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精英分子在尋求「救亡圖存」方案的過程中，曾提出了一個「中心勢力」的構想。但對這一概念探討和推廣的時間不長；隨着列寧式政黨的引入，列寧式政黨實際上就成為了精英心目中的「中心勢力」。因而，這一術語就逐步淡出了政治和社會議題。
最早提出「中心勢力」這一詞語的是國民黨主要創始人宋教仁。由他起草，於1912年8月13日發表的《國民黨宣言》開篇言到：「一國之政治，恆觀其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以為推移。其中心勢力強健而良善，其國之政治必燦然可觀；其中心勢力脆薄而惡劣，其國之政治必暗然無色」。其核心要義是，中國欲要強大國家，必須要建立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中心勢力」，將民眾組織起來，領導他們朝向強大國家這一目標共同奮鬥。
繼之，中共主要創始人李大釗於1917年4月23日在《甲寅》日刊上發表了《中心勢力創造論》的專論文章，對「中心勢力」進行了比較詳盡的闡述。他開門見山地寫道，「國家必有其中心勢力，而後能收統一之效，促進化之機。否則，分崩離析，擾攘潰裂，無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瀕於滅亡之運焉」。同時期的若干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對「中心勢力」也有若干論述。「中心勢力」論遂成為20世紀初社會精英的共識。
近代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陷入「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其核心命題始終圍繞着「救亡圖存」與國家重建展開。隨着清王朝統治秩序的瓦解，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離散化與原子化狀態，這被當時的精英們形象地比喻為「一盤散沙」。面對這種社會組織的渙散，近代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急切地尋求一種能夠統攝全局、重塑秩序、動員民眾的組織化力量，即所謂的「中心勢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初期，蘇俄革命的成功為中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組織模式—列寧式政黨。這種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以嚴密的紀律、高度的集權、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以及明確的意識形態為特徵，完好地契合了近代中國知識精英構想中的「中心勢力」。本文旨在探討近代中國建立「中心勢力」的主張與引進列寧式政黨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從而說明中國引進列寧式政黨，以及中國的政治制度最終定型為黨國制的必然性。
一、「中心勢力」論的形成與演變
學界目前對「中心勢力」論的研究甚少。在維普中文期刊服務平台上，筆者只檢索到三篇專門研究「中心勢力」的論文。且這三篇論文都沒有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心勢力」與中國引進列寧式政黨的關係之上。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翁有為在《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2022）一文中梳理了李大釗「中心勢力」思想的萌發、形成和演變。翁文認為李大釗「中心勢力」思想以「再造中國」為目的，以復興中華民族為使命，並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隨着時代發展而不斷演變1。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鄭師渠《重建社會「中心勢力」說與國共的兩度合作》（2022）一文則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心勢力」說與國共的兩度合作間的關係上。鄭文認為「重建社會『中心勢力』說不僅是催生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素，而且影響了其後的兩度國共合作」2，但並沒有對前者展開論述。
唐山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秦善進《從淡化、關注到動員:李大釗「中心勢力」說中的農民要素》一文認為，「在前期同情農民的基礎上，這一時期（十月革命後）的李大釗開始重點關注農民，『中心勢力』的組成要素轉到以工人和農民為代表的庶民群體」3。
