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孫中山在國民黨廣州大本營動員國民黨員接受蘇俄改組時說，「此次改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黨造成一中心勢力。……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24。列寧逝世後，他於1924年1月悼念列寧時說，「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25。1924年3月他進一步闡發國民黨改組的必要性，「夫所貴乎有黨者，蓋在集合國民力能活動之分子結為團體，在一主義之下為一致之奮鬥。故其要義，一在有主義，二在有團結，三在有訓練」26。
國共兩黨都意識到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建立的「中心勢力」，才能擔負起帶領中國走向強盛的重任。然而，中共成立初期勢力弱小，只得暫時放棄作為「中心勢力」的初心，擁戴國民黨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勢力」。在共產國際的撮合下，兩党進行合作。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仍保留中共黨員的身份。李大釗非常積極推動國共合作，他在1923年5月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以我個人的見解,就是首先以中國國民黨作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點其他道路都沒有」27。陳獨秀起初反對國共合作，但最後接受了現實，也號召擁戴國民黨為「中心勢力」。1923年6月，由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宣言中指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28。國共合作是雙贏，中共依傍國民黨來發展，而國民黨也藉此改組，並獲取蘇俄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對於雙方都是權宜之計，決裂是必然的。由於國民黨改組成列寧式政黨不徹底，最終敗於完全按列寧式政黨組織形態建立起來的中共。列寧式政黨一方面有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國民黨改組不徹底，在這兩方面都弱於中共，敗於共產黨在情理之中。
何為列寧式政黨呢？按列寧自己的建黨原則，有這麼幾個重點。第一，黨是由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組成的先進部隊，而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的鬆散團體；第二，黨的核心應該是由一小部分精幹的人組成的「職業革命家組織」；第三，在黨的外圍，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它們應服從黨的監督，接受黨的領導，但不可「把這些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混為一談」；第四、在黨組織內，必須貫徹集中制的組織原則29。
蔣介石對列寧式政黨的內涵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書中或講話中說道，「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沒有了三民主義，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指導的原理。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30。「第一就是要使全軍信仰唯一的主義,第二就是要使全軍信仰唯一的最高統帥」31。國民黨則從他的言論中提煉出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短語，這是對列寧式政黨最為簡練的描述。再加上一支軍隊就完備了。「一個主義」，政黨有一個追求的主義。於國民黨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於中共是「毛澤東思想」以及後來的「與時俱進」的思想或理論。主義的作用是樹立一個高尚的理想，以吸引追隨者。既能吸引少數信眾，也能為大多數投機者提供掩蓋追求權力和私利的漂亮藉口或可以讓他們自我欺騙；然後靠主義所規定的組織紀律形成一個緊密的政黨，個人必須放棄自己的權利，絕對服從組織；而政黨擁有一位說一不二的最高領袖，黨員必須擁護領袖的主義和絕對服從領袖的指揮。「一支軍隊」，有一支由黨控制的軍隊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和維護政權。亦即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黨指揮槍」。
台灣政治學教授葉明德則定義為：「列寧式政黨，起源於列寧主義。列寧把工人階級和一小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一區隔。列寧認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一小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有信仰才有覺悟，覺悟了的知識分子才能發動指導工人階級投入革命，革命才能成功。基於此，列寧主張把覺悟紮根於黨，予以制度化。黨是革命的司令部。也因此，列寧式政黨一黨專制國家，一向就強調以革命為主要手段爭取及維持政黨，選舉則是次要手段、是裝飾品。以組織及公職特徵上來講，列寧式一黨專制國家採用的是菁英雙軌制，舉凡中央到地方，各種大大小小公職都設有黨的組織，予以指揮、聯繫及監督。公職人員兼具黨員及公職雙重身份」32。
列寧式政黨是建立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基礎之上的。而列寧的先鋒隊理論則來源於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說：「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根據這一思想，列寧認為，「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的力量比它的人數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33。與此相對應，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及民眾不具備自發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需要黨從外部灌輸進去。「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樣，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34。
