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是世界電視大發展的時期。日本1953年才有電視，香港的第一家有線電視麗的公司開辦於1957年。本來，台灣引進美國技術，預定在1958年"雙十"節開播電視，這個信息導致了一場政治角逐，使北京倉促上馬，趕在台灣之前開播，電視成為"大躍進"的產物。全國到處是"土法上馬"辦電視，到1963年已有36座電視台，大多難以為繼，又紛紛停播。
開辦之初的北京電視台沒有自己的節目，只是"口播"人家的新聞稿，最早上屏幕的電視播音員，就是後來"九州方圓"節目的著名女主持人沈力。電視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時段用來轉播電影和戲曲。第一部上電視的電影是"林沖"，比電影院還早演了兩個月，可見當時電視台之"霸道"。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規定，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個月，一律交電視台播放，因為那時能看電視的都是一批特殊觀眾，老百姓與電視接觸甚少，偶爾在電影院裏看到電視新聞，也覺得那是"白饒"的加片，而真正的電視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歷史形成的中國電視特別是中央電視台的這種"皇家"身份和性格一直延續至今，在它早已成為所謂"公器"之後，仍然比其他媒體更多得到來自中南海的青睞或責罵，動不動就會打來一通電話，對一個鏡頭、一句措辭橫加干涉，所以作電視台頭頭的人，需要格外謹慎的"伺候"才行。
中央領導大多愛看戲，1959年"國慶"電視台連辦五場戲曲晚會，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尚小雲、荀慧生等都是那時的"電視明星"，電視中心的三個演播室輪番請來各種劇目，從"李慧娘"到"紅燈記"，從才子佳人到工農兵，螢屏上仿佛沒有忌諱。不過，電視台從一開始嘗試拍電視劇(從東歐引進的新品種)，就是活報劇式的廉價宣傳品。第一部電視劇叫"一口菜餅子"，是所謂"憶苦思甜型"的，以後幾年裏大約拍了一百多部，都是緊跟形勢、圖解政策、越拍越左，大多是"一條主線，兩三個景，四五個人物，七八場戲，六十分鐘，二百個鏡頭"。
1961年是"大躍進"和"文革"之間的一個輕鬆的低谷。北京電視台瞅空子辦了三場"笑的晚會"，大約是唯一值得回味的掌故。一個茶座式的舞台，以相聲為主，侯寶林說開場白，搭配各種諷刺小品、洋相、笑話、獨角戲、折子戲，以及陳強的"光棍哭妻"，和"人藝"的絕活--北京小販街頭吆喝聲的配樂合唱"市井大合唱"。這些節目後來都被斥為格調不高、"討好小市民"，而毛澤東的所謂"裴多菲俱樂部"和"死人統治活人"的恐赫聲已遠遠傳過來了。
1961年時，北京已經有一萬架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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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觀眾和市場，電視製作者總是幸運的，無論拍故事片還是紀錄片，只要有所創新，總能引起轟動。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台的紀錄片主要以山川風光為題材，並且大都是同日本合資的，所謂合資，無非是把"大好河山"的拍攝權賣給外國人，如絲綢之路、長江、黃河等，每一部的"協拍費"大概都是百萬美金。1983年8月播出的"話說長江"，擺脫畫面加解說的老套，採用章回結構，還引進兩位主持人陳鐸、虹雲，娓娓道來，頗得好評，在兩個頻道交替播放，連續半年之久，在全國引起一場"長江熱";1987年又有兩部大型紀錄片播出，一部是"話說運河"，三十多集，採取邊拍邊播的方式，讓運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進電視，也講了許多歷史、文化和民俗，很有文化味。另一部是十二集的"讓歷史告訴未來"，敘述當中穿插了不少人物傳紀資料和紀實性的文學手法，雖然仍不免有些官腔官調，但在紀錄片的處理手法上很有創新。這些片子的經驗，如所謂"河流片"的廣闊視野和文化意識、所謂"歷史片"打破時間和空間的跳越、聯想以及鏡頭的快速切換，都對提升中國電視水準貢獻極大。
對於文藝性或專題性節目，官方所採取的審查辦法，一般是項目計劃要審查;製作完成後還要送審，根據政策口徑減掉有問題的鏡頭才能播出;播出後還會有一種沒有規則和政策依據的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施加的"後審查"，可能是幾個觀眾的批評電話，當然最要命的是中南海里那些黨中央的老人們的電話，就可能不僅使一部片子被槍斃，還可能使它的製作者丟掉飯碗。這種審查制度到1979年開始發生問題，市場經濟衝擊電視，各家電視台都要千方百計用自己的節目提高收視率，而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可以賣最貴的廣告。"河殤"的製作和播出，基本上是在中央台的領導人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受到上面追查後，他們一面去向中央作檢討，一面又來同編導人員商量拍續集。六四以後，在對螢屏嚴格的控制下，還得有叫座的片子才行，否則中央台兩千多號人的獎金從哪裏來？於是王朔的肥皂劇又風靡了，不咸不淡的，中國人總算學會嘻嘻哈哈了……。
右圖：奧巴馬總統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