「中心勢力」論的萌發最早可追溯到梁啓超提出的「中等社會」。1902-1906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系列政論文章，後匯集成《新民說》一書。他在《新民說・論政治能力》中寫道：「（救國的）主體何在？不在強有力之當道，不在大多數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此舉國所同認，無待詞費也，國民所以無能力，則由中等社會之無能力，實有以致之」。
梁啓超基於近代社會結構變化，將社會階層劃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社會指掌握政治權力與巨大資本的權貴、高官和大資本家；中等社會指擁有一定資產、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與中小工商業者；下等社會則指無產、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工和貧民。他認為上層社會已腐朽墮落,下層社會又愚昧無知,而「中等社會」兼具新的知識與道德操守，在培養新民、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中起着關鍵作用，是領導中國由弱變強的「主體」。
梁啓超的「中等社會」主體說的觀念承接了他早期的「少年中國」說和國民性改造的思想。但有了新的變化，在「中等社會」說中，拯救中國的主體由學生轉化為了更成熟的知識精英和中產階級，而關注的重心也從國民性改造轉為要形成國民性改造的主體－「中等社會」，由改造誰和如何改造轉向誰來改造。
1913年，梁啓超發表了《多數政治之試驗》，在「中等社會」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中堅階級」的概念。「吾所謂中堅階級者，非必名門族姓之謂。要之，國中必須有少數優秀名貴之輩，成為無形之一團體，其在社會上，公認為有一種特別資格，而其人又真與國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數國民，夫然後信從者眾，而一舉手一投足皆足以為輕重……是故理想上最圓滿之多數政治，其實際必歸宿於少數主政。然緣是而指其所謂多數者為虛偽得乎？曰不得也。主持者少數，而信眾者多數，謂之多數，名實副也。」他認為，中國的民眾素質低下，又不可能短期內得到提高，就需要由有公德有能力的優秀名貴之輩組成的「中堅階級」來領導多數素質低下的民眾。
承接梁啓超的「中等社會」思想，宋教仁首次提出了「中心勢力」這一概念。在1912年國民黨成立時，他於《國民黨宣言》中明確提出「一國之政治，恆視其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以為推移。其中心勢力強健而良善，其國之政治必燦然可觀」。在宋教仁的構想中，政黨不是可有可無的普通結社，而是國家進化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中心勢力」載體。宋教仁認為國家的「中心勢力」必須由「大黨」才能勝任。他在1913年2月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講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裏頭，佔得大多數席位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他主張通過合併同盟會與其他政黨，組成一個規模龐大、政綱明確的國民黨，以贏得國會多數，控制政府權力。這表明他既想保持議會的多黨制，又希望在議會中有一個有巨大支配力的大黨，如此才能夠控制政府權力。
相比之下，梁啓超的「中等社會」或「中堅階級」說僅停留在社會階層上。「中等社會」或「中堅階級」是由社會發展自然形成的，非常寬泛，沒有明確的邊界。而「中心勢力」說則更明確地提出要有意識地建立一個邊界清晰的勢力，這個勢力處於社會的中心，由這個中心來領導和組織國民以形成強大的力量，拯救和強大中國以擺脫列強的干預。
然而，宋教仁的遇刺宣告了以議會大黨作為「中心勢力」方案的失敗。民國初期的議會不能建立起穩定的政治秩序。軍閥割據和各自為政仍然讓中國停留在「一盤散沙」的狀態。這促使精英們轉向尋求更具有強制性的「中心勢力」組織形式。而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中共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
