以外，事實上全城正陷於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華盛將軍，曾經邀請長春各報記者和京滬平一帶駐東北特派員到吉林的省會永吉參觀。梁將軍除了為記者舉行簡報外，並陪同記者們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訪問八百隴的長白師範學院。
那時候軍人出任省主席，尚無「外職停役」的規定，所以梁華盛總是穿着他的兩星中將軍裝。當時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礦聯營處，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導「府會一家」。那就是說省政府和省議會，該合作無間。
三十六一整年，對長春而言，雖然外圍緊張，但內部的情形尚穩定。當時孫立人將軍，己調往瀋陽的長官部任副長官，不久他就到台灣鳳山，訓練新軍。長春的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則由新一軍軍長潘裕昆兼任，同時把李鴻的一個師，擴編為新七軍，成為防守長春的主力。
宋壽椿和「皇宮機場」
當時長春地區另一位軍方重要人士，是空軍上校宋壽椿，因為當時他是空軍長春站的站長。空軍總部，於三十四年冬在長春地區，成立第十四地區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間結束，由錢國勛上校任留守處主任，實際業務，則交由長春站處理。長春空軍站所主管的業務，以空運為主，長春地區本來有兩個機楊，一個是大房身機場，另一個是寬城午機楊，已經不能用，於是宋壽椿在日據時代溥儀做「皇帝」時的「皇宮」，另修了一個小機楊，他為它取個名字，叫「皇帝機場」，專作L5小型機起落之用。L5機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聯絡機。「皇宮機場」在後來大房身機場也被共匪佔據時，是當地最後唯一的一個小型機場。
宋壽椿當年剛剛三十出頭，他愛和新聞記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開吉普車到中正日報來接我一道打網球。他有時甚至強迫式的要筆者放棄其他工作，拉着胳臂坐上吉普車，開往網球場。
但在他做站長的那段期間，我也送走了許多朋友，自長春飛往瀋陽。現在在內政部民政司擔任科長的劉勝超，就是宋壽椿在一張紙條上批上「特准」兩字，自長春飛往瀋陽的。
三十六年底宋壽椿被調回第一軍區司令部擔任飛行科長，錢國勛也被調回第一軍區任第四處處長。長春站的業務由副站長王丕績中校代理，那時的軍事情況，已愈來愈壞。有許多人準備離開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長春的燃料缺乏，各機關多以豆餅，作為火爐的燃料─豆餅系榨豆油所余之豆粕，成餅狀，大如卡車之車輪，地方人民，用為牲畜之飼料─用以取暖。但城內的糧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圍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開始向吉林進攻，並完成了包圍態勢。吉林的守軍，正是不久前剛剛被雲南省主席盧漢宣慰過的雲南部隊六十一軍。那支隊伍，當時的士氣很高，防守嚴厲密，而且不大虛發子彈。
共匪在東北地區，所採用的戰術，一直是圍「點」打「援」，所謂圍點，就是圍住一座城池。所謂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擊援軍。同時他們善用「口袋戰術」，等國軍孤軍深入袋形陣地中，他們就包圍上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吉林省會永吉被圍困時，自長春、四平兩地馳援的國軍，在試探中前進馳援，到了吉林被圍的第十八天，長春四平兩地的國軍，才在吉林會師。
在吉林被圍的一段時期中，長春的中正日報，常有極其確實的獨家新聞發表，而那些新聞，多是梁華盛將軍在長途電話中，自己講給總編輯張知挺的。
不過在當時，戰況愈緊張，報紙的銷路愈好，吉林圍城時，中正日報的銷路，直線而上。但張知挺卻說：他寧願報紙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圍，早日解除。
吉林解圍之後，梁華盛來過一次長春，也到中正日報的董事長辦公室坐了一下，對中正日報的表現，也多所鼓勵。那時中正日報比省府的機關報吉林日報辦得確實高明得多。惟一差勁的就是報紙的標題常有廣東句法出現：例如稱「抵達」為「抵步」……因為編輯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廣東籍的總編。
當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許多廣東人，那些追隨梁華盛將軍的廣東人，在吉林和長春一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飯，也怕吃麵食。所以後來一有機會，中正日報中的廣東編輯，便想請假，回廣東的中正日報工作。
瀋陽緊急
現在我們把話題再回到長春。三十六冬天的長春，是在寧靜而肅殺中度過。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戰軍部隊，自松花江南下，繞過春長，直撲瀋陽。當時共匪的行軍方法是晝伏夜行，以避開國軍飛機的空中偵查。共匪的部隊，也不結營，他們專住民房，對新竊據的農村，既不清算，也不_爭，而且呼農民為老伯。部隊開走時，替農民把院子掃得乾乾淨淨，用虛偽的手段來騙農民純潔的感情。但等他們一站穩腳步，清算_爭，立即展開，等人民覺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後苦」的那一套時，已經為時太遲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騙過長春以南的農民，晝伏夜行的接近瀋陽。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瀋陽外圍，突然發生激烈戰，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瀋陽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陳誠將軍曾調華北剿匪總部傅作義的部隊空運瀋陽增援。北寧路上，也兵車轆轆，軍運頻繁。
那時也就是陳誠將軍，在病榻上指揮軍事調動的時期。在當時中央政府也下定決心，保衛東北。但毫無疑問的是國軍所佔領的地區是城市，是點，而共匪所盤據的地區是鄉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他們的部隊使用的是輕裝備，而我們的部隊在行軍時，要挑着大鍋、餐具，以及糧草。
市政府的應變工作
長春市政府所作的應變能力，不是準備如何武裝民眾和共匪進行一次巷戰，而是替各級官員，填寫假的身份證，蓋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聞記者，也發給一張假的身份證。市政府在發假身份證時並鄭重說明：是給大家作為逃難之用，使共匪在進城後，無法根據身份證逮捕公教人員。同時把市政府保留的戶籍冊，也先行燒毀。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敗主義的作法。但在當時，沒有人提出異議。
