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重要性，在於他完成了關鍵時期的政治協調和艱苦談判。
這應該被承認。
至於所謂：「可以妥協，先談下來。簽訂協定之後，我們如何做，決定權在我們手裏。」
何清漣自己都承認這是一種「傳說中的指示」。
在沒有可靠原始史料之前，不能把它當成朱鎔基本人的確定政策主張。
但這句話之所以長期流傳，確實反映出一種值得警惕的思維方式：把國際規則首先視為獲取市場准入的談判工具，而不是一種需要長期接受的制度約束。
中國入世之後確實履行了大量明確的、可量化的承諾，包括關稅減讓和市場開放等。
但圍繞國企補貼、產業政策、市場准入、知識產權等問題，中國長期與歐美存在嚴重爭議。
不過，也不能因此簡單地說：今天WTO的困境完全是中國「先上車再變通」造成的。
WTO今天的危機還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上升、中美戰略競爭、國家安全概念擴張等因素密切相關。
真正的問題是：中國當然從WTO獲得了巨大紅利，但中國是否真正完成了從「利用國際規則發展自己」到「接受國際規則約束自己」的制度轉變？
這才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不是結束語的結束語：悼詞不能代替歷史
朱鎔基當然是一位能力極強、執行力極強的技術官僚。
在1990年代最危險的窗口期，他確實完成了幾項極其困難的任務：
控制高通脹；
增強中央財政能力；
推動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出清；
推動國企重組；
完成加入WTO的關鍵談判。
這些歷史功績沒有必要否認。
但同樣不能否認：
朱鎔基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後來問題的形態。
中央財政能力增強了，但地方財權與事權失衡的問題長期存在；
銀行壞賬被剝離了，但國家信用繼續承擔金融體系的最終風險；
國企效率提高了，但數千萬產業工人承擔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住房市場化了，但住房、土地財政和金融體系最終高度捆綁；
市場機制被引入了，但國家並沒有真正退出關鍵資源配置。
因此，朱鎔基真正的歷史定位，或許既不是何清漣筆下近乎「張居正再世」的時代偉人，也不是某些人筆下造成一切苦難的「下崗總理」。
他是一個在計劃經濟廢墟上進行強制性制度重組的技術官僚。
他的歷史功績，在於完成了舊制度無法繼續維持之後必須完成的改革。
他的歷史局限，也在於他沒有或者說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個權力真正受到約束、政府真正退回規則制定者位置的市場經濟。
他拆掉了一部分計劃經濟，但沒有拆掉支配計劃經濟的權力結構。
於是，中國最終形成的並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而是一種國家掌握關鍵資源、市場承擔效率功能、國家信用承擔最終風險的混合體系。
這個體系後來創造了高速增長，也創造了何清漣當年在《現代化的陷阱》中所批判的制度性腐敗、權力尋租和財富再分配問題。
所以，評價朱鎔基，不能只算他拆掉了什麼。
更要問：他用什麼代替了舊制度？這個新制度由誰獲益？誰承擔代價？又為後來埋下了什麼？
如果只計算改革帶來的增長，而不計算改革的成本；只計算朱鎔基拆除了什麼，而不計算他建立了什麼；只把成功歸功於個人，把失敗歸咎於體制。
那不是歷史評價，而只是悼詞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