李大釗早期也萌發了類似於「中等社會」的思想。1914年7月他撰寫了《風俗》一文說:「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在「群樞」基礎上，李大釗進一步形成了「中心勢力」思想。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中心勢力創造論》，這是中國知識精英對「中心勢力」認識的關鍵躍升。首先，李大釗將國家的興亡與「中心勢力」之有無綁定在一起。「夫中心勢力亡乃無異於國亡」；其次，李大釗認為當時的中國各派勢力，無論是北洋軍閥，國民中的「溫和系統」與「激進系統」都不能成為國家的中心勢力。北洋軍閥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亦以驟失其中心而呈崩離之象焉」。對此，李大釗以進化論觀點指出，「勢力之為物，亦各有其生命」，皇權統治這樣的舊勢力「已臻衰老者，不能使之復反於壯盛也。」而溫和派大多為專門政治的營業者，「恆不惜以國家殉其私慾與野心」，「遂致國民之厭棄」；激進派則「為專門政治的營業者，故其所為，毫不與國民之生活有何等之關係，因而無國民之後援」。「今日國家所有之勢力,皆不能為國家之中心勢力以支撐此風雨飄搖之國家；而此分崩之各個勢力中,又皆無其中心人物,足以統率此散漫無紀之團體。以致政象日渙,人心日離,如孤舟泛於風濤澎湃之重洋」,「斯誠政治上之絕大危機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李大釗認為，「中心勢力」不能沒有中心人物，不能「散漫無紀」，必須是有中心人物，成員受紀律管束的團體。他進而得出結論說，「吾民對此零落凋謝之三大系統，無庸為之憑弔唏噓，致其感慨，惟當順世界文明之潮流，別造一種新勢力以代之。此之勢力，必以中級社會為中樞，而擁有國民的勢力，其運命乃能永久」。李大釗所謂新的「中心勢力」，即那些受過現代教育，具有強烈責任感的知識精英和青年學生。
與李大釗同時期的知識精英也提出過「中心勢力」的概念。如報人邵飄萍於1916年在評論「中心勢力」時說:「凡一國政治運行之穩固,不可無中心勢力,此言誠是也4」。其後不久,眾議院議長湯化龍在接受邵飄萍採訪時說，「凡一國政治之所以能穩固進行者,必賴有一中心之勢力;否則非如一盤散沙,即各派互相攻擊無已時而已，……然尚有所希望者,仍以眾力養成國家之中心勢力,以鞏固國家之基礎耳。但茲事體大,其成至難」5。而《大公報》總編輯胡政之在對時局的感言中也指出:「吾曹日日所希望者,國家有中心勢力與中心人物……今則舉國殆成一盤散沙之勢，中心人物既渺不可得,中心勢力亦破壞分裂不可收拾……使中心勢力長此破壞,中心人物長此缺乏,則國家終於無可救治」6。
可見，在20世紀初期，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有一種共識，就是要建立一個具有中心人物的強有力的中心勢力以結束中國如「一盤散沙」的狀態，從而拯救國家。
二、「中心勢力」是皇權勢力的替代
從政體的演化角度來看，「中心勢力」說是傳統皇權勢力作為國家的「中心勢力」的替代。辛亥革命前，皇族就是國家的「中心勢力」，皇帝就是「中心勢力」中的「中心人物」。皇族以開國皇帝的後代及姻親組成利益共同體，是國家最尊貴和凝聚力最強的勢力。皇帝則擁有獨斷專行的權力，繼任皇帝只能從前任皇帝的嫡親中產生。清朝的八旗制度則是在皇族勢力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中心勢力」。清朝的「中心勢力」有更多的層次。旗人是第一層次，皇族則是更中心的層次。從中國政治制度的演化邏輯來看，清朝的「旗天下」在「家天下」和「黨天下」之間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7。
近代清王朝屢屢敗於列強，使得知識精英認識到皇權統治不能使得國家足夠強盛而與列強抗衡。一是皇權統治的權力世襲制，將繼承候選人限定在前任皇帝的兒子身上，甚至嫡長子身上；範圍太窄，不能保證產生具備足夠能力和責任心的繼任者。如孫中山所言，「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8。第二，採用郡縣制任命官僚進行統治的皇權只能延伸到縣一級，所謂「皇權不下鄉」，縣以下的鄉村主要由地方鄉紳通過宗法家族來治理。「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9。比較而言，郡縣制的權力更集中，但對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更弱；分封制的權力更分散，但對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更強。皇權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不能下沉到占人口大多數的鄉村，在近代面對列強時，就不能凝聚起全國的力量與列強抗衡。
因而，推翻皇權專制建立共和制就成為革命黨人的目標。革命黨人理解的共和制非常狹隘。按孫中山的說法，「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10。而忽視共和制要以法律來進行統治。也就是說，國家最高領導人要從更大的範圍來產生，不能再限於由前任最高權力者的兒子來繼承，以保證繼承者有足夠的能力和責任心。但孫中山並不同意所有人都有資格做「皇帝」。他將人民分為三類，「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11。他認為，只有他這樣先知先覺的人，才有資格做「皇帝」。「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