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在二次大戰後盟軍佔領下的德國科隆，英國軍事警察逮捕了一個中年女子。這個女人在幾個月中在一些城市秘密散發了一萬多份呼籲復興納粹運動的傳單。這些傳單以「德國人，民主給你們帶來了什麼?」開篇，回顧戰爭年代德國的「光輝歲月」，說今天在西方強加的民主下只有「飢餓、羞辱和壓迫」，最後以「我們的元首還活着，他將帶着前所未有的力量重返人民。奮起反抗吧!希特拉萬歲!」的口號結束。
來自印度的納粹朝聖者
英國軍事警察對這個納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做了調查，發現她其實並不是德國人。她叫莎維翠•德威(Savitri Devi)，是個印度名字，國籍也是印度。他們還發現，這已經是她第三次來到戰敗的德國和前納粹分子接頭，建立秘密組織和從事宣傳活動。他們能抓到她，是因為她在科隆的聯繫人(原黨衛軍軍官)被捕。
更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從印度千里迢迢來到德國復興納粹運動的女人，有着地道的西歐人血統。她的父親是希臘和意大利混血，母親是英國人，因此她身上流着白人「高貴」的血液。她出生於法國里昂的希臘人社區，原名馬克西米亞妮•帕特阿斯(Maximiani Portas，1905-1982)。她本來是法國公民，但上大學時放棄法國國籍成為希臘公民。
三十年代初，出於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厭惡和對印度古代文明的傾慕，德威前往印度生活，在那裏取了這個印度名字。第三帝國崛起後，她想去德國用廣播宣傳為納粹服務，為旅行的方便和一個印度婆羅門結婚，放棄了希臘國籍，換取大英帝國的印度臣民身份。但由於大戰很快就爆發，她前往德國的心願一直到戰後才實現，但使命已經不同了。
英國軍事警察把德威轉送到杜塞爾多夫的法庭，罪名是傳播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官方名稱)意識形態，從事被禁的納粹活動，違反了軍事佔領法第7和第8條，最嚴重可判死刑。德威「大義凜然」，把庭審變為宣傳自己理念的講堂，怒斥西方盟國在他們佔領下的德國散佈有關第三帝國的歷史謊言，妖魔化希特拉，給德國人洗腦，說在他們統治下德國人喪失了民族自信，道德墮落。
審理德威案件的英國軍官原來想從她那裏誘出一些有關納粹殘餘勢力的情報，不料聽到的卻是滔滔不絕的充斥了哲學、神學、美學、歷史和其他種種高深學問的一整套宇宙真理觀，包羅從古代印度和埃及到近代西方文藝復興和政治制度的各種知識。她完全不像是一個女政治犯，而像一個給他們上課的大學教授。
德威對律師表示她盼望英國人判自己死刑，那樣她就可以實現夙願，把生命貢獻給納粹運動。她將唱着納粹黨歌「霍斯特•威塞爾」走向刑場，高呼「希特拉萬歲」迎接死亡。但讓她失望的是，被她的博學和深奧繞得頭暈目眩的英國軍官們覺得這個身份複雜氣度不凡的印歐女人主要是思想問題，於是判了她3年徒刑，實際上又只關了5個月就把她驅逐出境，規定5年內不得進入德國。
然而，被英國軍官視為書呆子的那一面正是德威為納粹事業執着獻身的強大的精神和心理基礎。不久她去了希臘，用婚前的名字換回曾被自己放棄的希臘護照，1953年又踏上前第三帝國的土地。由於難以找到敢於用行動復興納粹運動的同黨，她轉而從歷史朝聖中獲得精神和心理滿足。她膜拜和希特拉及納粹黨有關的遺蹟，從希特拉在奧地利的出生地和希特拉母親的墓地到他在慕尼黑髮動政變的啤酒館，在那裏流連忘返，心潮澎湃。她還暗訪那些自稱了解被西方歪曲的第三帝國「真實歷史」的「見證人」，和這些納粹餘孽相濡以沫。
從反民主到反人類
對希特拉和第三帝國的歷史緬懷鼓舞德威成為一個活動家，奔走於歐洲和中東，並和美洲書信往來，為復興納粹事業、建立第四帝國鞠躬盡瘁。她不但出版了多本著作，而且聯繫流落在世界各地的老納粹和崛起的新納粹。在當代世界極右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歷史上，德威贏得了大量傾慕者。她活着是他們的女祭司，死後羽化為他們的女神。
每個社會都有一些陰暗角落，都少不了一些政治極端主義者和反社會的心理疾患者，都能聽到和看到一些對於正常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言論和行動，尤其是形形色色獨裁者的「粉絲」，他們堅信自己心中的偶像是死後遭人潑了髒水，被歪曲和污衊得不成人形。德威的行為屬於這個人群，但在思想上又絕不僅是走火入魔。
