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分，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干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小公館中，自然也藏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裏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悽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着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作者更正〕：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被圍困的長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稱空軍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應更正為吳禮將軍。
「瀋陽末日」記
宣佈戒嚴
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_;，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_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他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着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裏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佈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裏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裏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匪軍」？「共軍」？
午夜十二時半「新報」派吉普車來接，駕駛兵並且拿到了當晚的「口令」。（口令系戒嚴時，衛兵向通行人員所要求之答話，該項答話，如「剿匪」，「南京」、「勝利」等，由警備總部臨時規定。）
我到編輯部後，總編輯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報」的標題，是否仍使用「匪軍」字樣，因為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和他通過電話說：情況很糟，是不是把「匪軍」改為「共軍」。我當時立_向河清建議：我們是二○七師所辦的報紙，明天在報上_使我們管共黨叫祖宗，在城破之時，他該捉我們，仍然要捉，如果我們不懼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們有幾分骨氣。於是河清下定決心：自己做了一版的頭條標題，「我軍與匪軍在東陵一帶有激戰。」這是我過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時，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打電話給我，他說情況已經好轉，夜裏將有兩個師空運瀋陽，我為了要證實那個說法，打了幾個電話到幾位要人的公館，有的根本沒人接聽，有的是傳令兵來接電話說：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過去這多年來，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飛機場，準備逃命，而四次都沒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點多鐘，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一道到剿匪總部政務委員會去，看見各處室的大小官員，都在耳語，秩序非常混亂，氣氛完全不對。於是我和清濤，便急忙返回辦事處，收拾行囊，直奔瀋陽城南的渾河機場，守機場的警備總部警衛團，正在佈防，跑道上停着四架運輸機，馬達開動着，機旁邊有一百來個人在蠕動。下午兩點鐘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駕車抵達機場。當時在東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綸，和剿匪總部副總司令陳鐵夫人，立即包圍了吳禮，朱綸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她在瀋陽的上流社會中，鋒頭很健，那一天她卻顯出了女人的弱點，她拉住吳禮將軍說：「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也要把鄭洞國的孩子帶回去。」吳禮的回答很簡單，「情況已經好轉，不要焦急」。朱綸說：「但是你們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飛機，都空着起飛，沒有一個人登上飛機，朱綸和陳副總司令夫人，一邊嚼着口香糖，一邊看着天上的飛機跺腳。
金條落了一地
我和韓清濤的車子，緊緊的跟住吳禮的車子，他的車子折回城區後，轉向東塔機場。三點多，東塔機場也擠滿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渾河機場的人數少，但情況也很亂，大家似乎誰也顧不了誰，但衛立煌，趙家驤、高惜水、王鐵漢、董文琦、王家楨和吳禮，都擠上了飛機，嫩江省主席彭濟群，爬到機門，卻被人擠了下來，在秩序混亂中，只見到飛機的旁邊，落了一地黃金的金條，但沒有人去撿它。
這時我和韓清濤，也在向前擠，勿寧說是向前沖。一個衛兵舉着衝鋒鎗，向着混亂的人群說，你們再沖，我就開槍了！於是載着衛立煌的飛機起飛了！
我呆呆的望着丟在地上的金條，望着混亂的人群。看看守衛機場的衛兵，一臉憤怒之色。………
韓清濤和我再折返城區時，士兵正在佈置拒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時緊張多了！於是清濤和我商量，我們再跑一次渾河機場，碰碰運氣，我們再度進入渾河機場時，朱綸她們仍舊等在那裏，但機場裏，沒有飛機，於是我們第四次再跑東塔機場，這時衛兵們已經架了機槍，制止我們前進。於是我們無精打采的向後轉。跑來跑去，最後回到城裏時，已是黃昏時分，城內開始戒嚴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在這四次赴機場搶搭飛機的逃亡過程中，第一次攜帶的東西最多，第二次在東塔機場看見滿地金條後，把行囊里的東西，在回程中，丟了一半，那時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渾河機場時，東西又丟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東塔機場時，一切的東西，都丟掉了，僅帶了一本貼報簿，裏面貼的全是我在東北工作的那段期間，所寫的文章。
當時一再拋棄東西的原因，第一是怕東西太多，衛兵不准搭機逃命，第二是在搶搭或在人叢中擠時，沒有東西，比較輕便靈活。
當我和清濤，搶搭飛機沒有成功時，回到城區後，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註定，大概是沒有逃走的希望了！於是我們一道赴電報局拍發電報，因為拍發電報，是由收報人付費，所以我們發起電報來，可以不帶錢，那一天我發出的電報是：「衛立煌總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級人員，今日下午離此飛往一未經宣佈之地區，瀋陽未來之命運，似已註定……」晚間再收到胡政之先生來電勉勵，「瀋陽失守後，請即化裝逃出，社中同仁對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沒有到「新報」上班，和清濤在辦事處計劃，如何逃難，當時清濤有個侄兒就在旁邊聽，在十一月一日下午，當共匪的軍隊進城時，清濤的這個侄兒，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說：他叔父和筆者，平常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他已經監視我們很久了，原來清濤的侄兒，竟是一個小匪諜，他是以「申報」的送報生來掩護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報」的袁笑星，又接電話給我，他的嗓子已經沙啞，他抖顫的說：「一切都完了，沒想到政府的首長，如此怕死，也許明天早上，一覺醒來，這城市已經換了主人，現在真是欲哭無淚」。