人們的腦海中所想的是怎麼逃難，如何能搭上飛機，當地居民，把「接收大員」，稱為「劫收大員」，以發泄胸中的憤怒。事實上那些人民都是愛國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舊帳說：九一八時候，官員們把人民丟下跑了，讓他們受了十四年的異族迫害，現在共匪還沒攻城，而大官們卻已作逃走的計劃，又把他們丟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感情顯得特別激動，我每次到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上課時，學生們都要求，替他們分析時局的發展。他們並且表示：在抗戰時期，他們沒能為苦難的國家盡點力，這次在剿匪之戰中，他們倒想替國家流一些血。但是他們請纓無路，報國無門。國家的事，似乎沒有人管。
面對那些純潔的靈魂，我實在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但卻覺得這批大孩子，十分可愛。
軍事調處執行部解散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歇爾特使返回美國，就任國務卿。一月十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圖繼馬歇爾之後，續作調人。但他剛把恢復和談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時，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絕。一月廿日中央宣傳部發表了政府恢復和平商談的願望與經過，一月廿四日共匪聲明拒絕和談，終於在一月卅日，政府鄭重宣佈：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和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這是「馬歇爾八上廬山，晉見蔣主席」四個月以後的事─馬歇爾最後一次上廬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顯得，當時的共匪，已經由劣勢轉為優勢。他們當時的策略是：軍事上失敗，即態度軟化，高唱和談，等元氣恢復後，即藉詞破壞和談，開始進攻。近廿五年來，不僅中共匪幫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黨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國的馬歇爾元帥返回華盛頓後，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當時仍誤認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並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學畢業的共產黨徒的包圍─一項有計劃的包圍─直到若干年後，他返回美國之後，才發覺他受了中共之騙，上了中共的當。
在長春和瀋陽、東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對於政府和共匪間的停止和談，解散三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當時人們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並對於國軍具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在軍中，由於過去一年多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士氣十分低落，而高級帶兵官們，包括軍長、師長、團長，很多人都找機會發財，除了極少數部隊，像青年軍的二○七師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隊，已逐漸喪失了戰_意志。
當時的知識界，雖然有很多人，對東北的前途焦慮，但卻沒想到後果演變到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嚴重。人們所了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論是在政治上以及軍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盧漢飛東北勞軍
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雲南省主席盧漢飛往東北，慰勞雲南遠征軍。
盧漢抵達長持春後，住在市政府的賓館，他也在賓館中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蔣主席對遠征東北的雲南部隊，十分關切，特派他前來慰問。那時駐在東北的有兩支雲南部隊，一支軍隊駐錦州一帶，另一支則駐吉林，那是曾澤生將軍所統率的六十一軍。
盧漢在長春時，長春市參議會和地方各界，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那時的市議長霍戰一在致歡迎詞時，曾引用東北的「諺語」說：過去的北方人發配到雲南時，人們則稱之為去遭「雲南大罪」，現在的雲南部隊，到東北剿匪，則是到東北受「東北大罪」。因為比喻不大得體，盧漢聽了頗不愉快。市府的官員特別跑到記者席上關照採訪的同業們，不要引用這句話。以免登在報紙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軍的官兵。
盧漢那次到長春和吉林一帶勞軍，曾到達雲南部隊所駐的防區，和高級軍官及士兵見面，完成中央所賦與他的任務。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長春的正是曾經和蘇俄紅軍辦過交涉的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將軍。
董將軍陪同盧漢，前後約十天左右，他們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華盛的盛大歡迎。梁將軍並以吉林名產「鍋鐵」，來招待嘉賓。─鍋鐵系以打破之鍋的一大塊鐵，上置肉烤之─盧漢一路上，看到東北資源的豐富，曾向董彥平將軍，讚揚不已。他對於吉林的風景，也十分激賞。當他飛回雲南時，專機上還帶了兩隻梁華盛送給他的來亨雞，那時來亨雞在大陸上，還是很珍貴的東西。
吉林國軍撤守
民國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並任命衛立煌將軍為剿匪總司令，行轅主任陳誠將軍則飛往上海養病。行轅撤銷。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發生了幾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國軍撤離佔據領將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軍和省政府，撤離永吉，退守長春。當那批滿臉倦容的國軍，撤抵長春時，筆者曾到營區採訪，曾澤生將軍且曾表示：我們終將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實際的情形是士氣大為低落，和國軍最初克復長春時，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經不見了。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局勢的變化，真是太快了！