德威一生最值得人們重視的，是對希特拉狂熱崇拜背後的一整套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歷史觀和以此出發對民主、自由、人權和憲政的拒絕。作為一個典型的西方人，德威對這一整套首先在西方系統地發展起來的觀念和制度的否定，正從反面說明它們本質上超越了所謂「東方和西方」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被所有蔑視個人生命和個體價值甚至具有反人類傾向的群體所憎惡。
不但如此，德威對這些人類賴以平等生存的原則的厭惡，是和她拒絕以人為本這個人類社會不言而喻的共同立場、把自然和動物在價值觀上置於和人同等的地位有關聯的。這一點也使得我們不得不注意長期以來在中文語境下被忽視的納粹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納粹對自然環境和動物權利的保護在形式甚至法規上確實是今日綠色政治和生物多樣性運動的先驅，因此似乎給歷史敘述出了難題。其實，第三帝國的生態政治不過是納粹主義反人類的一個極端表現罷了。
德威極端主義思想的形成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在時間上同步，但產生過程和具體內容又和人們一般理解的這些概念至少在知識構成和歷史背景上不同。它不但有別於歐洲法西斯主流思潮，而且和席捲歐陸、波及英倫的大眾法西斯運動也沒有關聯，可以說處於法西斯主義的邊緣地帶。但在這個邊緣地帶形成的那些觀念和她鮮明的個性相結合，卻給戰後法西斯意識形態全球性的繼續生存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土壤。
法西斯主義本來就是一個成分複雜的思想體系，而且深受實用主義的政治原則支配。而德威又是這樣一個思想體系中的異數，要做到對她的深入了解，即使對於專業的思想史學者來說也非易事—某種意義上也無此必要。但擇要而言，有兩條比較清楚而相互纏繞的線索。第一是她的身份認同從西方中心地帶向邊緣的轉移，第二是泛雅利安烏托邦理念的形成。
法國-希臘-印度:身份認同和泛雅利安烏托邦
德威雖然出生於法國，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但多元的家庭血緣組合卻使得她難以建立法國人的認同，從童年起就深受身份意識的困擾。由於父系主要是希臘人，從小一直生活在里昂的希臘人社區，所以希臘而非法國成了她文化和家族身份中更重要的背景。這種背景又受到移民社會政治氣氛的強化，主要是希臘反土耳其的民族主義。從古典時期開始，小亞細亞(也稱安納托里亞，今稱土耳其)西部一直是希臘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大量希臘人在那裏生活。15世紀時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興起，把這裏作為帝國本土，並向愛琴海和希臘本土擴張，一度吞併希臘。希臘作為民族國家就是通過擺脫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建立的，它獨立後和土耳其紛爭不斷，波及海外希臘人社區，德威從小耳濡目染，種下了希臘民族主義的種子。
一戰後，大學生德威來到希臘尋根，傾倒於那裏濃厚的古典文化氛圍和人文風情，增強了她希臘人的認同。恰在此時，她熱愛的希臘遭受了一場重大的民族危機。奧斯曼帝國由於在一戰中加入德奧集團，戰敗後瓦解，只剩下小亞細亞的本土，而希臘則企圖藉機在小亞細亞西部擴張，和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發生衝突。結果希臘在軍事上失敗，被迫接受洛桑和約，從小亞細亞撤回幾乎全部的希臘人，人口超過本土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了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在此以前，土耳其帝國已經對境內的希臘人進行迫害甚至種族屠殺，數十萬希臘人喪生。
這個災難性巨變進一步夯實了德威的希臘人意識，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她對西方主要國家英法的態度從疏離到幻滅。作為希臘的主要盟國，英法雖然竭力瓦解奧斯曼帝國，但沒有支持希臘的領土要求，對難民危機袖手旁觀，作為戰勝國之一的希臘反而成了國際政治的棄兒。英法在希臘危機中的不作為對德威來說絕不僅是外交政策的權變，而是虛偽、背叛和出賣，反映了其本質，這促使她放棄法國國籍，成為希臘公民。