我接完電話，跑到院裏去看天，天空沒有雲，星光燦爛。側耳聽。遠處有隱約的槍炮聲。那真是最長最長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年，母親逝世時，一樣的沉重、淒涼，並且絕望。人在對一切都絕望時，有時反會有一張「白紙式」的一段時間的寧靜。一種空虛感。感到心靈的深處，一陣涼森森的，什麼都沒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報」、「新報」、「東北民報」，都照常出版，其中「東北民報」，已經把「匪軍」改為「共軍」，稱「國軍」為「國民黨軍」。我推開房門，先看看街頭的情形，一切崗兵如故，山河依舊，只是街頭已無多少行人。
屬於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電話鈴聲響了，來電話的仍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他說：「屬於我們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準備逃命吧」！然後他講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韓清濤搶飛機更慘，因為三十日下午他和幾位同業，仍到剿匪總部去採訪，當時總部里，只有幾個兵在裏面找東西，他們還以為剿匪總部在應變，遷到別的地方去了。後來一位電台上的勤務兵說：「你們還在這裏做什麼，衛立煌這時候，已飛到北平了！」因為衛走時曾令台長發一電報到北平，但是台長在衛走後，氣得馬上拆了電台。
袁笑星在那樣的緊張關頭，仍然有閒情和筆者「閒話」，我以為他是為了排遣時間，但後來我們逃到北平後他解釋說：當時，他的感覺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斃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們紛紛搬家。三輪車被人搶雇一空，洋面、皮箱、軍毯，都紛紛由車站拖向舊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談」空氣，傳了出來，匪方派出代表為誰，無法獲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則是商會會長盧乃賡，國防部第二區軍法執行部主任趙毅中將，剿匪總部總參議蘇炳文中將，還有地方聞人王化一和另外駐瀋陽的部隊，各推將級代表人員一名，這個和談的醞釀，是起因於衛立煌逃走以後的三十日當晚，地點是趙毅的公館，據說衛立煌逃走時，未通知趙毅，趙激憤異常。當時曾指揮過憲兵，到衛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機場去扣留衛立煌，趙並公開表示：捉回衛立煌後，「死守瀋陽」。
但衛立煌給中央的報告則說：三十日清晨七時，瀋陽東面匪軍，已經進抵金家屯和瀋海車站，瀋陽北面的匪軍，已經竄過大壩，西北則到了離皇姑屯約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時要召見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到處找不到人，接着有情報說：有很多人通匪，衛立煌就更慌張。因而他向正駐節北平的蔣總統報告說：瀋陽的五十三軍已經譁變，並擬扣留中央人員，情形非常嚴重，中央相信了衛立煌的話，電覆衛立煌，准他於下午一時半，攜高級官員撤離瀋陽。
與虎謀皮的「和談」
衛立煌在抵達北平後，怕中央處罰，當然強調五十三軍譁變之說，而事實上，五十三軍一個師的投降。是在衛立煌逃走的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這段歷史是筆者親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會會長盧乃賡，正式與匪方人員在瀋陽郊外接觸。那種接觸，當然是變相的投降，然而那時瀋陽周邊的國軍部隊，仍然與共匪有着戰鬥。共匪向商會會長盧乃賡提出的要求是：市內彈藥倉庫，不得破壞，盧乃賡的條件則是保障各級人員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鄉，共匪部隊和平進駐市區，免致人民塗炭。到了卅一日晚間，協商的條件，原則上成立，然而有問題的到是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他仍主張「死守瀋陽」，他並對主張「談和」的人們表示：他只有戰死和被俘兩條路，除此以外，沒有什麼選擇。那個消息傳出以後，主張和談的人，責罵周福成不識時務。就在這時候，周福成的一三○師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談」沒有得到結論，共匪的代表，見一三○師已經投降，乃託辭向哈爾濱總部請示，就在他們的「請示」還沒有結果時，共匪的李紅光支隊，已經從鐵西區突入市區，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時。從那個時候起，東北地區，除了十三軍駐防的承德以外，全部變色。東北人民又被關進鐵幕之中。在共匪李紅光支隊，進入瀋陽以前的兩小時，向共匪投降約五十三軍一三○師，開始在市區站崗放哨，他們的記號是在左臂上綁了一個紅布條子。
一日下午一時，筆者和韓清濤同赴電信局發電報，我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文是：「瀋陽現正逐漸沉入紅潮中，記者發此電時，着草綠色軍服的共匪部隊，正自鐵西地區入城，此間今日天氣晴朗，山河仍舊，惟人事已非……」韓清濤發給申報的電報，大意也是如此，沒想到我們真的堅持到最後的一分鐘。
夕陽殘照
當我們正在發電報時，北平的電信局用長途電話告訴瀋陽的電信局說：他們就要切斷和瀋陽的聯絡，要說「再見」了！瀋陽電信局的人則說：現在有上海「大公報」和「申報」的兩位記者，正在發新聞電報，等最後一則新聞電報發完時，就請切斷線路。
下午三時左右，共匪的後續部隊，陸繼進城，國軍所使用的吉普車，馬上換了紅旗，車上的駕駛兵仍是舊人，但坐在車上的人卻換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國軍，像一群綿羊似的，被趕入車站前剿匪總部軍法處大廈內集中。
瀋陽變色了，它在三小時內完全改變了，我和韓清濤返回辦事處，在小院落中，看着將落的夕陽，相對無言，默默流淚，因為我們已失去一切，我們空虛得一無所有。對於未來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這時申報的送報生韓清濤的那個侄兒，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訓他的叔父和我，平日養尊處優，騎在人民頭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的「文特」，現在這所大樓，由他接管，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屬於人民的，不得移動。韓清濤和我沒有和他爭辯，我們離開辦事處，真的什麼東西也沒拿，他大概以為我們已無路可走，絕對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沒有跟蹤我們。於是我和清濤決定，分別躲到朋友家中，並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機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談