從列寧的先鋒隊理論來看，列寧式政黨非常契合中國精英們提出的「中心勢力」論。首先「中心勢力」論提出由一群有道德、有知識和有能力的群體組成「中心勢力」，與列寧式政黨由「先進覺悟階層」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組成具有一致性。其次，列寧式政黨的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滿足了「中心勢力」論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團體的需求。其三，列寧式政黨具有的絕對的權威中心和「一個領袖」的宗旨，與「中心勢力」論尋求「中心人物」相一致。第四、先鋒隊理論認為工人和民眾不具有革命意識，與「中心勢力」論認為中國民眾素質低下，需要啟蒙和被領導相一致。儘管李大釗和中共謳歌工農大眾，但他們只是將工農大眾當作革命需要的被動員和被組織的力量。第五、列寧式政黨嚴密的基層組織和高效動員能力為「中心勢力」論結束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提供了方案，能實現「中心勢力」論的目的。
另外，先鋒隊理論也暗合儒家的「君子」與「小人」之分。儒家認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第十二》）。精英的道德修養如同風，民眾的道德修養如同草。風吹在草上面，草必然會順從地倒伏。孟子則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滕文公上》），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儒家經典對幼時熟讀它們的近代知識精英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兩者的暗合在潛意識層面讓近代精英很容易接受列寧的先鋒隊理論。
因而，「十月革命」爆發後，特別是看見蘇維埃政權成功地擊退國內外反對勢力後，期望在中國再造「中心勢力」的精英們，就非常順暢地接受了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則接受了蘇俄改組，向列寧式政黨轉化。但馬列主義的傳入和蘇俄的幫助並非中國出現列寧式政黨的必要條件，只是外部條件。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大大加速了「中心勢力」發展為列寧式政黨的進程。即使沒有馬列的輸入和蘇俄的幫助，「中心勢力」論所打下的思想基礎，也會讓中國演化出列寧式政黨。
結語
近代中國建立「中心勢力」的主張與引進列寧式政黨之間存在着本質性的、非常強的因果關聯。列寧式政黨並非外部所強加的，而是中國精英長期尋求「救亡圖存」的方案，在多種政治嘗試失敗後，基於解決「一盤散沙」這一痼疾做出的必然選擇。然而，「救亡圖存」其實是夸在其詞，本質上是精英們為奪回權力和話語權而製造出的危機感。而中國精英對列寧式政黨的接受與推崇，根本上是基於其作為組織工具的高效性，能動員和組織起全國的人力和物力，以排除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本質上，是原有的皇權專制不能應對列強侵入而演化出來的新的專制權力和制度，符合中國政治制度演化的總體趨勢：隨着從外部獲得越來越先進的技術，中央權力越來越集中，越來越深入與覆蓋範圍越來越廣。
而列寧式政黨的建立和勝出，則奠定了現代中國以黨治國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家天下」向「黨天下」的轉變。黨組織代替皇權深度嵌入官僚體系，將權力末梢延伸到農村基層；並實現了「君師合一」，黨的領袖不僅是最高權力者，還是思想和理論的最高權威，從而建立起極權主義制度。
近現代中國革命進程是以民族和國家為本位，以實現民族和國家的強大為目的，個人則是實現民族和國家強大的工具和犧牲品。不是為了爭取權利，而是為了爭奪權力。無論是「改造國民性」還是「啟蒙」都是驅使個人為國家的強大而奉獻和犧牲。「中心勢力」論亦是如此。以民族和國家為本位，個人成為國家的工具，組織成員放棄和喪失個人權利，就不可避免地將走向專制。
完稿於2026年2月20日
注釋
1翁有為：《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頁。
2鄭師渠：《重建社會「中心勢力」說與國共的兩度合作》，《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53-70頁。
3秦善進：《從淡化、關注到動員:李大釗「中心勢力」說中的農民要素》，《濟寧學院學報》，2025年6期63-68頁。
4翁有為：《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頁。
5同上。
6同上。
7陳家梁子：《清朝「旗天下」的承上啟下作用》，《議報》網站，2024年11月。
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9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1924年3月9日。
10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11同上。
12同上。
13楊度：《君憲救國論》，1915年3月。
14李大釗:《俄羅斯革命之過去及現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
15同上。
16同上。
17盛瑋：《一百多年前，<新青年>怎樣傳播馬克思主義？》，求是網，2021年2月24日。
18陳獨秀：《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新青年》9卷3號，1921年7月。
19同上。
20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東方雜誌》第19卷第15號，1922年8月。
21李大釗：《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曙光》[8]第2卷第2號，1921年3月。
22孫文越飛：《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
23孫中山：《總理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國國民黨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4孫中山：《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1923年11月25日。
25孫中山：《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首領一人之演說》，1924年1月25日。
26孫中山：《總理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國國民黨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7翁有為：《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頁。
28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3年6月。
29張博樹：《黨專制邏輯的列寧主義起源》，獨立中文筆會，2017年4月。
30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年3月。
31蔣介石：《在廬山對軍官訓練團的講話》，1933年7月。
32葉明德:《政治學·第八章政黨》，五南出版，2009年5月。
33列寧：《維·查蘇利奇是怎樣毀掉取消主義的》，1913年9月。
34列寧：《怎麼辦？》，190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