記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員，更顯得疲倦，教育廳長胡體干先生，撤到長春，就臥病了一個時期。省主席梁華盛飛往瀋陽述職，不久就擔任瀋陽地區防守司令。瀋陽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將軍，第二任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仍兼瀋陽防守司令，到四月間他才把防守司令職務移交給梁華盛。
自吉林的國軍撤守後，整編的新七軍軍長李鴻與六十一軍軍長曾澤生之間，便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隊的武器不同，彈藥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駐防地區，也有爭執，那些都是一些衰敗的跡象。也就在那一時期，匪諜在軍中，也作了一些挑撥離間工作，同時在長春市內，也發現了共匪的傳單，他們用郵局寄信給各學校的教員，要他們保護校產，將功折罪。那些當然是他們所作的心戰工作。因此長春市民，開始人心惶惶。
這是最後一班飛機
長春的寬城子機場，被匪佔領了，大房身機場也漸漸不保險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長春空軍代站長王丕績告訴我說：明天有一架飛機載運國民大會代表到瀋陽，那是最後一架從長春起飛的軍機，如果再不走，就沒有機會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留給長大我教過的那班同學，一封留給青年訓導班的同學；大意是說：我走了！我坐最後一架飛機走了！大局比我們想像中要壞得多，希望同學們能尋找機會，到南方去。
那時中正日報的總編輯張知挺，已奉梁華盛的電召飛往瀋陽，由一位姓陳的編輯主管任代理總編輯。我告訴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後一架飛機離開長春，那位陳先生，聽了我的話，默不作聲，但是也沒有提出異議。就這樣我告別了我工作將近兩年的報社和學校。
魏德邁的建議
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託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託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卻幾乎每天都借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紀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折合今日的台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卻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被衛兵軟禁十五分鐘
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里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里，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裏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象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對於這些不學無術的官員，會使人從心裏產生厭惡之感，因為他們從不了解記者到底是做什麼的。
瀋陽的繁華夢
別矣長春
三月的長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機場四周，白茫茫一片，遠處隱隱有炮聲。
在雪地上，約有四十幾個人，在等候着飛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當選不久的國民大會代表，三分之二是經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員，新聞記者，僅有筆者一人，當時的大房身機場，已在共匪軍隊的大炮射程之內。軍用連輸機落地後，需要立_起飛。我們這批候機的人，每個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慮不安。生怕就在我們等候飛機的這段期間，飛來炮彈，或者匪軍突然向機場進攻。因為空軍方面的人員告訴我們，這是最後飛來長春的專機，而且機場的安全不能保險。
一架C46軍用機，終於落地，大家候機的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飛機停留不到十幾分鐘，_凌空起飛，在長春城的屋脊上，繞飛一周，可以看到「溥儀皇宮」的黃琉璃瓦，在陽光照射之下，正閃耀着光華。
在飛機上，默默的告別這座飽經憂患的名城，心中有着無限感慨，在兩年多的日子裏，在兵荒馬亂中，日子顯得特別長。但在當時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時一樣。沒想到離開長春後，一轉眼間二十四年過去了，而且「遙遙無歸期」。
我很懷念，大同公園湖邊的細柳，還有落雪的日子，把車子開到南嶺的大學區。在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授課時的情形。那些年輕人的蘋果臉，臉上充滿青春的希望與笑容。以及中正日報的那座白樓，冬天坐在暖氣包上，看窗外大雪紛飛。還有更美的是坐在馬車上，聽馬車夫用腳踏車鈴的聲音。車輪帶走一片薄雪，在馬車的旁邊飛舞，像一層薄紗。
在長春兩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幾幕戲劇，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輝將軍，董彥平將軍，蘇俄的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參謀長特洛曾科將軍，還有孫立人將軍，粱華盛將軍……那裏的「晚會」，「迎官號」，心地純樸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傾軋而互不相容的黨務工作人員……那是一場悲劇，一件歷史上的悲劇。不過我在最後一幕「落幕」以前，先離開那裏。
近年來常常作夢，夢見蘇俄紅軍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夢見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樹枝上，結滿了霜雪的公園，以及一_年輕人在玄黃的電燈下，討論國家前途的影子。許多背景，都是長春城。那些夢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園寥落干戈後
自長春飛回瀋陽後的第三天，我自軍方借了一輛吉普車，回到我六歲到十二歲那段日子所生長的家園。探視父親和二哥，以及為母親上墳。因為那時國軍已收復了我的故鄉，防守那個地區的正是羅友倫將軍所部的二○七師。
十多年了，背井離鄉，在外面流浪，當吉普車開進村莊的山神廟前，第一次懂得了，並且感受到「近鄉情怯」這四個字的意義。
依照我們山東老家的規矩，遊子歸來，進入村莊，必須下車步行，看見村莊的父老，都要行禮。所以在車子進入村口後，我就徐徐步行。遼南地區的三月，春雪初溶，剛剛解凍，農村裏的人，正開始用大車「送糞」─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糞堆，送到田裏。