德威自幼對法國就缺乏歸屬感，對其政治文化也格格不入。還在少女時期，她就公開表現出對啟蒙運動思想家、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以及大革命和共和國這些法蘭西民族引以為豪的政治文化之標誌的不屑，為此甚至受到所在中學的懲戒。這種政治早熟或許和她移民的身份有關。她從法國人轉為希臘人，既是國籍認同的變化，一定意義上也是對所謂西方價值觀的拒絕。
整個20年代，希臘基本上是德威生活和思想的中心，當時她正在里昂大學學習人文和科學課程，在希臘住了好幾年。她的本科論文是關於一個法國浪漫主義詩人，博士論文卻是關於數學的簡單性。在此期間，她的個人認同從國籍到思想都從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轉向邊緣，否定西方近代啟蒙人文主義甚至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傳統，要回到古典文化為個人和時代尋求出路。這條路徑不走近兩百年來主導西方思想的歐陸和北美，而是從地中海的古希臘出發，通過南亞的印度教和種姓制，再繞回希特拉的第三帝國，最終指向一個種族主義的泛雅利安的烏托邦世界。
德威說她要在「古希臘、古羅馬、古代英國和德國尋找我們種族帶來的神祗和儀式，還有6000年前的太陽神崇拜，這些都是今天千百萬人仍然賴以生存的命脈;要用今天的婆羅門精英來見證一個令人敬畏的奇蹟：種族隔離的可行和少數雅利安人世世代代的成就。」
這段話表現了德威和當時歐洲泛濫的種族主義歷史觀的一致，這種歷史觀以印歐語系(即歐亞從不列顛到印度的多數語言共享一個起源)的發現為由虛構出一個優越的雅利安人種。德威的「獨創」在於她突出古希臘在這個種族主義世系中的地位，強調印度今日的高等種姓仍然代表了這個種族，此外「6000年前的太陽神」是她對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時確立的太陽神崇拜(Disc)的解讀(儘管埃赫那吞的年代至今不到6000年)，她認為那是受雅利安人的影響，這又把埃及文明也歸到雅利安人種的名下。她為此寫了一本《太陽之子—埃及國王埃赫那吞及其哲學》。對雅利安種族神話的這種泛化，和她後來對納粹種族主義的認同一起，構成了一個泛雅利安的種族烏托邦。
在希臘期間，德威日益被印度吸引。古代印度本來在歐洲種族主義神話中就是3000多年前那個金髮白膚的雅利安人東擴、從深膚色的達羅毗荼人手中奪取土地建立雅利安國度的聖域。1870年代德國著名考古學家斯基里曼發現了特洛伊和麥錫尼古城的遺址，證明了荷馬史詩的真實性，其中有大量在印度宗教中常見的卍字符，似乎更印證了雅利安人橫跨印歐的歷史(德國和北歐學術界19世紀發展起來的對印歐語系的熱衷和這個背景有關，中國學者季羨林在德國的東方語言學重鎮格丁根大學深造就是得益於此，即使二戰也未中斷其項目)。德威於是產生了前往印度的願望，她認為印度最高的種姓婆羅門就是雅利安人種純粹的後裔，印度的種姓制度就是不同種族之間的自然秩序，於是1932年她前往印度。
在印度期間，德威進一步發展了她的種族主義世界觀。她十分擔憂地看到以印度教為基礎的種姓制度已經被大大削弱了，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使得印度「默罕默德化」，越來越像埃及和伊拉克這些穆斯林化的國家，此外基督教的傳播也影響了印度教的地位。為此她寫了《對印度人的警告》一書。她參加了印度反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但加入的不是國大黨和甘地的泛印度民族主義的主流運動，而是一個叫「民族志願者聯盟」的組織，以「雅利安使命」自居，由種姓純粹的印度教徒組成，目的是維持婆羅門精英的政治權力。印度民族主義領導人尼赫魯稱這個組織為「印度的法西斯」。通過參加這個運動，德威實際上又為自己獲得了一個雅利安印度民族主義者的身份。(左圖：印度教徒盛裝打扮的德威)
早在20年代下半期，納粹運動的種族主義綱領就吸引了德威的注意。1933年納粹上台後，德威非常振奮，她從希特拉身上看到了在印度日漸遙遠的雅利安種族復興的希望。她認為納粹主義和印度教是相通的，視希特拉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的阿凡達(化身，Avatar)。傳說中毗濕奴有十個化身，九個已經出現，她認為希特拉就是最後一個，帶領雅利安人對抗整個世界的黑暗和墮落。她甚至在納粹軍人身上看到了印度教義：印度教規定武士殺戮不是罪過，是履行種姓責任，但殺戮時必須保持超然，不投入任何情感。德威認為納粹軍人的職業表現正體現了這個種姓美德。
