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極權文化崩潰前的煩躁
就思想來說，張承志小說中仍然是超越個人的抽象的「歷史」、宗教、人民等主導，每個人的生活和喜怒哀樂都受這種超越個人的東西的主導。他把它稱作「信仰」、「精神」。在他的小說中不是個人生活中的內在的衝突，而是人的全體和歷史、宗教、社會的衝突、意念的衝突。在文學中，以這種抽象的意念衝突的導引並主導着的作品實際上就是一種主題先行的作品。它所導致的是把人抽象化、平面化，使人失去複雜的、豐富的、不可解析的生活內容。
人和自然的關係，在文學中肯定是作為個體的人和個體的自然。整體的人和自然的關係的討論則必然把人們拉向大而空泛。如果它只是一種討論或推測還好，如果它被教條化、意識形態化，被人們用來代替個別的、真實存在的具體的個人和自然，那麼它就會脫離文學，步入宣傳。
宗教和人的關係，不，在文學中應該說是人和宗教的關係，在那裏揭示的人們的生活，不是宗教導引着人的生活，而是在人內在的對愛的追求中，內心中和情感中的大量的宗教因素和社會、政治、制度、世俗的宗教，以及家庭、宗族等的衝突，以及由此而來的不可解脫，不能克服的矛盾和背謬所帶來的悲劇。
這種悲劇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中的所謂悲劇不同。那種悲劇是由於你遇到了壞人，災難而導致。而這種悲劇則是內在的，必然的，人活着則必然無能為力的人生悲劇。
由於張承志始終是位於極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文學中，甚至遠離對社會稍有批評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因此他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提出這些問題和處理這些問題。宗教在張承志那裏只是煽情的意識形態，某一群體的口號。
極權社會中的張承志不過是深沉的流氓，王朔把它說俗了，但是卻是一針見血。他根本沒有一般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的道德規範，因此，把他作為抵抗投降的高尚，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除了我們在上文所引述的作為「黑駿馬」的作者那種沾沾自喜，事實上，在他的作品中經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在一般人面前的俗不可耐的自得和對塵世中權貴的垂涎諂媚，如，
「在這個爾麥里的打依爾上，我被它徹底地征服了。我把一名優秀作家的自信，第一次變作虔誠獻給了它。」（292頁）
在《心靈史》的前言中，他炫耀地說，「當我的《金牧場》發表時，曾經舉辦過一次朋友間的小小慶祝會。沙溝農民馬志文被我作為第一名貴賓，介紹給包括文化部長王蒙、美國大使夫人包泊漪在內的客人。」（241頁）
然而，張承志可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仍然不顧社會的變化而沉浸在極權的正統文化和文學傳統中。社會演變到了八九年，尤其是其後，張承志所賴以生存的那種文學氣氛，文學手法，文學空間卻是在社會的變化中越來越狹窄，由於他自己的特質決定，他甚至不能和王蒙、王朔那樣隨波逐流，順應極權社會苟延殘喘的變化，作個弄潮兒。這可能就是王朔所說的，衛道的紅衛兵天性所至。水落石出，他越來越深地感到威脅。
對極權社會文化的衰敗，張承志的反映是兩方面的：這就是「抵抗投降」和《回民的黃土高原》所顯現的。
一方面，他再次跳出來衛道，所謂抵抗投降不過是再次的「衛道」而已。因為，張承志從來也沒有反叛過社會，當然更沒有反叛過扼殺人性、扼殺任何追求真善美的衝動的極權專制制度和共產黨。同樣也可以說，張承志從來沒有追求過我們一般所說的人性的解放，追求過「真理」和知識，追求過真正知識分子的生活，否則的話，他怎麼可能從來沒有和共產黨社會產生過衝突呢？張承志理想中的高尚、社會倫理秩序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正統文學賴以生存的「三綱五常」，可惜已是昨日黃花。而這種極權文化的衰落和瓦解，使他一直堅持的人生道路，文學道路的基礎動搖了，市場萎縮了。大廈將傾，張承志們本能地要堅持、維護舊有的倫理秩序、舊時的文學，反對對舊日的一切偏離。
除了這種衛道外，另一方面，生活在極權社會崩潰的時代，他必然要到別處去尋找出路。六十年代表現出很強的幹部子弟意識，七十年代末期有很強的所謂「人民」意識，而從沒有很強的回民意識的他，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後發現自己竟然首先是一個回民。要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的紅衛兵發起人張承志走向黃土高原，轉而宣揚伊斯蘭教思想了，並且據說成了某些教派的精神領袖，這真讓一些還沒有走出共產黨文化的知識分子瞠目結舌。
這其實和時代有很大關係。張承志沒有他的前輩賀敬之、瑪拉沁夫等人那樣有運氣，隨着共產黨的上升而成名。他所處的時代是共產黨文化式微的時代。這類作品越來越失去市場。人們雖然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拋棄這種文化，但是，在表面上卻是以遠離這種文化為時髦。張承志當然不能恪守紅衛兵文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理想主義，然而，任何反叛都是痛苦的，任何反叛首先要砸碎的是舊的自己。這不僅需要敏銳的才氣，甚至需要「視死如歸」的勇氣和「雖九死而不悔」的堅韌。二十歲的張承志不曾走向這條路，那時他迷戀特權、憎恨平民，現在，眷戀塵世的他更不會拋棄掉舊有的一切，他想要尋求的是這種文化的代替品，當然要有高尚的外表、神聖的光環。