我家的村莊，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來自山東，村東有個山東墳─山東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發芽的季節，山東墳上的毛姑杜花首先開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車停在我家的石頭牆外，父親和二哥，覺得我回來得太突然，尤其責備我不該着軍裝和坐車回來。父親是一個剛強的人，我童年時從未看見他落淚，但我這次回來，他流淚了，二哥則表現出_驚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紙錢，拿了壺酒，到後園的白楊樹下，母親的墳前，焚化紙錢，並且痛哭了一場。然後二哥陪我看了母親墓旁的幾株老樹，剛剛搭起來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頭圍牆，後園中的柴草堆。西廂房中的糧倉。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只是正房中的陳設比從前簡單了，祖先龕前的錫器蠟台，也收藏起來了！我的幾個侄兒侄女，像看見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們，都高興極了！
父親從米倉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殺了只雞，那是我回家後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團聚。父親說：十幾年來，每年過年時，就只少我，特別是在動亂中，不知道我是否還活在人間。然後哥哥告訴我一些共匪軍隊，佔據我們村莊以後，我家被_爭的情形，以及國軍收復後，鄰居再把分去的東西，送還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長工老沙仍舊在繼續工作，在共匪_爭我家時，他「陽奉陰違」，替我們通風報信。
村莊中，有很多人家毀於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時，被裹脅而去，過去一個小康的村莊，已經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園寥落干戈後」的景象。二哥彷佛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我，譬如張家的大叔死了已經兩年，李鐵匠上午還好好的，下午突然過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燒的「坑上」，幾乎「聊天」到天亮。
父親反對做新聞記者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親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樣樣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聞記者」。他的理論是，新聞記者不是我們這種「半耕半讀」准「書香門第」的人家所應做的職業。在父親的腦海中，新聞記者都是一些「造謠生事」的人，和不務正業的人所做的職業。有人得罪了他，就會用報紙揭人私隱。他對新聞記者這一行業，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但父親同意我在大學教書，他認為那是最正當的行業。可惜廿多年來，我僅聽了父親一半的話，而且做記者成為我的本行，教書則變成了副業。他老人家如果現在還在的話，將仍會保存着在報館裏做事的人，離不開設賭抽頭、吸鴉片煙、敲竹槓、養成一身壞習慣……那些「集罪惡於一身」的觀念。
我在家裏住了兩天兩夜，看了我家親戚，也會晤了童年時代的遊伴。雖然時間很短，但卻是十分快樂。我和童年的遊伴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尋找兒時的舊事。我們重遊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戰爭時的戰壕中，找我們過去走過的腳印。閒話在那一道戰壕中，扒得鉛彈子最多─日俄戰爭時之大炮中，滿裝鉛彈，炮彈開花後，鉛彈子_散開傷人。戰後數十年，農人仍在山中撿鉛彈子出售─我和遊伴們，敲着山神廟前的古鐘，也回憶童年放暑假時，趕看牛群，打着響鞭，在夕陽西下時，所做的「牧童鞭影亂斜陽」的舊事。
我們穿過還沒有長葉子的柳樹林、桃花林、踏着白楊樹的葉子，閒話農村生活。我們經過剛剛解凍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紅樹！那恐怕是我過去的半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二哥在我家居的兩天中，詳細講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個共匪「團級幹部」的故事。那就是幾個月以前的故事。因為我家是那個村莊中的「小地主」，雖然僅有房屋九間，卻也整潔，所以共匪的「團部」就設在我家中，共匪的一個「團指戰員」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個月，他們叔叔伯伯的叫個滿甜，士兵們也打掃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但一個半月以後。開始打鑼，「扭秧歌」和清算_爭。於是那匪幹告訴我二哥：因為我家有讀過大學的學生，而且有田地在百畝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階級」，他勸我二哥：要自己打鑼，自己帶上紙帽子，在門前大呼：「我是開明的地主，自願把東西分給鄰人」二哥當然照着他的話去做，鳴鑼高喊。鄰居的人，包括我們的親戚，群來我家把東西分得一乾二淨。不過一個曲姓鄰居。看到我們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瑪瑙鼻煙壺等，偷偷的交給二哥收藏。一場瓜分，在一個下午就辦理完畢，當然糧倉也被打開，糧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裝走。不過在半個月後，國軍的二○七師收復我們的村莊時，被分去的東西，一樣不少，全由鄰人送回。彼此間也沒有什麼誤會。二哥說：住在我家的那個共匪「團指戰員」，在撤退時，被國軍的炮彈炸傷了一條腿，許多匪兵也負傷，村人被征去做擔架。有兩人抬的就是那個「團長」。抬「團長」的人，雖然口喊着，大家要輕抬輕放，不要傷了「團長」，但當四顧無人時，卻狠狠的巔了幾巔，摔死了那個團長。用以報復他的嘴甜心苦、清算_爭的仇恨。
當夏天到來時
二哥在第二天夜裏，又和我長談到午夜，閒話十多年來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斷，共匪不可能在農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員，很不爭氣。
那一晚，二哥談得疲倦後睡着了！而我卻難於入夢，我又想到童年時代，當夏天到來時，我家點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車上，點數着天上的星星，讓夏天的露水浸濕短衣褲。到秋天，在明月當空之夜，老牛套上石頭滾子，壓着大豆的殼，用「連緊」─打穀殼之物，中有一軸─拍打拍打的擊着豆殼，間以山歌唱和，那種農家的樂趣，以後將會少見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親確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儉用的積蓄，怕是保不住了！因為國軍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鄉村。當我離開家時。我建議他便宜些賣掉土地，搬進城裏去住，他卻表示了，他自下關東後，用自己的血汗，所創造的家業，至死不離寸步。