除了雅利安種族主義，德威和納粹之間還有很多共同點，最根本的是對宗教人文主義和啟蒙人文主義這兩個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觀念的否定。人們一般認為啟蒙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確立了工具理性，否定了中世紀的以神為中心、以信仰為生活原則。但德威認為，西方宗教把神與人的關係看成是宇宙間唯一的關係，獨尊人類，認為自然和動物是神為了人而創造、由人來支配。西方宗教也建立了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這和人文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相通的。
與人文主義對立，德威否定猶太-基督教的一神教義，主張回到被它取代的帶有神秘色彩的異教，印度教不過是其中一種。這種異教尊崇自然本身規定的生物性等級制度，神性就體現在這個自然的秩序中，它排斥雜交和變異。在這個異教的宇宙秩序中，人和自然及動物並列，沒有特權。但在每個物種的內部，這個宇宙秩序又規定了貴賤和高下。和尼采類似，德威把基督教的興起視為弱者和奴隸道德的勝利，是對自然秩序規定的強者的壓制。
按照啟蒙主義線性歷史觀，一神教取代原始宗教是進步。但否定一神教回歸原始異教正是納粹反啟蒙主義的精神文化的核心：納粹崇拜的就是一個神秘的前基督教世界的日耳曼異教(occult)。納粹的所有標誌，例如卍、骷髏、雙閃電、黑太陽光輪等都和這個神秘宗教有關，黨衛軍還有自己秘密的神廟和祭祀儀式。與此相聯繫，德威和納粹都批判理性主義和科學思維，認為它們是對原始性和自然性的僭越。
納粹高揚自然和動物權利，上台不久就頒佈了保護自然環境和嚴禁虐待動物的法規，體現了上述原始異教的宇宙秩序觀。納粹美學引導德國人貼近自然、欣賞自然的美(納粹發展高速公路和家用汽車，組織學生和青年遠足和野營，也是為德國人創造踏訪森林原野的機會)，但與此同時仇視一切在他們看來是非自然的生物現象。納粹認為純種的動物要比「雜種」和低等級的人種更高貴，維護自然界的美要比給低等級的人群提供生存條件更重要。納粹宣傳中不乏黨衛軍在戰火中呵護動物的畫面。
德威也酷愛自然和動物，她完全拒絕肉食、狩獵、馬戲、用動物作為科學實驗對象和穿戴動物皮毛製品。她在印度的家中養了幾十隻貓和很多鳥。但是，她對動物的這種熱愛是建立在對人文主義的拒絕基礎上的。她有一本《對人的控訴》，就是對人文主義的徹底否定，其中說這個世界上多數人本來就是不應該出生的。在二戰後，針對西方國家在前第三帝國推行的非納粹化政策，德威輕蔑地說你或許可以在政治上推行非納粹化，「但你不可能把自然『非納粹化』」，表達的就是由宇宙秩序規定的自然等級不可動搖的信念。
德威和納粹在世界觀和宗教觀上的重合導致了他們在社會政治觀點上的一致。他們都拒絕自由主義根據契約和公民權利組成民族國家的政治民族主義，認為國家的基礎是生物性的種族而非政治性的民族，強調血統、家世、土地等更原始性的因素在決定身份中的作用，這套話語中的民族主義實際是種族民族主義。
他們都拒絕建立在啟蒙價值觀上的民主和平等。德威說民主是謊言，平等是荒謬。在他們看來，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建立在它們之上的憲政制度是在政治領域裏對自然秩序的破壞，因為種族之間和個人之間根本就不可能平等。在20世紀，人人平等至少在道義和法理上被普遍接受，而德威認為在印度仍然留存的種姓制度是對它的抗拒，而納粹的第三帝國則是在歐洲範圍內對它的顛覆。
二戰爆發後，德威想去德國用自己擅長的語言才能為納粹宣傳機構服務，為此她和穆克赫基(Asit Krishna Mukherji1898-1977)結婚，取得英國臣民身份，放棄了希臘籍，想通過意大利進入德國。穆克赫基是身世高貴的婆羅門，激進的「印度使命」領導人，這個組織代表了印度高等種姓中的准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在政治上敬佩納粹對英國的挑戰，在文化上感激德國東方學界對印度古典文化和語言的推崇。德威和他早已結識、志同道合。但婚後德威還沒有來得及成行，1940年6月意大利對英國宣戰，她只得留在印度。
二戰期間，德威夫婦密切關注戰局，指望德軍能經由蘇聯南部和北非戰場打進印度，就像3000多年前的雅利安人遠征那樣。他們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認為日本人也是優秀的純種，對自稱太陽神後裔的大和民族產生了種族「移情」。日本軍旗上光芒四射的太陽看上去和德威鍾情的古埃及Disc也很像。當英美在東南亞與日軍交戰時，美軍在印度東部建立了基地。德威夫婦在他們加爾各答的家中開派對，殷勤接待很多美軍軍官，在和他們閒聊中套取情報，送給緬甸的親日抗英民族主義武裝，由他們轉送日本人。這些美國人恐怕不可能想到一個西歐背景的優雅女士和一個高貴的印度婆羅門竟然會替日本人義務做間諜。
