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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抗命將軍徐勤先受審錄像 十大看點(圖)

—雜誌第三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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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5日,六四抗命將軍徐勤先六小時庭審錄像曝光。(視頻截圖)

2025年11月24日,一份被塵封了近二十六年的、到今天仍屬於頂級國家機密的中共軍事法庭長達六小時的秘密審判錄像突然被上傳到互聯網上,而被「審判」的對象,正是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期間抗拒執行戒嚴令的前解放軍三十八集團軍軍長徐勤先。

一時間,海內外輿論轟動。一是這樣頂級機密視頻曝光的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二是六小時的庭審,包含了太多的信息量,一時間讓人難以「消化」。

在用了近二十天的時間來觀看、翻寫這六小時的庭審錄像,並逐條校對字幕後,筆者今天終於可以來談談,這六小時秘密審判錄像中,都有哪些看點了。

看點一:「大開殺戒」的「戒嚴令」

對於中共到底調用了多少軍隊到北京鎮壓八九六四民主運動,官方報導一直諱莫如深,從不提及數字,民間的研究只能做各種估計。

然而,這份庭審錄像,首次對進京鎮壓的數字做了官方「認證」。

由法庭當作證人證言宣讀的北京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彭翠峰的書面證詞提到:

「根據鄧小平主席的決定,軍委從北京軍區調五萬人,三十八軍一萬五千人;六十五軍一萬人;六十三軍一萬人;二十七軍一萬人;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五千人;警衛一師準備一千人機動;二十四軍和軍區直屬隊先做準備,暫不動,具體任務等李鵬、喬石確定進的時間和順序,要求快一點,21日凌晨前全部進入完畢。這樣戒嚴令21日早晨就可以公佈,無論如何要搞好保密。部隊帶輕武器、手槍、衝鋒鎗、少數輕機槍、子彈:衝鋒鎗五十發、輕機槍一個基數,以連為單位,裝箱攜帶,到時再分發。裝甲車準備二百至三百輛,主要放在郊區,視情況執行執勤任務。着裝要戴鋼盔、穿皮鞋、着夏裝、帶背包、洗漱用品、炊事車全部帶上。部隊全部用汽車輸送,部隊先住一些房子,以後再搭帳篷。指揮問題:基址在西山,根據需要在城裏開設指揮組。要趕快給各單位傳達部署任務。」

另外,徐勤先在接受由時任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副院長衛世彬擔任的審判長的詢問時提到,1989年5月18日,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副司令員李來柱、參謀長鄒玉琪等人向他下達進京執行戒嚴令時,要求部隊攜帶「輕重機槍,包括高射機槍」。

這些信息,讓人看得驚心動魄,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原來,中共早在5月18日之前就已經決定要大開殺戒了,不然,為何需要帶輕重機槍、高射機槍和裝甲車?

那麼,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共在電視新聞中反覆播放所謂北京「暴民」將解放軍戰士吊在公共汽車上燒死的鏡頭,以此來證明面對這樣的「暴行」,解放軍才不得不實行「自衛」、「平暴」等等說法,完全是無恥的謊言。因為這份庭審記錄,以法庭證詞的形式表明,中共早在5月中旬,就已經決定大開殺戒了,這與後來民眾的行為沒有任何關係。

1989年6月5日,一名中共士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南端舉槍對着廣場上的紀念碑方向。公民記者周曙光於2007年6月17日翻拍,於2012年6月3日上傳flickr。(周曙光/ CC BY-NC-SA2.0.)