當然，在第三天，父親和哥哥又用眼淚送我離開家園，那情形現在想來，猶似昨日。誰又會想到，一轉眼間，又已二十四年？
繁華的瀋陽
我回到瀋陽後，現任立法委員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東北公報」，邀我做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東北公報的財務情況不好，工作人員也意興闌珊，我住在報社，每天吃窩頭、豆腐、高粱米飯，晚間有時還要幫助總編輯看大樣，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當時瀋陽銷路最好的報紙是「東北民報」和由「中蘇日報」改名的「中央日報」，其次是「新報」和「和平日報」，記者陣容，也以「東北民報」最堅強。「東北公報」的記者，外出採訪，不大受人重視。在那裏我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卻，到「新報」作採訪副主任，當時的採訪主任是劉興武，一個月後，劉興武調任經理，我則接充採訪主任。
「新報」的社長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輕幹練，作事頗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經理部處理業務，晚間則又坐到編輯部辦公。他常常比較新聞，並在報紙上打紅圈。
「新報」是青年軍二○七師經營的報紙，但是軍方卻不加干預。「新報」有一個特色，是重視讀者投書，對於貪官污吏的抨擊，不遺餘力。每天大約有四欄地位的橫欄，刊載讀者意見。我在這個報社工作得很愉快，當時每天下午必到剿匪總部的記者接待室和同業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東北民報」的採訪主任朱澍，「和平日報」的採訪主任陳驥彤，剿匪總部的發言人是雷錫祺參謀。雷參謀每天下午三時，一定坐在記者接待室等候記者，有軍事情況時，就發佈新聞，沒有「戰報」，就和同業聊天。那時候，軍事新聞沒有什麼競爭，僅是大家寫稿時的寫法不同。因為沒有較多的新聞競爭，所以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儘管那時的遼南軍情很緊張，但瀋陽城內依然是歌舞昇平的世界，是一個繁華世界。連我們這批記者也沒有「大風暴」將要到來的感覺。但政治上的腐化，越來越深，物價一天天在高漲，軍隊也常有擾民的行為，東北大學的學生，常鬧學潮，那裏面自然有匪諜滲透，鼓動學生的情緒。
我在「新報」工作時，衛立煌將軍已經接任剿匪總司令兩個多月。衛立煌個子不高，他喜歡穿長筒黃色馬靴，並帶上刺馬釘，但他不大接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很平庸的人。要他應付東北的非常局面，自然遠不及他的前任陳辭修將軍。
衛立煌坐鎮瀋陽
衛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後不久，共匪就報以顏色，來圍攻瀋陽，舊曆年除夕。他下令槍決了一個擅自撤離陣地的師長，才穩住了局面。
衛立煌有一個類似新聞記者的習慣，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總部辦公，夜裏十二時左右，在官邸接見客人。衛立煌到任後的第九天，遼陽失守，第廿一天國軍撤離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氣，新聞界人士稱之為「福將」，因為他過去剿匪期間，曾打過幾次勝仗。
三十七年二月間，中央發表了王鐵漢將軍擔任遼寧省政府主席，董彥平將軍任安東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劉翰東擔任遼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個時期，中央開始考慮到組織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了由中央撥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為時已嫌遲緩。因為那個案子，主要的對象，是在東北組織地方武力，而東北的地方青壯，已為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裹脅而去。同時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打着「東北民主聯軍」的旗號，在遼南各地蠢動，所謂「民主聯軍」，實際就是共匪的部隊。共匪是利用東北年老一代，對張作霖的懷念，委派張學思作「民主聯軍」的司令員，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統戰的一部分。張學思的部隊似乎和國軍沒打過硬仗，他們只是在鄉村貼佈告，給東北人民一個錯覺，認為東北軍在張學思的率領下回來了！，也就在同一時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議，應起用東北宿將，返回東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發表張作相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占山將軍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
張作相和馬占山在當時雖然都想有一番作為，但對整個東北腐爛的局面，已無能為力。同時由於衛立煌要自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張作相實際上並未到差。至於組織地方武力、游擊部隊，也沒有什麼成效。
坐鎮瀋陽的衛立煌將軍，所接到的報告，大都是請求援軍，以及各大據點的相繼失守。那時我們剿匪總部所發佈的新聞，依然是抗戰時期的老套，稱「撤退」為「轉進」。而且常向中央虛報軍倩，偽造捷音。
王鐵漢主席的作為
在東北情勢，日趨糜爛的情形下，在瀋陽最有作為的，則是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王鐵漢任省主席那一年，僅四十三歲，他是一位學養都好的軍事家，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擔任第六二○團團長防守北大營與日本軍隊作戰。以後並應邀在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作證。這位陸軍大學出身的將軍，在出任遼寧省主席之前，做過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領四十九軍自江南返回東北，參加錦西戰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調充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指揮第六軍和四十九軍，以及暫編五十五、五十七兩師。他一向不贊同軍人辦報紙，設學校，所以他做了遼寧省府主席以後，省府也沒有辦一份機關報。他就任主席時，立志要把遼寧省從破壞散亂中整理起來，期能對東北大局，有些補救。所以他儘量整飭政治風氣，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許多新人，推行新政，並制定「以工代賑」條例，解決難民的生活，並且主張「剿匪工作，應軍民合作」，那時候河北省的新城縣，有一套新的剿匪辦法，他就派了民政廳長張式綸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衛立煌因循敷衍，王鐵漢的許多構想，都未能實現。
