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多次的見面，讓我對梁漱溟與張申府的舊日情誼漸次了解，也同時有幸聽到他關於自身精神探索的片段——儘管這些內容與張的哲學探究之間，並無直接關聯。
《張申府訪談錄》中文版封面
5月14日，我們進行了最長的一次談話——整整三個小時。梁漱溟一如既往地熱情迎接我。他穿着舊舊的中山裝，光頭上戴着一頂毛線帽。他看起來不苟言笑，事實上，他始終是一位嚴肅的求索者，對世界如此，對自己亦然。他那深陷的雙眼直視着我，我們坐下來，開始交談：
「無論別人如何稱呼我——比如你那位美國同事阿利托稱我為『最後的儒家』——我首先是一個佛教徒。我一直不吃肉。我也一直在試圖理解苦難的根源，並努力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將其拔除。」
說完這番話，他的聲音漸漸低沉，仿佛放置在我們之間的那株盛開的紅色仙人掌，吸走了他的聲音。我第一次走進他家時，就注意到了這株仙人掌——在整齊排列的書籍之間，它格外醒目。那次我拍照時，他沒有戴帽子。我隱約覺得，那株生機勃勃的仙人掌正映照着這位老人的性格——在中國二十世紀翻天覆地般的動盪歲月中，他始終葆有那一份被細心培植的頑強精神以及道德上的獨立。
張申府與梁漱溟都以思想獨立為傲。張以其獨特的才智探索西方哲學，而梁則不斷探究他所稱的「民族心理的基礎」。談及兩人的差異時，梁始終稱他為「張先生」——這種禮貌出自長期修養的謙遜與對他人的尊重：
「張申府先生，比我更了解西方。他親自見過、讀過的都更多。我不會讀外文，雖然學過多年英語，但久未使用，幾乎已經忘記了。張先生在這方面幫了我很多。他懂多種外語，而且掌握得很好。我常常依賴他借書、討論那些被翻譯成中文卻並不可靠的西方著作。我們當時在北大的興趣就不同。我研究佛教認識論，張先生研究數理邏輯。至於他的哲學……」
說到這裏，梁的聲音漸漸消散。他顯得疲憊。我告辭時，他又邀請我再來。顯然，這些談話對他而言，其意義不僅只是為我提供一些參究的資料。
三天後再訪，他願意進入更為個人化的話題。我們談到他與張申府在對羅素的看法上的差異。與我口述史的主角張申府不同，梁對羅素「理性主義可以解決一切人生問題」的主張持批評態度。他曾一度對Henri Bergson（即亨利·柏格森，法國哲學家——編注）感興趣，但後來通過融合中西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道路。
梁並不直接批評張的觀點，但通過談話，他讓我逐漸看清，是哪些經驗塑造了他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張申府曾加入又退出共產黨，而梁則努力保持在政治紛爭之外。1936年，張申府因學生運動被短暫監禁時，梁曾前往北平探望；1957年張被劃為右派時，梁與他的友誼也沒有斷絕，並曾去探望困境中的張。同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張申府也盡力與梁保持着聯絡。
在我真正見到梁漱溟之前的兩年，張申府曾動情地對我講述梁在1960年代的遭遇：
「我的老朋友梁漱溟，被一再毆打。紅衛兵闖入他家，逼他下跪，用鞭子抽打，還燒了他的書。我儘可能地去看他。他當時真是一個被摧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