看點二:大屠殺責任人

在中共官方敘事中,戒嚴令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發的;然而,對於下令開槍血洗京城的直接責任人,官方報導卻從來不敢提及、不敢承認。

而這份庭審記錄卻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戒嚴令是當時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副主席楊尚昆等「幾個人」決定的。

如,劉振華的證詞提到,「軍隊進行執行戒嚴任務是鄧小平主席批准、中央軍委決定的。」彭翠峰的證詞提到,「根據鄧小平主席的決定,軍委從北京軍區調五萬人……」

徐勤先在回答審判長「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哪裏做出的決策」這個問題時說,是「楊(尚昆)副主席召集幾個人開了個會」。

也就是說,「幾個人開了個會」,就將這麼大的屠城令定下來了。

看點三:屠夫們在怕什麼

公訴人在法庭上公佈的徐勤先的檢討書提到,「鄧(小平)主席明確指出儘量避免流血,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國際上的反應,不要怕名聲不好。」

那麼,劊子手們不怕流血,不怕名聲不好,他們怕什麼?

彭翠峰的證詞表明,中央軍委的緊急會議提到:「他們不是要民主,是要打倒共產黨,首先是對準小平、李鵬同志;他們提出70歲以上的都下台……」

這說明,中共怕的是民眾要「打倒共產黨」,要「70歲以上的都下台」。他們怕的,是丟掉政權。

整個法庭證詞顯示,當時中共高層,的確是陷入了極大的恐慌和恐懼,因為在他們看來,整個形勢真的是已經接近失控了,他們馬上就有可能失去政權了。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一片狼藉,幾名中共士兵在進行清理工作。公民記者周曙光於2007年6月17日翻拍,於2012年6月3日上傳flickr。(周曙光/ CC BY-NC-SA2.0.)

看點四:徐勤先的勇氣與「恐懼」

作為六四「抗命將軍」,徐勤先早已是「聲名在外」,然而這六小時視頻的首次公佈,給了我們一個「近距離」觀察他本人的機會。

在視頻中,他沒有穿軍裝,看上去不太像叱咤疆場的將軍,倒更像是一個彬彬有理的儒生。

他在應答或自述中,語言質樸委婉,態度不卑不亢,心胸光明磊落。

他反覆強調的是,「這樣的任務攜帶武器裝備,好人壞人混在一起、軍隊老百姓混在一起,怎麼執行?打誰?」

顯然,當他聽到讓帶「輕重機槍,包括高射機槍」與裝甲車進城時,立即意識到這是要大開殺戒,從而才拒絕聽令的。在法庭上,他只委婉地說:「搞不好就造成衝突、造成流血事件。」

他也提到,北京有一千多萬人,有那麼多人參與這場運動,部隊進京「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他抗拒命令的勇氣來自於他對生命的敬畏:他不想殺害無辜的好人,就這麼簡單。

看點五:徐勤先的「先見」與所涉及的「深水區」

同時,徐勤先也意識到,這是「建國40年來……一件最大的事情」,他甚至認為這是比十年文革還要大的事,所以他在法庭上依然多次重複他抗命時的觀點:「我說我建議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開會,開個會好好討論一下,究竟怎麼處理合適。我說軍隊納入國家體制,人大也可以討論一下。」

他在當時對六四事件定位的看法,可以說是已經被後來的歷史所證明了,是非常英明的「先見」。

事實上,他在這裏還觸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就是軍隊應該國家化,而不能成為某一個政黨的私器。

在這個問題上,他已經觸碰到了中共絕不願意讓任何人觸碰的「深水區」。這也是他為什麼必須被治罪的原因之一。

看點六:徐勤先的「罪」與「非罪」

在法庭上,代表國家權力的公訴人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並沒有任何可以直接用來給徐勤先定罪的條款,因此只能引用所謂「類推定罪」的原則,比照《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的違抗作戰命令罪,將徐勤先「不想參加」戒嚴任務,等同於「違抗作戰命令」,這樣才勉強給徐勤先定罪。

在法庭辯論部分,徐勤先一口氣做了三十八分鐘的自我辯護,思路非常清晰。

他一上來就指出,公訴人用「類推定罪」原則,比照違抗作戰命令罪,來給他定罪是不妥當的,因為戒嚴任務不同於作戰。

他說,「作戰任務,任務目標、陣線是十分清楚的;而這個戒嚴呢,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而且在一個少數人製造的動亂當中,又有相當多數群眾參加,好人壞人混合在一起,軍隊和老百姓混在一起,陣線不清楚,那麼這樣講呢,這個性質差別又是很大的。」

