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83年夏天坐在我面前的這位老人，精神是如此完整，看不出破碎的跡象。他對自身尊嚴有清晰的意識。事實上，他始終葆有某種深層的信念核心，才得以穿越最黑暗的年代。
在一次次交談中，我逐漸將話題引向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此前，我從其他學者那裏得知，紅衛兵曾強迫梁漱溟拆毀其父梁濟（清末著名學者，1918年於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編者注）之墓。但直到他親口講述，我才真正想像出那種屈辱：他被拖到北京郊外，被迫舉起鐵錘，砸毀父親的墳墓。說到此處時，他的眼中再次泛起淚水。更令人震驚的是，在毀墓之後，紅衛兵還向他索要費用——因為他體力不支未能完成毀墓工作，對方「代勞」，而他必須為此付費。
梁漱溟於1983年。圖片來源：舒衡哲
回到我們見面的這一時刻。儘管1983年的梁漱溟仍承受着沉重的悲傷，但他的目光清澈，聲音柔和而堅定。讓我深受鼓舞的，正是他的「氣節」——一種西方詞彙難以完全表達的靈魂正直。
正是這種氣節，使1983年的這次相遇如此深刻——即使在同一個月里，我還採訪了周揚（中共文藝理論家，曾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編者注）與許德珩（曾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九三學社」創始人——編者注）兩位，並幾乎每日與張申府會面。在這些倖存的老一代人中，唯有梁漱溟，以一種精神力量之光閃耀其間。
雖然我們未談及我自己的猶太傳統，但他感受到我對他的理解，他似乎認為我擁有一種能夠超越語言表層、把握其意義的世界觀。
5月27日告別那天，我們談話不多。我們都明白，這很可能是此生最後一次相見。梁的語速比平時更慢。他幽默地講起，金岳霖曾對胡適說過：「你少說了一句『我是哲學的外行』。」（據一些文章記載，西南聯大時期，胡適曾發表關於哲學定義的文章，金岳霖看完後對胡適說：「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說了一句話。」胡適問是哪句，金岳霖以此作答。——編者注）
在門口，他握住我的手，沉默地握了幾分鐘，低着頭，不與我對視。那晚我在日記中寫道：「多麼體貼而充滿敬意的告別！我感受到他的情意，也感到他在這種緩慢流逝的時間中教給我某種重要的東西。」
如今，43年過去了，我仍在試圖理解梁漱溟在1983年春天教給我的東西。他給我提供的關於張申府的資料，對我後來撰寫《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耶魯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文版譯名為《張申府訪談錄》）確有幫助。但我們的會面，遠不止於信息的交流，而是有更深沉的內在精神意義。
我有幸與一位在二十世紀最艱難的歲月中，始終追隨內心之聲的人相處。這種「內在的音樂」，至今仍在激勵我——每當我看到那張老人與紅色仙人掌的照片時，它仿佛在低語：「忠於你對真理的理解，相信它會引導你前行，無論群體的教條多麼喧囂、誘人。」
編者補註：
梁漱溟：1893年（光緒年間）出生於京師（即後來的北京），1988年辭世。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改造運動者。原名煥鼎，字壽銘，後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學任教，七年後投身農村，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抗戰勝利後曾參與國共和談，參與創建民盟。1949年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及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等，曾遭毛澤東點名批判。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與《人心與人生》等。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名的猶太裔美國漢學家，也是詩人和作家。美國衛斯理安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榮休教授。她是1979年中美建交後首批官方交換學者，於1979-1980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長期致力於中國現代史研究，尤其在五四運動、口述史領域成果顯著。代表作有《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申府訪談錄》、《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國日誌》等。關於她更多的寫作與出版，請讀者參見她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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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薦檔案：
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
舒衡哲：《張申府訪談錄》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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