王鐵漢在遼寧省主席任內，奉行「公廉」兩字，他要求同僚們四件事，第一是誠實，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視輿論，第四是爭取民心。
他和新聞記者們聊天時，常常提出：軍政領導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並且要能用學問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認為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物，最忌諱的事，是胸襟狹窄，氣度小和眼光短，喜歡用能力不超過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駕馭。
在瀋陽那個動亂的地力，在那個可以混水摸魚的時代，王鐵漢將軍，確實做到了不要錢，也不為自己打算的守則。同時他肯用心思索問題和研究問題，對省政事務，也不大「下條子」表示他的權威。更難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點時間讀書，補充他的精神營養。
不在混水中摸魚的人
他對於斯聞記者，是被動的友善，尊重記者，而不利用記者。他家裏沒有官僚習氣，而且自己接聽電話，有記者去看他時，隨時接見。答覆問題，簡潔中肯，從不使用官場中所常用的打「太極拳」方式。
他是生長在憂患中的人，在大時代的洪爐中經過陶冶，多少年來，從不自原則上撤退。我在瀋陽做記者的那段時間，幾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觸。我看見過，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飯，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對國事的焦慮。以及有膽識和抱負，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採訪對象中，極少數的清廉和有所作為的政府官員之一。
當時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東北的接收大員，人人能像王鐵漢，局面也許不會壞到後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極欣賞遼中縣縣長陸登的操守，因為他在遼中撤守時，把整整兩麻袋東北流通券，交還給省府。那是當時省府撥給他就地買糧的錢，在遼中撤守時，他不交回那筆錢，不會有人知道，更何況在戰亂中，他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吞沒那筆款子。
我特別要提出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陸登在繳回兩麻袋現款那天，我正在省府採訪，剛好給我碰到了，並且替他發了一條「花邊新聞」。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聞記者。在過去這段悠長的歲月中，就是願意和清廉的官員接觸，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錦的襯衣打補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綱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鋪，王任遠把有人送給他的禮物退還，沈之岳的兒子結婚時，不發一張請帖，連省主席陳大慶送的一件衣料，做為他兒子結婚的賀禮，也原封不動的退回去，寧肯在第二天親去陳府致歉。李煥領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飯館吃飯，全家僅吃了八十幾元錢。凡是這些清廉的官員，我都從內心中，對他們肅然起敬。
近年來我漸漸領悟到，東北之失，甚至大陸之失，原因之一是失敗在「文官要錢，武官怕死」這八個字上。當然在政策上的錯誤，和匪諜的滲透，也是大陸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報」工作的日子
我在瀋陽「新報」工作，一直很受社長徐露放的重視，他認為我的表現不差，只是脾氣大些。因此他常勸我在修養上，多下些工夫。由於他的重視，因而上海「大公報」的駐東北特派員張高峰撤回關內後，該報的負責人胡政之寫信給徐露放，要他在現地物色一位駐瀋陽的記者時，徐露放就推薦我為上海「大公報」發電報和寫通訊。當時的上海「大公報」和天津「大公報」，重慶「大公報」，都是屬於國民黨政學系的系統。是支持政府的報紙。後來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給王芸生抓到手裏，帶着報紙向共匪投降。共匪竊據大陸後，上海「大公報」和重慶「大公報」關閉，僅剩下天津的「大公報」和香港的「大公報」，十足的成為「匪報」。不過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時，遷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報」，也被共匪封閉了！因此人們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張季鸞先生還在的話，各地的大公報，都不致變節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張支持政府反共的報紙。
我兼任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後，就搬到「大公報」和上海「申報」合用的辦事處去住。那是軍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給兩家上海報紙的辦事處。是一棟高級洋房，在舊「日本租界地」內。內部的設備也很講究。在辦事處中，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合用了一個送稿的工友，一個廚子，有新聞時，我們交換消息，僅寫法不同。不過在不久，上海「大公報」的責備來了，他的責備方法是，由地方組編輯張蓬舟先生寫信，稱道我的電報發得得體，通訊寫得也好，僅是不希望和「申報」雷同。從那以後，張蓬舟天天寄一份「申報」和「大公報」有關瀋陽專電部分的剪報，供我參考。我因為在「新報」做採訪主任，發電報時，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報」的韓清濤是報界前輩，我必須禮讓，而不能由於我的力求表現，使韓清濤先生難過。更何況我們每天同桌吃飯，相處得十分友善？因此我們想出個法子，今天我發幾條重要電報，明天則要韓清濤發幾條重要電報，表示兩報仍有競爭。此外上海「大公報」有一個好制度，尊重記者的獨立精神。例如我發的電報使用「匪軍」，他們決不把它改成「共軍」；報社不願用的特寫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動記者署名文章的文字，並說明不用的理由。