十一月一日，瀋陽已經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倉惶跑到我前文中提過的一位盧姓同學家中，因為他們家住的是東關的貧民區，預料共匪在一兩天內，不會搜查。
我一進盧家的屋子，盧伯母便要我脫掉皮大衣，換上短襖，我問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說：「為什麼不敢，你就是俺的兒子。」一日的晚間，我就躲在盧家，睡在火坑上，但怎麼也睡不着。
夜裏國軍的飛機，來轟炸鐵西區的彈藥庫，爆炸的聲音很大，大約每隔四五分鐘，就有一次巨響，我們住在東關，距鐵西區很遠，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險。
十一月二日，盧伯母要他家的大兒子，到外面聽聽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盧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場上去賣，以便換些錢，做為逃難之用。
在露天市場中，我一眼就看見了瀋陽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書劉勝超，他打扮成一個鄉下人模樣，也在那裏賣東西，我們見面了，但誰都不敢和誰打招呼，怕對於對方不利。然後互相背轉身，悄悄擦眼淚，因為天氣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別人的懷疑。
晚間在盧家聽收音機，知道「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和筆者，都被共匪列為第五級的地方性「文化戰犯」。盧家大哥回來也說：「新報」中有些人是匪諜，其中有兩個人，是經我考試進入「新報」的，其中一個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匪教育委員會的。那兩個人的名字，現在已經忘記，那是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試，招考進來約六名記者之一。城陷後那兩個匪諜，到處找我，所謂「文化戰犯」也者，也是他們弄的。不過那兩個匪諜，平日的表現很好，也沒有「不滿現實」的傾向。據說：他們對報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記錄。接收「新報」財產的也是那兩個人。
「四野」人馬統治瀋陽
瀋陽城陷後，我感到真是如同「喪家之犬」，當時也體會到政治可以改變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爾也發呆想，國軍或者會反攻回來，否則又何必轟炸彈藥庫，並且炸死那麼多人？
在盧家，一閉上眼睛，那幕大批國軍，像被趕綿羊似的，趕到剿總軍法處去的慘象，就在腦中出現。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結束了！
十一月二日駐守渾河一帶的青年軍二○七師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們從市郊西南，繼續向城內猛攻，槍炮聲整整打了一晝一夜，那是孤軍奮戰。據說二○七師是由一位旅長率領，可惜的是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後來聽說。他們退到長白山中，然而共匪則宣傳「頑固的二○七師，已悉被消滅」。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瀋陽的「中央日報」，改出「瀋陽時報」，那是他們入城後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裝脫掉，換上了破棉襖，街上走的，儘是窮人，瀋陽立即變成了「窮人的城市」。
國軍的傷兵，沒有人收容，沒有人理會，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憐的手，但卻沒有人敢對這群「失去了父親的孩子」，發點慈悲心，於是共匪教他們搶大戶，搶商家倉庫，然後共匪的「瀋陽時報」趁機發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範他們──指國軍傷兵──的「姦淫掠奪」。接着共匪宣佈與人民「約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牆上寫煽動性的標語。「解放」變成了時髦的名詞，金圓券被一紙佈告，害得失了靈驗，「八路票」成了市場上的寵兒。
共匪在瀋陽成立的第一個機關，是「軍事管制委員會」，這一機構是共匪的最高軍政機構，另外還有一個衛戍司令部，軍管會由陳云為「主委」，王首道、張學思副之，衛戍司令則由伍修權擔任，偽遼寧省主席是張學思，偽瀋陽市長是朱其文。而張學思和朱其文，都是後來，才從哈爾濱趕到。突然接收瀋陽那樣大的城市，在當時的共匪而言，確也是手忙腳亂。
上面提到的這些名字，在當時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戰軍的當權派，誰會想到，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後，和他們的主子林彪一樣，全被整肅。那也就是干共產黨的下場。是必然的下場。因為共黨在鬥爭之中，當「政治生命」結束時，「人身的生命」，也同時結束。這也就是真正讀通了書的知識份子，必然不做共產黨的原因。
瀋陽城自一日下午淪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們到處掛紅布條，滿街都是紅布，形成了「紅色的恐怖」，直到現在，這多年來，我一看到一片紅色，就有着恐怖的感覺。
在瀋陽陷匪的三天中，我托盧家大哥，不斷的和韓清濤聯絡，約定逃亡的日期，並作逃亡的準備。我則像小老鼠似的，躲在盧家，不敢出門。盧伯母給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幾處露出舊棉花，我自己則用黃粘糕塗牙齒，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臉。讓自己變成一臉風塵之色，盧伯母又把過去我送給他們的麵粉，拿到露天市場去賣，大約湊足了二十幾個銀元，有幾枚縫在破棉袍中，有幾枚放在破皮鞋的後跟里，有幾枚則帶在身邊。
烈士的遺書
四日下午我騎了盧家大哥的腳踏車，繞市區一周，看看瀋陽市的情形，同時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個商人，一個小商人。因為我和韓清濤約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關內逃亡。
在火車站前，看見了許多傷兵在討飯，在最熱鬧的一條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蓋着草蓆的一具屍體，屍體旁邊寫着一片粉筆字，大意是說：他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姓王，這次戰敗，他沒有看見一個高級將領殉職，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東北，局面不會搞得如此糟，陳誠在瀋陽，也不會棄城逃走，所以現在他要自殺，給瀋陽市民看，給共產黨看，國軍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過地上的遺書，再悄悄的走過去。
那是一個離亂時代的悲慘而動人的故事。那裏面蘊藏着國魂和軍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韓清濤，他躲在黑暗的一間小屋子中，他問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說：再不能停留下去了，聽說共匪入城一周以後，要進行一次大搜查。
然後我再告訴清濤，我在太原街看見地上遺書的故事。清濤開始流淚，我則說：我到底在瀋陽城中，國軍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們失去已久的「國魂」和「軍魂」。只要有了它，我們一定會再度回來的。
