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3年春天，年輕的美國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與哲學家梁漱溟多次見面，此文中她追憶了當時的情景。彼時的中國，文革過去未久，經歷浩劫的知識分子們驚魂未定——梁漱溟也曾在文革中被紅衛兵逼迫親手毀壞父親梁濟的墓園。在舒衡哲的記憶中，被外界稱之為「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並未被摧毀精神。倖存於文革浩劫之後，已年屆九旬的他，依然是那個精神與真理的求索者，言行打動人心。今日的讀者，也可從此文窺見1980年代早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部分境況。
那一年的北大校園，美麗的春天如期而至。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並與知識界的同道們重逢。我在1980年的夏天，離開了這裏，那時，我作為文革結束後首批赴北京大學的美國交換學者之一，剛剛完成了一年半的學習。當時，我就知道自己還會回來——因為我在撰寫一部關於張申府（原名張崧年，哲學家，中共早期創始人。北大哲學教授張岱年之兄——編者注）的著作。然而，出乎我的意料，這次回來，我採訪到了梁漱溟，並被他深深地打動——梁和張申府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順天學堂時期，就已是老友。
與梁漱溟的會面，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這是一位真正的求索者——終其一生，他都在深刻的精神層面追尋着真理。他的追尋，已遠遠超越了張申府（以及我在中國與西方所認識的許多學者）生命中充溢的政治與哲學困境。不過，如果不是因為我彼時正在做張申府的口述史研究，我或許會永遠錯過梁漱溟，也不會在1983年4月29日的那個春日，敲開他北京寓所的門。
在我們會面之前，我的同事Guy Alitto（美國漢學家艾愷，其著作《The Last Confucian》，也即《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困境》一書於1986年出版——編者注），曾寫信給梁漱溟，介紹我做的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隨後，我也給梁寫了信，請教他關於和張申府漫長友誼的一些問題。4月29日早晨，我在北大校園裏接到電話：梁先生已準備好，並急切地希望在當天下午兩點半見到我。
我叫了一輛出租車，來到北京城中心一棟略顯破舊的公寓樓。登上九樓，開門的是一位幫傭的女工，她身後，梁漱溟正等着與我握手——一位已九旬高齡，卻依然極為清醒敏銳的老先生。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能遇見這位賢者，是何等的福分。他令人印象深刻。固然體弱，但卻如此謙遜、敏銳、細緻而體貼。他的品德中沒有一絲虛假。他對道德的執着閃耀其間。這與張申府那種自信而倉促的敘述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我見到梁漱溟之時，我已採訪張申府將近兩年時間。在我面前，張早先的清晰，以及樂於詳述自己思想與經歷的熱情，已逐漸減退。到了1983年5月，我和他的許多談話都圍繞一個主題：張如何將自己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而我已學會對他宏大的自我評價有所保留。但與梁漱溟的相遇，為我打開了一條全新的思考路徑：在梁身上，我得以見證一種超越哲學的生命。
梁漱溟讓我窺見了一位飽經折磨之人的內在世界——他始終在苦難之上尋求一條精神之路，並試圖抵達某種可以療愈歷史創傷的持久真理。
我後來又三次拜訪了梁漱溟。分別是同年5月的6日、14日、17日。我們於5月27日告別。每一次見面，我們似乎都更為親近，更為坦誠。我不再急於提問關於順天學堂的問題，也不急於比較他與張申府對羅素的不同看法。我只是慢慢啜飲茶水，注視着他瘦削的面龐，在寂靜無言之中，體會他內心的寧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