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後，革命黨人和其它政治派別並沒有找到一種勢力能夠將全國的人力和物力都組織動員起來；只得暫時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照搬過來。但北洋政府在總統和議會之間的紛爭不斷，議會內部也缺乏有效的運轉；使得北洋政府無法有效的行使權力，地方勢力各自為政，建立不起穩定的政治秩序。因而促使精英們尋求另外的「中心勢力」，以結束不斷的政治紛爭和軍事衝突局面，從而促使國家強大。
這就產生了兩種重建「中心勢力」的路徑和方案。少數保守人士提出恢復帝制，以平息政治紛爭和軍事衝突。其中，「籌安會」是典型的代表。以楊度為首的六位保守人士組成的「籌安會」主張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擁立袁世凱復辟帝制。1915年3月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以對話形式系統闡述其君主立憲主張，成為籌安會推動帝制的理論基礎。《君憲救國論》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將民國以來的政局混亂，統統歸結為共和的弊端。於中國，共和體制不僅無法救亡，反而加劇了社會分裂。因為人民的程度還不知道共和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麼。貿然由專制直接進入共和，只能是富國無望、強國無望、立憲也無望。他斷言「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13。中篇着重分析了政治繼承權問題，認為只有君主制，繼位君主仍限於前任君主的後嗣中產生，才能避免出現共和制總統繼任時的無序紛爭甚至內戰。下篇則闡述了清末新政是假立憲，清末「君主立憲」的失敗不能說是君主立憲的失敗。
楊度的「君主立憲」論，仍然將君主及其族裔作為「中心勢力」，首先不可行。應該說，他的「君主立憲」制與過去的皇權專制還是有很大不同。他要求君主在法律之下行使權力，而過去皇帝則不在法律之下，是按自己的意志進行統治，最多受點儒家「以民為本」思想的微弱約束。因此，袁世凱在他們的鼓動下恢復帝制和稱帝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恢復過去的皇權統治。但他的理論中的君主一定是實君和強君，不可能願意受憲法的約束。既然人民還不知道共和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麼，誰來約束君主濫用權力呢？靠君主和精英階層自覺當然不可能。所以，雖然他主張和要求君主要在法律之下行使權力，但實際運作起來，君主肯定不會如此。在實踐層面終究會與過去的皇權專制完全一樣。
其次，他的君憲理論滿足不了產生賢能君主和「中心勢力」要具有強有力的社會滲透力的需求。在大多數精英看來，新的「中心勢力」應同樣具備皇族勢力令行禁止的效能，在功能上完全替代皇權的整合社會的作用。除此之外，還要能產生出有足夠能力和責任心的領導人，以及具有強有力的社會滲透力，能動員起全體人民，才能結束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局面。因而，楊度的主張及袁世凱恢復帝制受到了精英和大眾的普遍反對，袁世凱稱帝很快就歸於失敗。而孫中山及中共早期活動者，則找到了「中心勢力」新的組織形式，這就是從蘇俄引進的列寧式政黨。
三、「中心勢力」論為列寧式政黨的引進鋪平了道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於1949年6月《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如是說。與其說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如說是「送來了列寧式政黨」。而之前被中國精英們所認同的「中心勢力」說已為列寧式政黨的引進鋪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礎，做好了準備。可以說，列寧式政黨是「中心勢力」說所期待的完美的「中心勢力」，兩者實現了無縫對接。中國引進列寧式政黨並非是蘇俄從外部所強加的，而出自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為目標的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內在需求。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界領袖最初難以接受，後來才轉為讚美。一是看到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強有力的領導之下，落後的俄國打敗了國內外反對勢力；二則俄國對中國頻頻示好；三則對西方國家在巴黎和會上不支持中國的訴求感到失望。於是，對蘇俄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形態逐步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和嚮往。
1918年6月17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主辦的《民國日報》發表了題為《決鬥》的社論。社論稱俄國為「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為「新派」。同年，孫中山致電列寧，表達了對「十月革命」勝利的敬意。
堅信拯救和強大中國必須要具備一個「中心勢力」的李大釗，於1918年7月開始稱讚俄國十月革命，陸續寫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一系列讚美「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文章，從此成為了馬列主義的狂熱信奉者，並在稍後成為了中共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另一位中共最重要的創始人陳獨秀開始信奉馬列主義則要稍晚一些。1919年4月，陳獨秀發表了《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稱讚十月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1921年7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俄羅斯革命之過去及現在》一文，運用「中心勢力」理論對俄羅斯革命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俄羅斯的中心只在大俄羅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羅斯中革命的中心勢力又只在大俄羅斯全人口中少數的智識階級」14。而由智識階級構成的中心勢力「可分為三大派：一是無政府主義派，此派在三四十年前虛無主義盛行時代是一很大的勢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前早已不成為革命的重要原素了；一是自由主義派，一是社會主義派」15；「十一月七日Kerensky（克倫斯基）政府又倒，多數派（Bolsheviki）起而代之以至於今日，俄羅斯的自由主義遂為社會主義所戰勝」16。在文中，他還將列寧等14位革命領導人列為布爾什維克組織的中心人物，介紹了他們的主要業績。顯然，李大釗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俄國革命最終的「中心勢力」，十月革命的成功證明了布爾什維克能夠領導俄國強大起來打敗西方列強。
