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娃非常嚴肅地和我們談了很久，說了很多，也勸我們，能不能再托托人找找其它的途徑，別用離婚的辦法。華林非常堅決地說：「想回城現在只有這一條路，為了孩子我們不會再改變主意了！」我在一旁，早已泣不成聲。
那個時候還沒有離婚證，離婚手續就只是一張國家統一標準打印好的正式表格，除男女雙方填寫個人情況以外，就是財產分割和子女的撫養歸屬的內容。
記得在當時的情景之下，劉玉娃和郭棣也都為之動容。我們四個人默默坐了好久，劉玉娃低頭吸煙，始終沒讓我們簽字。最後，他掐掉煙頭用顫抖的聲音對我們說：「這些可都是國家的正式手續，是要存檔的，這不是開玩笑，你們只要不簽字不按手印，還什麼都來得及。」然後他又看着郭棣說：「真要辦了手續，我們弟兄倆這責任可就擔起來了。」
我和華林誰也沒說話，還能說什麼？當時已經什麼都說不出來了。
我們先後簽字，並按了手印，然後把屬於自己的那張紙收了起來。劉玉娃和郭棣又說了什麼，是怎麼離開招待所的，我都記不清了，只記得當時腦袋是空的，身體是飄的，沒有眼淚，沒有悲傷，兒子醒來叫媽媽的聲音仿佛很遠很遠……
第二天，我就帶着兩個孩子回天津辦病退了。因為已近過年年根，火車上人滿為患，根本沒有下腳的地方。我領着大的抱着小的，好不容易到家，就馬不停蹄地跑起街道來。
誰知雖然我有離婚手續，成了單身，但帶兩個孩子辦病退回城，又是既沒有先例也沒有政策，雖然到處看到同情也收到理解，但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期，人們的頭腦僵硬教條，膽子也小，誰又願意為一個不相干的普通知青冒什麼的風險呢？
一時間，我父親愁得吃不下飯，母親急得滿嘴起泡。我還要在晚上十點鐘長途電話開始計半價的時候，騎自行車跑到很遠的電報大樓和華林通話商量，他在內蒙的後山煤礦等待消息，肯定比我們還着急啊！
那年過年病退的事情一籌莫展，哪還有心思過年？家裏的日子也都快亂套了。
過年後，長征隊的同學幫我打聽到一個同校高中學兄部隊轉業後，在區委擔任領導，又打聽到一個同學愛人的哥哥正好在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繞來繞去又找到幾個關係，然後又幾經周折，打聽到各家的住址。
那年的雪下得好大。還在工作的母親，每天晚上都要陪着我拎着大包小包，深一腳淺一腳地到一家家登門送禮求助，好話不知說了多少，就差給人家磕頭了。
工夫不負有心人，人心也確實都是肉長的。我這種情況雖然沒有相關政策，可離婚證是真的，孩子判給我寫得清清楚楚，我又是正經八百的下鄉知青。既沒有不能接收的規定，也沒有隻給媽媽落戶不給孩子落戶的道理啊！世上到底好人多，最后街道還是理解同情網開一面，將我的材料接收下來，報了上去，讓我回內蒙古等通知。
剛過完正月十五，我們母子三人又返回了十五團的後山煤礦。
又過了將近一個月，終於接到病退批准的通知，開始辦手續，骨肉分離的時刻真的到了。
當時我父母在城市住的房子只有十二平米，弟弟妹妹又都沒有成家，我們娘仨回去根本住不下。正好煤礦那邊又有好幾家人看上我們的家具，華林執意非要賣掉家具，住進集體宿舍。
拉家具那天下午，兒子說什麼也不出去玩，悄悄靠在門邊不礙事的地方，看着一件件家具被別人抬走，一直在嚶嚶地小聲哭着，哭得買家具的人都放下家具難過起來：「這孩子太懂事了，還真不如大哭大鬧讓人心裏好受些」。那情那景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會歷歷在目，令我傷心不已。
賣完家具的第二天，我就帶着兩個孩子踏上了回城之路。一路全家無言，孩子也覺察出什麼，顯得特別乖。
下午到了五原火車站。進站台不長時間，華林給孩子買在路上吃的東西剛回來，火車就進站了。我抱着孩子背着提着大包小包不敢回頭急忙上車，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安頓行李。懂事的兒子立刻低聲地哭起來，女兒趴在窗戶上使勁地喊着：「爸爸快上來呀！爸爸快上來呀！」華林在站台只揮了一下手，便急忙把臉背了過去。
火車開動了，還不懂事的女兒看到爸爸沒上車，放聲大哭，兒子也大哭起來，我也失聲痛哭，娘仨哭成了一團。哭聲引來好多人圍觀，人們嘴裏一直說着：真可憐，真可憐。寫到這裏，我已淚流滿面，那妻離子散的一幕重又出現在眼前……
1979年4月正式辦好落戶天津的手續。我用離婚的代價結束了整整十年的兵團生活，病退回城。
後記
我帶着兩個孩子辦好手續正式回城後，華林就在當地找個人冒名頂替我，重新辦理了結婚登記，幸虧當時結婚證不要照片。三個月後，他調入廊坊一個中央直屬單位，我又把孩子戶口留在天津，對調過去到廊坊落戶。全家才團圓了。
2012年華林去世了。
2013年6月28日，我結束了三十多年的廊坊戶籍，遷入天津落葉歸根。
2013.08.14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