清濤也告訴我，他的那個做匪諜的侄兒，到處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慮，而且度日如年。那時清濤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擔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為我們的預定是從瀋陽徒步走到山海關。而且決定無論在路上，遇到什麼事情，無論共匪如何留難，一定要堅持我們是一個商人，清濤的身份是「貨郎」，他必須知道，針線、扣子、化裝品，包括香皂，毛巾的價錢，我自己的身份則是在車站旁邊買雜糧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價錢。以便在路上應付共匪的盤查。
我過去自長春撤退時，領了一個準備避難的身份證，職業欄內，填的是商，這次可以派上用場，韓清濤在瀋陽緊急時，也弄了一張身份證，職業欄內也是商。我們相信，大約可以衝出囚籠。
逃離那座古城
四日晚我回到盧家，盧伯母給我包了三十個酸菜餡水餃，裏面沒有多少肉，他們全家則吃粗糧做的煎餅和稀飯，盧家嫂子，則用舊毛線替我織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盧伯母家，一直過的是苦日子，但是他們不歡迎共產黨來，因為山東老家的來人，在過去已經把共匪的清算鬥爭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帶紙帽子，打鑼，遊街的故事，告訴了這些下關東的鄉親。所以盧伯母那晚上，特別囑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這樣念過大學的人，共匪是不會放過的，而一旦被他們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來覆去的睡不着，鐵西地區，仍有飛機聲和爆炸聲，同時我怕共匪在半夜進門搜查，連累了盧家，我極其希望，在這最後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紙窗一點一點的發白，在黎明時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顆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記者，不寫罵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許會寧靜些。現在和共匪已經結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撿一條命，逃不掉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在天將亮時，盧家大嫂起來燒飯，我實在希望能再睡一會兒，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去。也不知道，路上會不會被共匪看出破綻。
五日清晨，是瀋陽淪陷的第四天，我終於離開那座古城，在大南門外的兩百米的地方，我和韓清濤會合，開始我們以後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靜靜的松花江
東北三年，時間過得彷佛很長，瀋陽的落幕，又是那末倉促，從東塔機場搶登飛機未成，到躲進盧家，作逃亡的準備，那幾天的日子，顯得更長。東北從接收，到落幕，連頭帶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時間，僅有三整年，東北的三年，變幻太大，東北之失，失得過慘。
東北在慘痛的情形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接收，接收過後，又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淪陷，而最後一個據點瀋陽，也那樣的輕輕的被葬送了！
東北三年，在後代史家寫來，也許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結束，然而在一個身歷目睹，在戰火邊緣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聞記者，執筆為文時，卻有着無限辛酸與沉痛。
我深深的記得。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飛抵長春時的心情，雖然那時長春插的也是一片紅旗，是在蘇俄軍隊佔領下，但心情是蒼涼悲壯的，民國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離瀋陽時，城內也是一片紅旗，卻是在林彪軍隊佔領下，而心情則是恐懼而衰微的。
三年雖然僅有一千多個日子，從大搖大擺的出關接收，到化裝逃出塞外，飛去爬回，恍如一場噩夢。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瀋陽失守一周年那天，我為「新聞天地」周刊為了一篇：「哀東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開頭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錦州城陷，范漢傑將軍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鄭洞國被迫投降，長春易手，十月卅日，衛立煌棄城飛逃，瀋陽不守。僅僅半月時間，東北連陷三城，逾兩月，林彪驅兵入關，平津又告急……回頭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軍攻克山海關，翌年春，大軍過錦州，進駐瀋陽。五月廿三日佔領長春。數日後，駐馬松花江畔。」
那是一個多雄壯的局面，又是一個多悲慘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東北光復時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能逃出匪區的，只是少數，大部分東北青年，卻看不見祖國的旗幟。松花江的水，靜靜的流，長白山的雪，終年不溶，那裏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裏有幾千年用不完的煤礦和鐵礦，還有三千多萬樸質而善良的黃帝子孫。翹首北望，又豈僅嗚咽而已！
奔向山海關
逃難的長龍
從瀋陽到山海關，約八百華里的行程，我和韓清濤先生，過去沒有徒步走過這一條路，我們的計劃是沿着鐵路線走，但一出瀋陽的大南門，就看見了逃難者群，於是我們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難者群中，大部分是傷兵和由匪方發給「路條」──＂共匪的通行證＂──的國軍俘虜。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條長龍，其中包括推獨輪車的，趕北方大車的，人群走得極為散亂。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個人都無精打采垂頭喪氣，傷兵中照樣穿着國軍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難的公教人員。不過每個人都經過改裝，和老百姓一樣。
我和清濤約定，一路上裝作互不相識，如果有一個人被捕，另一個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對質。我們第一天，大約走了六十華里，那時候，還年輕力壯，走起路來，並不感到怎樣吃力，只是擔心被匪軍發現我們不是商人。我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系了腰帶，另外背了一個包袱，裏面是一條破棉被。第一晚我們住在新民縣的一個鄉間小店，八九個人，睡在火坑上，韓清濤就睡在我的旁邊。
半夜匪軍的幹部，提了馬燈前來查店，我把在長春時領到的假身份證拿出給他們看，我的名字填的是於春財，兄弟欄內是春發、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發福生財」四個俗氣的名字，職業欄內寫的是商。匪幹問我到什麼地方，我答以錦州。到錦州做什麼去？我答去看姨媽。接着問清濤，他也很土氣的答是到錦州去探親，第一晚沒有什麼麻煩，但夜裏被清濤推醒兩次，因為我在睡夢中囈語。