尋找替代「畫皮」，匆忙的轉化，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共產黨及其精英所表現的這種現象在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前後都如此。中國雖然沒有象東歐那樣崩潰，但是也具有這種特點。我曾經問過一位從克羅地亞逃到德國的難民，為什麼過去似乎一直在「漸變」、被魏京生稱為第五個現代化樣板的南斯拉夫今天會比任何東歐國家都糟糕，出現這樣的不可收拾的混戰情況。他告訴我，八八年時南斯拉夫情況從表面上看的確很好，人們甚至認為，再過幾年他們的經濟就會和西方一樣了。但是，共產黨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因此挑動激化了各種矛盾和衝突，從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日前，我曾經就這個問題再次問過一位在匈牙利任教的南斯拉夫教授。他告訴我，在南斯拉夫以前的共產黨人就是現在的民族主義甚至宗教主義極端分子。很少有共產黨人，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權力和財富。處於轉化中的東歐各國情況各異，以前的共產黨人現在分別成為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宗教主義者、地域主義者、權威主義者，甚至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者等。但是這一切的基礎和尊重人權的民主文化都是不相容的，他們尋找的是一種掩飾極權文化的權威文化，是一種與民主人權的對抗品。這是很危險的。
張承志的這種變化是這個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他敏感地意識到紅衛兵時代捍衛的馬克思和「為人民」已經日暮途窮，而轉向伊斯蘭教。在這種轉化中甚至沒有讓人感到和他身上固有的那種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有什麼衝突。他的思想和方法，知識分子的倫理道德也沒有任何改變。事實上，人們可以透過張承志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表面變化，來觀察極權社會的文化的變化。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的是，今天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動盪的極權國家猶如即將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它隱藏着各種變化的可能，各種危險。
張承志是極權社會的寵兒中最早跳出來玩「火」的一些「知識分子」。在那個民主文化，人權意識薄弱的社會中中玩弄宗教主義、民族主義，是十分危險的。他從精神世界帶來的變數要過於當年紅衛兵文化給塵世所帶來的危害。人們必須警惕，那些個自以為佔有真理，自以為無所不能的各類權威主義分子，一旦狂熱起來，一旦行動起來，是不會考慮社會和平民的利益的。極權主義的文化，從希特拉到共產黨，到今天的南斯拉夫給世界帶來的危害應該引起人們的警惕和思索。
五．雞蛋是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爭論
一位朋友問我，你批評張承志，是不是反對理想主義，王朔和張承志的爭論是否可以歸為要不要理想主義。
如果理想主義從西文（Idealism）和中文來說都意味着以一個思想和觀念為最高目的，那麼，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和觀念，有各種價值的思想和觀念，就必然有各種各樣的理想主義。例如，有馬丁·路德·金的金色的人權夢想，也有希特拉的種族主義的黑色的理想和血紅的共產黨專政理想。因此，爭論的問題首先應該是要什麼樣的價值。只有解決了價值問題以後才能辯論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還是物質主義（唯物主義）。然而，即使如此，人具有各種性格，社會是多元的，這種爭論基本不會有唯一的答案。只可能是，在某一歷史時期，是否某種傾向可能影響更大，或產生的影響更為積極、有效。
關於如何評價王朔、王蒙和張承志的爭論，同樣也是如此。首先我們要看王朔和張承志在價值問題有沒有分歧，這包括對社會、人的價值和文學價值的看法。當我們這樣分析問題時，我們可以從王朔對張承志的「批評」中看到，無論是道貌岸然的張承志、王蒙，還是似乎「玩世不恭」的王朔，他們在價值問題上沒有根本性的衝突。他們都認同共產黨極權社會的價值，認同正統文學。他們都是極權社會和極權社會正統文學的產物。（關於王朔，筆者將會再寫文章分析）
王朔和張承志所爭論的是，在極權主義的框架內是要理想主義、現實主義，還是物質主義問題。這種爭論與五十年代以來關於封建社會是兩千年還是一千年，美的階級性，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還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乃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的爭論是一樣的，是極權社會內部的政治和社會文化需要，沒有實質性變化意義。對這一爭論人們可以分析的只是，究竟是王朔還是張承志對「共產黨社會」的影響更為積極。
自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今天》和《星星畫展》的出現實際上標誌着一種非官方的，新的文學和藝術衝動的出現，一種人性的覺醒和對極權制度及其社會文化的反叛。主流文學中的張承志自始至終和這一潮流格格不入，時至今日他和王朔的這種爭論仍然如此：無論就對一般價值的追求來說，還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和文學、藝術的追求來說，都沒有顯現出一種新的價值，新的文學衝動，因此，張承志和王朔的爭論，實在可以說不過是雞蛋是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爭論，毫無實質性的意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飲鴆止渴，阻礙了人們在文學上對新的價值和方法的追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