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任何傳統意義上講，「創造豐盛」都不是一種宗教。正因如此，該團體遭受的迫害預示着中國意識形態管控正危險地擴張。
來源：《外交家》2026年4月16日
作者：Jianli Yang（楊建利）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近期將中國團體「創造豐盛」列入其「受害者名單」，將其認定為一個遭受迫害的宗教組織。這一認定意義重大，值得肯定。它反映出華盛頓方面日益意識到，北京當局正持續壓制各類信仰群體。
然而，這一標籤實際上可能掩蓋了一個更深層、更令人不安的現實：「創造豐盛」從任何傳統意義上講，都不是一種宗教。正因如此，該團體遭受的迫害預示着中國意識形態管控正危險地擴張。
「創造豐盛」這一團體誕生於近三十年前，最初是一個以個人成長、道德省思及互助支持為核心的鬆散網絡。其創始人張馨月倡導一套理念，強調自我提升、感恩之心、情感覺察，以及通過內在成長來追求幸福。該團體的教義鼓勵參與者從多元的傳統——無論是否屬於宗教範疇——中汲取養分，其前提是：各類信仰體系皆有助於個人過上更美好、更合乎道德的生活。然而，該團體本身並未確立特定的教義、神職人員、宗教儀式，亦未宣稱掌握某種獨一無二的絕對真理。事實上，其成員涵蓋了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及其他群體，大家在一個共同的個人修養框架下和諧共存。
在實際運作中，「創造豐盛」與其說像一個教會，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個集讀書會、身心健康互助網絡及公民社團功能於一體的混合型組織。其下設的「奢華生活藝術館」會舉辦讀書分享會、講座、茶話會、遊學活動，以及關於哲學與生活改善的研討交流。該團體的指導性讀物——諸如《成長的智慧》與《心靈成長的力量》——若以任何常規標準來衡量，都更接近於勵志類讀物，而非神學典籍。
然而，正是這些特徵，使得該團體在中共眼中變得不可容忍。
儘管「創造豐盛」曾被指控詐騙成員並以傳銷模式運作，但這並非 中共當局真正關切的問題。針對該團體的法律訴訟案件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
2025年，遼寧省一家法院判處8名與該網絡有關聯的人員有罪，罪名是「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法院對他們判處了監禁刑罰，並處以巨額罰款。當局查封了遍佈500多個城市的1000多處附屬場所，沒收了巨額資產，並將數十人列入了通緝名單。
法庭上出示的證據揭示了此次起訴的真實本質——及其極度的隨意性。針對被告的核心「證據」，是一份由一家官方智庫受託出具的專家鑑定報告；該報告認定，該團體的書籍宣揚了「唯心主義」、「迷信」以及「扭曲的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相悖。換言之，其罪行並非欺詐、暴力或脅迫，而僅僅是思想觀念的表達。
更令人震驚的是，判決書中未提供任何具體細節——既沒有受害者，也沒有具體的犯罪行為，更沒有可證實的損害後果。判決書僅提出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控，聲稱被告曾「傳播正能量」、出國旅行，或以不正當手段獲取資金。對財產的沒收——據報道涉案金額高達數億元人民幣，甚至波及了未被列為被告的人員——顯得極其不成比例，且與任何經證實的違法行為毫無關聯。
針對「創造豐盛」的打壓行動，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迫害；它本質上是將非官方認可的思維方式定為刑事犯罪。
長期以來，中共對任何獨立於其控制之外運作的有組織團體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是那些能夠吸引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追隨者的團體。「創造豐盛」擁有數十萬名參與者，且勢力範圍遍及全國，恰恰符合了這一特徵。
該團體的社會構成似乎進一步加劇了官方的焦慮。其參與者中相當一部分是女性——其中許多人出身於精英階層或擁有政治背景的家庭——她們將該網絡視為一個療愈個人創傷的空間，這些創傷往往源於中國權力結構內部的腐敗、虐待或不公遭遇。這種基於共同經歷而形成的社會網絡，本身就蘊含着某種政治風險。
在當代中國，女性的揭露——無論是涉及腐敗醜聞，還是像網球明星彭帥與前高官張高麗一案那樣備受矚目的案件——都表明了個人冤屈如何能夠動搖公共權威的根基。從北京的視角來看，任何一個能夠促進此類個體提升意識、凝聚團結並發出聲音的社群，都具有潛在的顛覆性。
此外，據報道，該團體還為「失獨」家庭提供了情感與社群支持——這些父母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且已無法再生育。這些家庭代表了一個沉默卻積怨深重的群體；他們的集體組織——即便其主題僅圍繞着療愈與尋求人生意義——也可能轉化為一種潛在的政治不滿。
綜合來看，上述因素解釋了為何國家機器會訴諸那些慣用卻極具彈性的罪名，試圖徹底剷除「創造豐盛」團體：諸如「封建迷信」、「邪教」、「違背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直至最終的「危害國家安全」。此類措辭通常與中共對宗教事務的嚴密管控聯繫在一起；但在實踐中，當局會壓制任何形式的獨立結社——無論是否具有宗教色彩——只要這些結社可能孕育出獨立於官方敘事之外的身份認同、忠誠歸屬或真理觀念。
這正是「創造豐盛」一案所蘊含的更深層意義，而將其簡單定性為「宗教團體」的做法，恰恰可能掩蓋了這一深層意義。北京當局的打擊目標絕非僅限於宗教領域。它正將其高壓管控的觸角延伸至哲學、文化乃至心理療愈等各個空間——凡是個人試圖在中共官方敘事之外尋求人生意義的領域，皆在其打壓之列。
這一趨勢不僅應當引起人權組織的警惕，同樣值得那些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的國際機構與人士高度關注。從事心理諮詢、心靈輔導或社區營造工作的外國個人及團體，可能會發現自己正不經意間觸碰了隱形的「紅線」——因為當局對「迷信」或「意識形態威脅」的定義正處於持續擴張之中。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對此案的關注既合情合理，亦十分必要；但這應當僅僅是政策介入的開端，而非終點。美國國會與國務院應當明確指出，此案是中國當下正在呈現的一種新模式的縮影——即對思想本身進行政治化操控。美方應施壓要求司法程序保持透明，呼籲釋放被羈押人員，並為那些因遭受迫害而尋求庇護的個人提供支持。針對涉案官員實施精準制裁，亦有助於提高當局推行意識形態壓制的成本。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華盛頓應當將上述事態發展納入其對中國治理模式的整體認知框架之中。處於險境的不僅是宗教自由，更是國家權力與公民內心生活之間的界限。
特約作者
楊建利是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的研究員，也是《國家評論》的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