說來也奇怪，在平常時候，我躺在床上有看書的習慣。如果睡前不看書。就會鬧失眠。逃難的第一個晚上，竟然能倒頭便睡，不過我很擔心我的那雙破鞋，因為鞋後跟中，藏了幾個銀元。
磨老繭、睡山洞
第二天一早，我們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難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遠，共匪開始檢查，他們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發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兩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邊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邊的一排、第一次韓清濤就被分配到左邊的一排，我則被分配站到右邊的一排，我們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經過初步的盤查，站在右邊這一排的大部分沒有問題，站在左邊的要被扣留。清濤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們這排每人被盤問三兩句，個個放行，但輪到我時，一個三十幾歲的匪幹則說：「我看你不像是個賣糧的商人，然後他要我伸手，檢查手指上，沒有老繭，於是他更唬嚇着說：他認定我是個「國特」，不然就是「情報官」，但我告訴他：我在瀋陽兩孔橋下賣雜糧，根本不要費力，我只看守我的攤子，自然沒有老繭。他似乎被我說服了，擺擺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濤一眼，不能說一聲再見。一個人，無精打采的上路。同時默默的為清濤祝福。不過從這一次檢查後，我學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頭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為說夢話，晚間也不敢再住小店。由於失去清濤，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個人提心弔膽的隨着人群走，一路上沒有賣東西的，便隨着傷兵們討飯。所謂討飯，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東北，已經飄雪，討來的剩飯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腸胃也能消化掉。晚間打開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裏，聽呼呼的風聲，但也居然能夠入睡，這時真正體會到古人所說的「餐風宿露」這句話的意義。人到了僅需要保住一條性命，而且不存什麼欲望時，凡事到可處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無腰酸、背痛現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討飯充飢。
那時候共匪幹部們，正在各處搜查第九兵團的司令官廖耀湘將軍，有的大鄉鎮的土牆上貼着「捉拿廖耀湘」的告白，為的要項是：廖耀湘，五十多歲，花白頭髮，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個胖子。那正像舊小說中描繪的「畫影塗形」。
討飯吃雪、長夜漫漫
我因為僅僅二十幾歲，而且自六歲由山東蓬萊下關東後，能說一口純正的東北話，而且手上磨出了老繭，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較多的麻煩，於是膽子也就壯了起來，但自己卻沒有把握一定能順利過關。
隨着傷兵討飯，看見匪兵就喊聲「隊長」，再加上一臉風塵之色，真像是一個北方老粗。我覺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學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個背風的山腰，披被坐着睡覺，醒來後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時，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卻一直沒有生病。
隨着逃亡的行列，「曉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腦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應付匪幹，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聞記者」這個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從瀋陽到新民，經黑山、北鎮，度過大凌河，那時河水已經結冰，從冰上步行渡過大凌河時，心中生出無限感慨，回想過去兩度出關，一次撤回，坐的是飛機，大凌河在機翼下，只是一條白帶。而今逃亡了，卻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現在沒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來庇護，一條小生命，真像一隻螞蟻。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樣寬，水也結得那麼厚，自然的一切，都沒有改變，而個人卻是無家可歸，真的體會到「國破家亡」的這份感情，不禁悲從中來，但竟不能放聲大哭一場，也不敢放聲大哭一場，那該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沒有計算，也不便向人問路，走呀走的，漸漸的走得兩腿發酸，再加上一路上討飯過活，缺乏營養，漸感體力不支。不過自大凌河到錦州間，已經有北方大車，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塊銀元，並且講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難，繳付的銀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車老闆要住在什麼地方，車上的人，也要住什麼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則要一塊銀元，我決定做短途乘客，因為晚上我不能和別人共同住店，怕說夢話，露出馬腳。就這樣我開始坐上大車。
兇狠的共匪兒童團
在逃難進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黃昏時候抵達了一個小村莊，這次來檢查的不是匪幹，而是共匪的兒童團，他們把紅纓矛─像似戲劇中張飛使用的矛──一舉，攔住了大車，對每一個行人，包括傷兵，檢查得十分細密，他們也許並不識字，但都要看每一個人的路條或身份證。
這些兒童團，雖然小小年紀，卻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兇狠像，據說這批小東西，都是經過匪幹訓練不久，由匪幹在後面撐腰，於是這批本來性善的第二代，卻變成性惡的小匪幹。我看到這些孩子，心中十分難過，因為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是農村的好孩子，而經過共匪短期訓練，竟然走火入魔，裝模作樣的要管教起大人來。
在冬天的黃昏，在太陽將落的時候，看見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軍歌」，扛着紅纓矛，耀武揚威的樣子，心中有着一種極其沉重的感覺。
