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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告狀密信曝光 和王明史沫特萊同為共產共軍特務

——徐沛:《無恥的洋人》被宋慶齡告狀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慶齡從上海寫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潛入延安的史沫特萊的密狀。此信證明這三人都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這封信透露了宋慶齡濫用其身份,秘密違反家規國法,象史沫特萊一樣為共產國際工作,從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萊不是宋慶齡的洋秘書。宋子文與宋美齡最遲在「西安事變」之後就從周恩來處獲知他們的姐姐秘通共匪,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但是他們縱容了宋慶齡的謊言和違法行為。為此他們付出了從一九四九年起就喪失家園故國,父墳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價。

史沫特萊在上海還接觸和掩護過從蘇區到上海治病養傷的共匪頭目。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萊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寫作《中國紅軍在前進》,美化共匪。劉小莉在論文《〈中國紅軍在前進〉──回應“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中說,“史沫特萊在《中國紅軍在前進》中所記敘的中央紅軍發展壯大的過程,並非是堅守新聞報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的‘有血有肉的記錄’,而是抹除了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災難性後果,創造了‘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所以,這部作品不僅在實際上成為王明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宣傳的傳聲筒,而且為江西蘇區的‘左’禍提供了佐證。”

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宋慶齡介紹給張學良當副官的共產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了西安,住進臨潼華清池溫泉招待所,在蔣中正來到前,搬進西京招待所。

王安娜的回憶錄《我為毛戰鬥過》裏面有一章專門寫史沫特萊。從中可以獲知王安娜與史沫特萊都為“西安事變”做過統戰和宣傳工作。回憶錄說:“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之中-其中只有少數人曾和艾格妮絲(史沫特萊)見過面-對她的評價很差,特別是對她的性格大加抨擊。在那些傳教士眼裡,她簡直成了魔鬼的化身。

一九三六年秋,艾格妮絲到西安休養,直到十二月還住在臨潼的硫磺溫泉,因而那些傳教士認為她有策動革命之嫌。也許他們甚至認定,整個西安事變是她組織的呢”。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實例,就憑此王安娜就該算接受共黨領導的“紅色娘子軍”。她象維爾納一樣先在中國當紅色間諜,後回德國當紅色筆杆子。而維爾納對史沫特萊也有記載,其中說到“史沫特萊在這裡(指上海)生活得並不輕鬆。歐洲人拒絕跟她來往,因為艾格妮絲徹底傷害了他們。”

迷上朱德的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網絡圖片)

史沫特萊就如此“偶然”地成為共產國際策劃多時的“西安事變”的參與者。周恩來到西安後,很快與史沫特萊取得聯繫並安排她搞紅色廣播。史沫特萊在完成了“西安事變”的宣傳任務後,得到去延安的邀請。豈知她卻促使宋慶齡留下了一封把她們倆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密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慶齡從上海寫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潛入延安的史沫特萊的密狀。此信證明這三人都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這封告狀信已於七十年後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捲髮表。

這封信透露了宋慶齡濫用其身份,秘密違反家規國法,象史沫特萊一樣為共產國際工作,從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萊不是宋慶齡的洋秘書,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慶齡的秘函。

親愛的同志: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覆,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裡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正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乾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着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裡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它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宋子文與宋美齡最遲在“西安事變”之後就從周恩來處獲知他們的姐姐秘通共匪,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但是他們縱容了宋慶齡的謊言和違法行為。為此他們付出了從一九四九年起就喪失家園故國,父墳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價。善惡必報,縱容邪惡也要遭報。

對於史沫特萊而言,這封信無疑是個沉重打擊。史沫特萊與正常人無法相處,現在宋慶齡也與她決裂,她無法再以“國母”的秘書身份活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無恥的洋人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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