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蒙古兵團病退回城已經三十幾年了，當年懷抱手領帶回天津的小兒女也早已為我遮風擋雨，並在各自的工作中擔當起重任。可病退回城前後那一幕幕一樁樁的往事刻骨銘心，卻經常浮現在腦海里，出現在眼前。
我的回城路一波三折充滿了難忍的心酸，真是心中一道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痛，什麼時候揭開來看，它都在默默淌血，這血肯定要淌一輩子了。
二師十五團開始辦理病退回城的手續以後，我和華林知道，我們當時的已婚狀況不符合條件，但為了孩子們的將來，為了對一直反對我們結婚的父母有個交待，已經早就在北京、天津附近和唐山地區跑過好幾個地方，想落腳在離家近些的地方，但花錢不少，卻始終無果。
一九七八年底，我已經在偏僻荒涼與世隔絕的十五團後山煤礦呆了將近四年。山下，回城浪潮洶湧澎湃，五花八門，我雖沒有親眼目睹，可山上的十幾個知青都已經走光，我的心裏一天天地焦慮起來。
我家裏更是為我着急。父親跑了知青辦，問了街道辦事處，得到的答覆都是，許可知青回城的政策不包括我這種情況，沒有相關的政策，再問得多些，答覆便是直截了當：說我已經與當地的人結婚，不符合知青回城病退的條件，不予辦理。
我開始暗恨自己鼠目寸光，開始質問自己為什麼在兵團結婚，我開始失眠，無緣無故地流淚。
一天，華林開車從山下送煤回來，走進家門臉色非常難看，一直沒有直視我，我急忙抱着女兒和他搭話。沒想到他突然拿出為我開好的病退證明，鄭重地說：「我已經找過派出所的劉玉娃，乾脆咱倆離婚吧，孩子都判給你，這樣你們娘仨就可以回城了，明天就下山去辦手續吧。」
這突如其來的決定真是迎頭一棒，一下子把我打蒙了，眼淚隨即嘩嘩地流下來，說不出一句話。他接過女兒轉過頭去，也早已淚流滿面。女兒嚇壞了，大哭着掙扎着撲向我。四歲的兒子也覺察到什麼，拽着我的胳膊一直在小聲地哭。一家人就那樣擠在一起都痛哭起來。
那一夜，我和華林點着臘燭一直坐到天亮，望着一對熟睡的小兒女，我們商量着，爭論着，彆扭着，又相互勸慰着。不知又流了多少眼淚。
大概有一個星期，我們沒有達成協議。時而商量，時而爭吵，最後，華林終於用他苦口婆心的勸說，時不時外加現在所說的「冷暴力」，終於動搖了我。
我們下山去團部辦手續，當時派出所所長劉玉娃和民警郭棣是擔了風險的。為了不讓身邊的人知道底細，知道的人範圍越小越好，一直到了晚上很晚，孩子們都睡了，他們才帶着正式空白的離婚手續悄悄走進我們住的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