渡過大凌河後，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僅能容納一個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兩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着一洞，以防國軍飛機的低空掃射，並投擲炸彈。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兒童團檢查的那個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後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為路的兩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尋找背風的洞中睡覺。
逃亡的第六天，沒有再化錢坐車，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莊就討些剩飯吃，東北的民風樸厚，對乞丐向來樂予施捨，所以討飯並不是件困難的事。而且有些人對於傷兵特別同情。除了給些高梁米飯，還加給鹹菜。有些村莊，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並且和逃難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們沒有遇到匪軍的大部隊。偶爾有國軍的戰鬥機飛臨上空時，他們就進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個不知名的村莊中，忽然又遇到了韓清濤，原來他被匪幹拘留了一天，經過盤查後，認為沒有什麼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車趕來。過了那個村莊，我們又走在一起，兩人這次相遇，不禁熱淚盈眶，恍如隔世。清濤說：因為他的年齡正是四十多歲，匪幹曾懷疑他是什麼「接收大員」，後來見他講些粗話，甚至連「坦白」兩字，都裝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隻手錶，過了一關
韓清濤在路上告訴我，對付共匪，就是要裝得「傻裏傻氣」，儘量講東北土話，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訴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繭的故事，清濤也開始用石頭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時我們再度重申，無論何人被捕，另一個人，要表現得毫不在乎，自己趕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濤也陪我住防空洞。我們兩個防空洞相距有十步遠近，不過第二天清晨，清濤告訴我說：他仍然聽到我說了夢話，並且在夢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無所知。
第八天我們又各化了一塊銀元，坐上大軍，黃昏時候，別人住進小店，只有我們兩個新聞記者，繼續前進。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濤並預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關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個大檢查哨，列隊搜查時，清濤被放行，我卻被留住了！被留難的逃亡者，大約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個大院落中，從中午到黃昏，沒有匪幹來審詢，不過晚間卻吃到了一頓熱的高梁米飯白菜湯，那是九天來第一次吃到新出鍋的飯，但由於心理的不安，吃飯時並不覺得香甜。入晚有匪幹七八名，分別來審詢，審問的內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為什麼忽忽忙忙的趕着去錦州，這次我的答覆是姨媽病重，必須及時趕到錦州去探望，他問住在那一條街，我告訴他是大南門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着打瞌睡，但沒有人互相交談。
第十天的清晨，一個匪幹拿出一支毛筆，要每個人寫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試驗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輪到我時，我用舌頭先舐舐毛筆，然後歪着頭，用四支手指，緊握毛筆，姆指向上，用手寫下「於春財」三字，寫的歪歪扭扭，那匪幹接着問我念過幾年書，我說：私塾一年，然後注意到我的手錶，問我小商人怎能帶手錶，我說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錶，然後他帶我到一間耳房，似乎要單獨審問，我想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結果卻大出意外，他問我這隻手錶他想買，要多少錢，我說：隊長喜歡，我奉送就是了！他說：「人民的軍隊，怎可拿老百姓的東西」？我說：沒有關係，是我「心甘情願」，於是我從腕上取下手錶，交給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後告訴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個人，被放出來。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互相探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個人都在設法保護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覺。
烟斗帶來的災禍
在我逃難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時分，又在一個共匪的檢查哨被留下來，這次的被扣，是因為檢查時，匪幹注意到我的烟斗，我在逃亡時，買了半斤高麗煙葉，放在盧伯母給我做的一隻煙荷包中，高麗煙葉，是東北俗稱的旱煙，用旱煙袋吸食，當時我的煙癮很大，所以荷包中裝滿了旱煙葉，一路上使用烟斗吸煙。
那個匪幹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烟斗，一定是國民黨的高級份子，問我在那買的，我告訴他路上抽旱煙袋不夠方便，我在瀋陽做小生意時就使用烟斗，他翻了我的煙荷包，看看抽的並非煙絲，而是旱煙：對於我的話，似乎是將信將疑。
然後我就裝滿了煙，當着他點着火柴，大口大口吸煙，表現得一副老粗的模樣，這下子他又開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繭，這回可有用了。他說。看樣子到是個勞動階級，我再問他什麼叫勞動階級，這時那個匪幹笑了：「勞動階級，就是做苦工的」！
然後他繼續訊問許多人，卻沒有說放我通過那個卡哨，於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時分，那個訊問過我的人說：你可以走了，前邊就有村莊。我走了大約半里路遠，怕那支烟斗，繼續給我帶來災禍，就把它拋得遠遠的，同時在路上檢了一張共匪的廢報紙，把它放在煙荷包中，以後煙癮發做時，就用報紙卷着煙葉猛吸。有時也分給傷兵們一支。
那天夜裏，自然也和平常一樣，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氣越暖和，也覺得逃出匪區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後的五天行程中，沒有再受到留難，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濤，原來他也又被匪幹留難過一次。自然我又將兩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訴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難的情形告訴了我。他說：但願上天保佑，以後再沒有被留難的情形發生。我們能攜手入關。
大車上的怒吼
在以後的行程中，我和清濤坐大車的機會越多，但卻是每天化一塊銀元，坐短途大車，而且我們分坐兩輛不同的車。