當二戰臨近結束時，德威不能忍受新聞和街頭巷尾對德國將要失敗的報道和議論，離開加爾各答跑到了鄉下。戰爭一結束，她立即決定去歐洲，從那裏進入德國。她沒有能和第三帝國共同鬥爭，但要為第四帝國的崛起奮鬥，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故事。1952年她出版了《熔爐中的真金—戰後德國的經歷》，把德國戰後的物質匱乏和文化危機都歸於西方盟國，渲染德國和奧地利人對民主的失望和對希特拉時代的懷念，堅信雅利安人會再度崛起，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恨希特拉是受了西方的欺騙，對他根本不了解。
從50年代到70年代，德威頻繁旅行，和納粹的殘餘勢力建立了密切聯繫。他們當中有黨衛軍軍官斯科爾茲內，此人是第三帝國的傳奇人物，1943年意大利反法西斯政變後，墨索里尼被秘密囚禁在一處難以登臨的高山之巔，他率領突擊隊乘滑翔機從天而降，把墨索里尼解救到柏林。納粹垮台前後，他授命組織「敖德薩行動」，把一些納粹精英轉移出德國，散佈在世界各地，本人受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庇護。德威前往西班牙看望他。和德威有聯繫的還有納粹的空軍英雄魯德爾，蓋世太保巴黎的頭頭巴比，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魔鬼醫生門格爾等等，很多名字中國人都不陌生。他們戰後都輾轉去南美定居。此外，在和以色列的衝突中，北非和中東一些穆斯林國家僱傭了一些前德國軍官，利用他們的反猶主義和專業知識。德威和他們也有往來。
德威還在戰後的新納粹和形形色色的極右翼勢力中建立了聲望。她是「國家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盟」(一個新納粹的全球組織)的發起者。在參加這些組織的野營(仿效第三帝國青少年的集體活動)時，她甚至像年輕人一樣清晨起來在河裏洗冷水澡，因為「只有意志薄弱的民主主義者才睡懶覺」。(左圖：1961年德威在英國和新納粹成員在野營地致納粹禮)歐洲各國警方對她的名字非常熟悉，她多次遭遇拘留、傳訊、驅逐出境和拒絕入境。她還與美國新納粹黨的領導人羅克維爾書信往來，晚年最後的願望就是前往美國和那裏的新納粹分子和白人種族主義者團聚。為此她1982年先前往英國，但在那裏去世，一部分骨灰送到美國，存放於美國納粹黨總部。
希特拉的女阿凡達
德威在她孕育多年的主要著作《閃電和太陽》(1958年出版)中說希特拉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的阿凡達，這本書成為當代新納粹運動和西方新種族主義者的最愛，還有縮寫本問世。
其實，如果真有化身，德威倒稱得上是希特拉的女阿凡達。
二次大戰和冷戰的結局一度給人帶來意識形態終結的錯覺。但自199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極端主義的觀念和運動不斷復活和強化，參與者既有上個世紀政治鬥爭中倖存的遺老，也有全球化時代崛起的新秀。他們挑戰人們對二十世紀極端主義政治運動的歷史記憶和道德評價，重構被二十世紀的政治實踐瓦解的種族、宗教和階級烏托邦，用各種意識形態話語覬覦政治權力，否認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則。人類社會和它們的鬥爭也仍然圍繞着那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老問題：人之為人的一些基本權利和保護這些基本權利的基本制度。對莎維翠•德威的一定了解，不但有助於增強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抵抗力，也有助於深化對現當代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
(原載《南方周末》。資料來源Nicholas Goodrick-Clarke，Hitler's Priestess: Savitri Devi, the Hindu-Aryan Myth, and Neo-Nazism，紐約大學出版社1998年; The Occult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Secret Ayran Cul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Nazi Ideology紐約大學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