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一去世，歷史似乎就忽然變得寬容起來。那些當年爭得面紅耳赤的賬，可以暫時不算；那些被時代碾過的人，也可以先往後站一站。於是，改革者成了英雄，改革成了壯舉，數字變成勳章，至於數字背後那些失業的人、被低價轉手的國有資產、銀行賬上被搬走而非消失的壞賬，以及後來越滾越大的土地、債務和權力尋租，則最好統稱為一句輕飄飄的「改革代價」。
何清漣女士當然有權向朱鎔基致敬，朱鎔基他敢於任事，也確實在中國經濟最危險的年代處理過許多別人未必敢碰的難題。但歷史評價最諷刺的地方就在這裏：一個人越是被稱為制度的奠基者，就越不能在制度成功時記他的功，在制度失敗時卻說「這不是他能改變的」。
不能一邊說《現代化的陷阱》已經被歷史全部驗證，一邊又把親手參與構建那套制度的人稱為「時代偉人」；不能一邊承認國家壟斷資源配置必然滋生權貴私有化，一邊又把國有資產流失解釋成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灰塵；更不能把數千萬人的下崗稱為「歷史的陣痛」，仿佛曆史這個病人做完手術之後，總得找一些人來替它疼。
悼念一個人，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悼詞最終把歷史寫成了個人傳奇，把制度寫成了天災，把代價寫成了必然，把受害者寫成了「不適應時代的人」，那就不再是紀念，而是一種對歷史賬本的選擇性註銷。
朱鎔基已經離開了，悼詞可以寫得很長；但那些賬，並不會因為寫了悼詞，就自動勾銷。
囉里囉唆了一大段，現在言歸正傳。
一、對所謂「三大核心貢獻」的經濟學批駁
1.宏觀調控、「軟着陸」與人民幣不貶值
何女士說：有效扭轉經濟過熱、抑制通脹，實現「軟着陸」；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更體現了朱鎔基的責任擔當和決斷力。
問題是：所謂「軟着陸」，究竟是誰軟着陸了？
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觀調控，確實成功遏制了此前的高通脹。朱鎔基採取了壓縮信貸、控制貨幣供應、清理開發區、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等一系列強力措施。從物價和宏觀增長指標來看，中國經濟確實實現了由高通脹向相對穩定的轉變。
但宏觀經濟意義上的「軟着陸」，並不意味着社會意義上的無痛調整。
緊縮政策並沒有消滅調整成本，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將成本從價格體系轉移到了企業部門、銀行體系和就業體系。企業資金緊張、相互拖欠和債務鏈條問題長期累積，國企虧損和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也在這一時期不斷暴露。到了1990年代末，這些此前被延後和積累的成本，最終以國企重組、企業破產和大規模下崗的方式集中釋放。
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國完成的是宏觀價格體系的「軟着陸」，但並非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軟着陸。部分調整成本後來由國企、銀行和普通勞動者承擔了。
至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人民幣不貶值」，何清漣的敘事同樣過於英雄化。
中國當時當然並非沒有金融風險，但與泰國、印尼、韓國等遭受嚴重衝擊的經濟體相比，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制度差異：中國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人民幣資本項目並未自由兌換，跨境短期資本無法像攻擊泰銖那樣直接、迅速地衝擊人民幣。中國銀行體系又主要由國家控制，外債和短期資本流動結構也與東南亞國家不同。
這意味着，中國之所以沒有成為國際投機資本的主要攻擊對象，並不僅僅是因為朱鎔基個人「敢於決戰」，更重要的是中國當時相對封閉的金融體系形成了一道制度性防火牆。
索羅斯後來關於中國能夠相對平穩渡過亞洲金融危機的分析，也正指出了這一點：當時中國金融體系的相對封閉，反而成為抵禦外部金融衝擊的重要因素。
因此，把「人民幣不貶值」描述成朱鎔基以13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進行「國運豪賭」，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金融條件。
人民幣不貶值當然有代價，也是一項重要決策。但其邏輯並不只是「賭上國家全部家底」。一方面，中國需要維持國內宏觀穩定，避免貶值重新點燃通脹和貶值預期；另一方面，香港剛剛回歸，香港的金融穩定具有極高的政治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既有經濟考量，也有香港和區域金融穩定的考量。
這是一項困難的政策選擇，但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英雄故事。
關於所謂「秘密協同方案」的歷史演義。何清漣文章中最戲劇化的一段，是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