逐步地，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知識界開始擴散。這得益於當時開展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開始於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該雜誌是倡導新文化的主要陣地，刊載的文章面向青年，採用白話文批判儒家「孝」和「貞」的價值，宣揚民主與科學，是所謂「新文化」。白話文是啟蒙的工具，比文言文通俗易懂，受眾更廣；更有利新文化思想的傳播。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促使男女青年從家庭的束縛中掙脫出來，投身於強大國家的運動和革命之中。個人只有掙脫了家庭和家族的束縛，統一在國家的感召下，才能結束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打下了思想基礎。沒有新文化運動從思想上將青年學生從家庭的管束中解放出來，樹立起為國家強大而奮鬥的精神，學生們不可能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的軟弱無能，呼籲「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中心勢力」說與新文化運動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層面，前者旨在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勢力，後者旨在召喚眾多的追隨者。而列寧式政黨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強大的動員能力，完美地契合了這兩個需求。因而，陳獨秀等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轉而信奉馬列主義一點也不奇怪。隨着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雜誌編委轉而信奉馬列主義，《新青年》雜誌遂成為宣傳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要陣地。「據統計，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新青年》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文章多達130多篇」17。
當馬列主義在中國有了不少信奉者後，思想的接受和傳播進而轉化為政治行動。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首個共產主義小組，由陳獨秀創立。隨後，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的馬列主義信奉者陸續建立了共產黨小組，另有旅法、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援助下，這些小組成員匯聚到上海，於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些人成立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訴求是引進列寧式政黨嚴密的組織形態，來充當拯救中國的「中心勢力」。而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倡導的公有制則更進一步增強了「中心勢力」的支配力，使其能夠支配整個國家的財力。而共產黨所宣稱的人人平等根本就不是它的真實目的，只是用來鼓動人們加入和追隨共產黨的政治口號。中共現在雖然仍然宣稱堅持馬列主義，但只是因為它是以馬列主義為號召奪得政權的，需要保持其奪權的歷史合法性。除了仍然採用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和統治模式外，實際上已經放棄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改為宣揚國家主義和中華文化的優越性，暴露出其本質。這反過來說明，中國引進馬列主義真正在乎的是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
陳獨秀於中共成立前夕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一文，引述羅素的話說，「改革之初，需有一萬徹底的人，願冒自己性命的犧牲，去制馭政府，創興實業，從新建設。這類人又須誠實能幹，不沾腐敗習氣，工作不倦，肯容納西方的長處，而又不象歐美人做機械的奴隸。……中國政治改革，決非幾年之後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謨克拉西。……要到這個程度，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因為求國民底智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18。然後他斷言道，「政黨是政治底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從這可以看出，他主張以列寧式政黨作為「中心勢力」，來領導民眾在中國實現「創興實業，從新建設」19。
國共合作開始後，陳獨秀於1922年6月在《東方雜誌》發表文章說：「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在各種人民的組織里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我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20。這充分表明他建立列寧式政黨的目的是為了「扶危定亂」，「建設全國統一政府」，「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李大釗也有類似的表述。他為呼籲成立中國共產黨而寫下了《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文中寫道，「我們現在要一方注意團體的訓練；一方也要鼓動民眾的運動，中國社會改革，才會有點希望」21。這句話點出了列寧式政黨的特質、手段和目的，「訓練」是為了形成紀律嚴明的團體，「鼓動民眾的運動」是手段，推動「社會改革」以拯救中國是目的。其它早期的共產黨創始人也有類似的表述，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政黨作為「中心勢力」的目的是為了救亡強國。
國民黨接受俄共改造的目的更直接和明確，就是單純地引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而並不改用馬列主義為指導，仍然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宗旨。1923年1月孫中山開始與蘇俄合作時，明確表示「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22。不接受馬列教義和蘇維埃制度是真，不接受共產組織是假。國民黨後來接受了蘇俄的改組。針對國民黨內對接受蘇俄改組的非議，孫中山駁斥道，「顧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後已變為共產黨。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於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按可知。本黨之民生主義，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案著於黨綱，自始至終未嘗增減」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