在大車上因為我打扮得過於土氣，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車的人，都欺負我這個「老粗」，一輛大車要坐上十幾個人，但是車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計幾乎全是化裝逃亡的公教人員，他們坐車時，常常因為我伸了腳或者由於車身動搖，碰到別人，於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還手，忍耐下去，因為怕在爭吵時，暴露了身份，由於第一個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沒有怒目而視，表示心裏上的反抗，所以接二連三的連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這個說我坐的位置太多，那個說我一副蠢像，於是我變成了大家的出氣筒。
我終於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個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時候，我開腔了，而且聲音很大，我幾乎是怒吼了：我說：「大家都在逃難，那個是真正的老百姓，為什麼在逃難中，還有人欺負人，一旦拆穿了，一個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虜，同歸於盡」。這幾句話，立即產生了效果，其中一個人出來打圓場說：「老弟說得對」，於是我身邊的人，每人收縮了身子和腿，給我讓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覺，但我卻十分後悔。
從那以後，車上的人，對我十分客氣，因為我的估計沒有錯誤，全車的人全和我一樣，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後來逃到「三不管」地帶──沒有國軍，也沒有匪軍的真空地區──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時，才發現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縣長，有的是警察分局長，有的是中學校長，那時候，我和清濤，也都表明身份，我們是新聞記者。
那是大動亂中的一項小插曲，當然我的怒吼，可能遭來橫禍，被共匪拘留，但當時年輕氣盛，而且化裝得太土氣，而致遭人欺負，事隔二十多年，現在回憶起來，車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機場，搶登飛機未成的事，在腦里的烙印最深。
國軍飛機的掃射
車子過了義縣，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幾乎像似蜂巢，公路兩旁的土崖，不到五步遠，就有一個防空洞，過了義縣，就是錦州，是范漢傑將軍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經走了十二天，心裏想，過了錦州，還有錦西、興城、綏中、前衛幾個大地方，共匪的檢查，可能更嚴，但卻也有了一種希望，那是逃出匪區的可能性很大。
當我和清濤抵達錦州時，戰火已經過了一個月，但城內外卻依然殘破不堪，共匪圍攻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斷壁頹垣，使人慘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給共匪的炮火毀了，毀得面目全非。
前文說過，在俄軍佔領長春期間，我曾隨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員搭軍機自長春撤退到錦州，然後搭車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間的事，所以我對這個城市，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三年後我再重臨舊地，幾乎認不出那就是山海關外的重鎮錦州。
當時我也想到在錦州攻防戰時，沒有一個記者留在錦州，寫一篇現地報導，所以范漢傑將軍，打的那次硬仗，在報上的新聞也不多，但從全城房屋毀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見當時戰事的慘烈，范漢傑將軍和他的官兵，總算替國家、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較諸那些「不戰而降」的將軍，在風格上，要高得多了！
過了錦州，在女兒河附近，有兩架國軍飛機低空掃射，當飛機掃射時，距離我和清濤，僅有兩千米左右，我們迅速伏在地面上，因為當時我們正在步行。當飛機掃射時，清濤低聲在說：如果不死於敵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飛機的彈下，那才慘哩！不過那兩架飛機，僅掃一次，即行飛走，有一輛大車被擊毀，兩名逃難者受傷，我們急於趕路，不敢多管閒事，對那兩名傷者，如何處理，也就未再加理會。
前所之夜、百官現形
我們的逃難，進入第十四天行程，經過興城、綏中，在黃昏時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國軍駐守的山海關。
前所是共匪和國軍的緩衝區，敵我雙方都沒有軍隊駐守，也沒有行政機構，在前所的前一站前衛，是共匪的防線，當時我們預料，那一定是很難過的「關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軍竟沒有查驗，即全部放行。到達前所後，清濤和我手牽着手，高興得流出眼淚。互慶「死裏逃生」。那種心境，是難以形容的，也是半個月來，最快樂的一天。
前所是一個山海關外的小鎮，由於我方與匪力均無兵駐守，所以當地人稱為「三不管」地區。不過敵我雙方都有便衣諜報人員在活動。市面反而較其他地方繁榮，因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種貨幣，第一是銀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圓券，第三是匪軍的紙幣，當然那些貨幣，都有一個兌換率，是以紙幣所能購買的東西，作為兌換率的標準。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濤，住在一家小店中，我們買了高梁酒、豬蹄，吃了逃亡以來，最豐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們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於前所沒有電燈，夜市中擺着馬燈，各種東西都有。
那一晚我們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氈鋪在坑上，入晚之後，許多逃難的人，都興奮得睡不着，大家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那些化裝逃難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務員以及軍官，文官最高的是縣長，武官中官階最高的是軍長。
其中有人「縱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長吁短嘆，有人大罵共匪，但有一個共同點是大家都得慶更生，能逃出匪區。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階層的人，不同等級的官，在那裏開了一個自然的晚會。
在燭影搖搖中，有人唱起「紅燭將殘，瓶酒已干……」抗戰時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畔、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濤、靜靜的聽、靜靜的感受，清濤忽然說：「我們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帶給我們的，因為沒有九一八事變，就不會有西安事變，沒有西安事變，共匪老早就被消滅掉，沒有共匪，中國在戰後，將是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清濤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遷東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東北人，他說：這些血債，總有一天，要追回來的。