那時侯我所擔任的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地位實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報的地位來說：似乎相當於「聯合報」的駐桃園記者，但當時的報社負責人胡政之先生，卻常常來信鼓勵，也常有電報來稱：「吾弟所發電報極佳」，在最後瀋陽被圍時，政之先生又有電報發來：「盼吾弟堅守至最後一分鐘」。我兼做了上海「大公報」半年多的駐瀋陽記者，不認識胡政之和張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報」的門朝那邊開。但卻覺得他們對於記者，頗為禮遇。對讀書人很尊敬，這也就是在瀋陽失陷當天，我尚替那家報紙，發了最後一條電報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報」對於記者發電報的字數，不加限制，而且要求發加急新聞電報。在那段日子，張蓬舟和我通訊較多，一直到後來我逃到重慶，張蓬舟還寫信給我，他不相信共匪會席捲大陸，更不相信中國五千年的儒家精神，會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說。因而他認為報人應為保衛自由，多盡一分力量。
此外我過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經打到瀋陽城的周邊，「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_，大多數報紙，已改稱「匪軍」為「共軍」，「新報」是否也該跟隨大家改變，我告訴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後，我們_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們去殺頭。我們繼續稱之為「匪軍」，他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很有骨氣，_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殺頭，也會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見，「新報」出到最後一天，第一版的頭條標題，仍是「我軍與匪軍在東陵有激戰」，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這裏必須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軍在長春所辦的「前進報」的總編輯，他逃出長春在我之後，他本預備攜眷經瀋陽返回關內，但我卻建議徐露放，把他留在「新報」做總編輯，於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來。等到瀋陽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還有「中央日報」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單中，被指為地方性的第五級的「文化戰犯」。因為當時我們曾為「新報」招考了六名記者，考試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們所錄取的六名記者中，平日表現很好，文筆也流暢，新聞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擁護政府，沒想到瀋陽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記者中，竟有兩名是匪諜，一個是「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教育委員會」的。我們之被列入「五級文化戰犯」，就是這兩個匪諜，所開的黑名單。瀋陽城破後，這兩名匪諜，到處尋覓我和汪河清。由於當時急於逃命，我逃亡時，沒有和汪河清聯絡，也不敢聯絡，後來在我逃抵北平後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於是在北平見面時，給汪先生大罵了一頓。因為那時他的夫人，正在懷孕。汪河清在化裝逃難中很吃了一些苦頭。他責罵我「重命輕友」，自然是應該的。
一件難忘的事
我在「新報」擔任採訪主任和作「大公報」駐瀋陽記者的那段日子裏，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滅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蔣總統蒞北平召開軍事會議，並預備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飛到瀋陽視察，十月一日晚間，國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先到達瀋陽，當晚他就到上海「大公報」的辦事處找我，要我給「大公報」發一條「國軍收復遼西重要據點大虎山」的新聞電報。他並且告訴我，實際上大虎山並沒有收復，發這條電報的目的，是要總統看了高興。我告訴他何以不請「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發電，全國各報，都可採用，他說：「大公報」是政學系所支持的民營報紙，領袖很相信「大公報」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視。我說：時間已晚，而且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現在也找不到，電報不易發出。他則表示：由他本人在新聞電報上簽字，就可以發出，勿須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過目。同時他說：他的車子就等在門外，寫好稿後，立_可以發出。我說消息是不確實的，報社會不高興。他答：胡政之那邊如果有什麼問題，由他負責。總之讓領袖高興一下子，比什麼事都重要。這也就是新聞記者報效國家的作為，我最後告訴他那豈不成為我們在欺騙領袖。於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於這類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陸剿匪時期，將會有許多事，經由少數的高級官員，蒙蔽了上級，當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為，卻極可能招致不良的後果。
昭陵紅葉
在瀋陽的那段歲月，我的工作雖然很忙，卻也有一些悠閒的日子。夏天在東關的萬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紅葉」，走在古老的樹林中，欣賞一片一片的落葉。
瀋陽的國立東北大學，就設在北陵。若是太平歲月，看那些年輕的大學生們，在古老的樹下，發出朗朗的書聲。該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
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當時的情趣。記得當時兩人曾爬上一顆老樹，合唱「長城謠」，采些不知名的紅葉，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樹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華表的前面野餐，然後在太陽將落的時候，坐三輪車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享受着晚風的吹拂。
沒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離開大陸前的最後一次。也是記憶中，最美麗的詩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滿青春與活力的金色年代。
作者附記