山海關外、黃昏燈火
在逃難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們抵達山海關外，那是黃昏時候。山海關內，燈光通明，關外則一片漆黑，關門之外，有一大批黑鴉鴉的人群，大家高呼，我們是來投奔祖國的，我們是冒者生命危險，向關內逃亡的，但城樓上，卻沒有反應。城門也不開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時看小說中：「羅成叫關」的故事。
我們一邊望着城內的燈火，一旁聽着遠處的炮聲，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開關，放我們進城，進了山海關，那才是我們自己的地區，那裏有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那裏的一切，才真是屬於我們的。當時我們並深深的體會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為可愛。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會感到自由的可貴。惟有失去國家庇護的人，才知道國家的重要。
大約是晚間九點多鐘，關上的城門開了，走出的是督察處的巡邏隊，他告訴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寫下自己的名字，職業，來自何處，山海關城內，有沒有認識的人。那時我一個熟人也沒有，韓清濤到想起他的一個朋友高瀾波，現職是十一行政區督察專員，可能在山海關內。
十點鐘，清濤帶進去的紙條，發生了效用，城門開了，十一行政區的督察專員高瀾波親自出迎，高專員一手拉着清濤，一手拉着我，緩步入關，關門又關上了，那一晚彷佛就允准我們兩人入關。
進了山海關後，我們立即乘了專員公署的車子到了高瀾波辦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務兵替我們打水洗臉，並要我們更衣，是兩套棉軍裝。然後他陪我們一道吃綠豆稀飯，細問路上情形，原來他和清濤是十幾年的老友，在勝利之後並和清濤同乘一架飛機，自重慶返滬。那一晚我們才算真正的重獲自由，下榻在專員公署的宿舍中。清濤躺下不久，就鼾聲大作。
榆關一夜、今昔不同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們一覺醒來，高瀾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們吃了早餐，然後拿了兩張招商局的船票送給我們，他並且說：在離亂的歲月中，在軍旅中，他末能善盡地主之誼，山海關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兩張船票，是他送給我們的。我們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淚以外，連聲謝謝，也沒有說，現在清濤己身陷匪區，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時，逃到山東德州，又被匪幹截回去，不知道高瀾波先生是否已來到台灣？廿多年來，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誼，到處打聽，總是沒有他的消息。
高瀾波專員在廿日早餐後，又陪我們看了一下城防，山海關駐滿了軍隊，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們看城防時，我想到第一次自關外撤回北平時，我陪吉林省教育廳長胡體干先生，住在杜聿明將軍的招待所內，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陽光照進房內，紫藤花剛剛發芽，那是多麼閒適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關內過夜，卻是一個刁鬥森嚴的晚上。撫今追昔，徒增無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點多鐘，高瀾波先生親自送我們到秦皇島，登上海宇輪，不久船開了我們駛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穩，當天我們就抵達塘沽，換乘火車，轉赴天津。在黃昏時分，抵達天津車站時，清濤的夫人，已經在車站上等侯我們，原來高瀾波在送我們上船之後，發了一封電報給韓清濤夫人，在兵荒馬亂中，難得他想得那樣周到。
天津車站，兵車轔轔
在天津車站上，我們看到大批軍隊在調動，兵車轔轔，天津似乎已進入戰爭狀態中。因為整個車站，都堆滿了軍用物資，貨運火車上裝運的大炮，都穿着炮衣，車站上有着武裝的憲兵在巡邏。十足是一副戰時景象。那時我又發奇想，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再度隨軍出關，收復錦州。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又是二十四年，雖然這二十四年，生活得很寧靜，但我卻永遠忘不了那段憂患的歲月，甘四年前我只有二十七歲，現在已經五十出頭，當年情景，彷佛就在昨天。北望中原，遙想當年山海關的燈火黃昏，天津的大鐵橋，還有我逃亡時的夥伴韓清濤先生，他今年如果仍然健在的話，也已七十歲了！
人過中年，常常會回憶起往事，包括甜蜜的日子和苦難的日子，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五十歲左右的一代，一直生活在炮火的邊緣中，在炮火中成長，在離亂中奔馳，我們所遭遇的是中國歷史上，最艱巨的時代，也是最促人奮發的峙代，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近年來，每當更深人靜，仰望天空的星辰時，我常常低吟放翁的詩篇：「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雖然我個人的青春，在島上的寧靜歲月中消逝，但願在最近的幾年中，能再度隨大軍北伐中原，立馬山海關外，以雪二十四年前，倉惶夜奔，微服逃難的恥辱。
讓我在眼未花，耳未聾之前，再看看松花江的流水；大凌河的堅冰塞外的雪爬犁，還有一望無際的高梁田，六月三伏天的青紗帳。讓我的腳印，重踏一遍當年討飯逃亡所經過的地方，尋回我的青春，以及逝去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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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奸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憶往》標題為HGC所擬，全文摘錄自作者于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中的前8回，即《傳記文學》雜誌第20卷與第21卷連載的《採訪二十五年》之中有關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的全部內容。發佈底本為《傳記文學》雜誌光盤版。原收入HGC在「獨立評論」與「罕見奇談」發佈的【成敗之鑑·戡亂戰爭憶往5】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特輯1，收入博訊析世鑒時對原發佈文本的若干文字與標點訛誤作了訂正，並另增補了【成敗之鑑·戡亂戰爭憶往5】未及收入的若干張同期歷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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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奸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之憶[修訂本]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