（一）本刊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所刊之曾澤生部第六十一軍，應為第六十軍，特予更正。
（二）「老長春」先生，兩函均奉悉，敬請示知真實姓名及地址，俾便趨訪請益。
（三）其他讀者諸先生賜函，已分別由作者專函作答，於此再致謝意。
被圍困的長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採訪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離瀋陽六百公里的長春，被共匪包圍得越來越緊，雖然從新聞電報中，讀不到長春市民被圍城後的生活情形，但從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中，已經知道當時的新七軍和六十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摩擦，市民們連「豆餅」也吃不到時，已經開始吃樹葉了！當我從剿匪總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對外發佈，單供軍政首長閱讀的「參考消息」時，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有我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的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在聊天時，他告訴我長春的存糧，維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作為軍糈民食。有時派出C46運輸機空投，有時派出B25轟炸機空投。由於我們在長春時，相處得極為融洽，他已經不把我看成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的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
宋壽椿上校，當時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獲准。那時瀋陽的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副司令是易國瑞將軍。在當時有兩位將軍，常常親自駕著飛機，飛往四平及長春一帶偵察，一位是空軍總部的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另一位則是張廷孟將軍。張廷孟和新聞記者接觸不多，對記者也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但我計劃隨機採訪，他並沒有反對。因此過了幾天，宋壽椿上校告訴我說：上面已經原則同意我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他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佈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他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佈新聞。如果我同意三個條件，宋壽椿將替我安排時間。宋壽椿並說：如果我要不遵守諾言，就是出賣朋友，那時第一個受處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後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當時的斷然決定，只是基於一種好奇心，現在想來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為新聞記者冒着危險隨機去看空投，回來後又不能寫一個字，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機。轟炸機上彷佛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兩萬米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周，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什麼也沒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煙，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炮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炮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並且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煙外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並請他安心睡覺，明天的報上，不會有一個字的空投報導。
儘管我那次的採訪，毫無所獲，但是我仍然感謝宋壽椿上校，對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於違背諾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長春被共匪緊緊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後，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連小型的聯絡機，也無法在城區內的「皇宮機場」起落，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個孤島。因為守軍的兵力薄弱，也無力出擊，當時它的處境，真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因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軍三十師和五十師以及暫編五十三師，都被調往瀋陽，長春僅留下了李鴻的三十八師，以及暫編五十六師和暫編六十一師，和由吉林撤到長春的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後來李鴻的第三十八師改編為新七軍，李鴻也升任了軍長，那就是防守長春的主力。
第六十軍的軍風紀，自吉林撤退後，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時，且有掠奪事件發生，而由新一軍三十八師擴編的新七軍，在心理上就輕視六十軍，因此這兩個友軍，一直就發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軍和六十軍，在鄭洞國將軍指導下，自長春出擊，出擊的目的，則是擴張糧源，「搶糧」圖存。當出擊的行動開始後，新七軍的卅八師和五十六師佔領了距長春五十華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師則攻下了長春以南三十華里的大鎮范家屯，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則佔領長春東方廿五華里的興隆山。但結果是「搶糧」的目的，絲毫沒有達成。因為共匪在撤退時，已把糧食運走，出擊的部隊，僅在小合隆收購了幾千斤糧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