所以,徐勤先之所以獲罪,就是他不願意將人民視為「敵人」,將戒嚴視為「作戰」。

反之,在那些下令殺人和那些代表中共「審判」徐勤先的人的眼中,軍隊要「作戰」的對象,其實從來都是本國的人民。

1989年六四期間天安門廣場,北京學生抗議中共打壓,反腐敗要民主,發起絕食,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Jian Liu提供)

看點七:公訴人的逼問與徐勤先的「不可饒恕之罪」

在「法庭調查」階段,有一段公訴人對徐勤先「咄咄逼人」地追問:

公訴人:鄧主席的講話和「426社論」,對發生在北京的動亂的性質是怎麼講的?

徐勤先:動亂,極少數人有預謀的。

公訴人:動亂的實質是指是什麼?

徐勤先:兩個否定。

公訴人:哪兩個否定?

徐勤先: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公訴人:這個當時你清楚不清楚?

徐勤先:清楚。

公訴人:第二個問題:你是個老軍人、老黨員,我黨、我軍的組織原則是什麼?

徐勤先: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公訴人:這個明確不明確?

徐勤先:明確。

問到這裏,公訴人似乎是覺得,徐勤先罪行之「不可饒恕」,已經不需要再證明或說明了,因為他違反了「我黨、我軍的組織原則」,對「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

這一段法庭質問,非常生動地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共的法律,就是維護「黨的領導」的,而做不到絕對服從,那就是無可饒恕。

看點八:整場「審判」乃預先排練好的「作秀」

持續了六個小時的庭審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場秀。數名證人的證言,就像商量好了的似的如出一轍,似乎是互相抄襲而來。而辯護人要麼是根本放棄了辯護、或不被允許辯護,或是在承認徐勤先是「有罪」的情況下,輕描淡寫地說幾句看起來是為他開脫之辭。

最可笑的是,在視頻末尾的「法庭辯論」階段,在徐勤先的辯護人說了幾點不痛不癢的「辯護」之詞後,公訴人立即開始念他的書面「反駁」發言,顯然是早就準備好的,而並非根據辯護人的「辯護」所做的當場應對發言。

所以,這場「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審判秀」,無非是中共想「立軍紀、殺雞儆猴」,並為六四流血鎮壓提供合法性背書而搞出來的一場表演,同時這也可以警告軍中有可能與徐勤先一樣對黨的命令不能夠絕對服從的其他將領。

看點九:中共最怕「和平演變」始終視西方為仇敵

公訴人在法庭發言中多次提到「國際上的敵對勢力」,稱「徐勤先違抗戒嚴命令的行為……迎合了敵對勢力的政治需要……為敵對勢力提供了攻擊黨和政府的口實」,「當今西方資本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等。

他的這份發言,不但充分暴露了中共對「和平演變」的深深恐懼,也毫不掩飾地說出了將西方視為「敵對勢力」的心態。而西方的一些所謂「擁抱熊貓派」,在六四鎮壓之後,居然仍然相信只要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就自然而然地會給中國帶來自由民主。

也許,應該讓所有那些依然持有這種觀點的西方「精英」,來認真觀看一下這個庭審錄像,認真「聆聽」一下這些中共在「自己人」環境中所說的「真心話」,因為那時,法庭上所有的人可能都沒有想到,這份錄像有朝一日會被公諸於眾,因而說起話來才會無所顧忌——至少不用顧忌「國際友人」會怎麼想。

1989年六四前夕北京天安門廣場。(蔣一平提供)

看點十:庭審錄像泄漏的時機與中共即將面臨的歷史審判

此次完整的六小時錄像的外泄,可以說是中共歷史上最嚴重的泄密事件之一。可以想見,能夠掌握這種級別的秘密檔案的,一定是中共軍方或保密機構內部級別很高的官員,所以這種級別的機密泄漏,就代表着來自內部的反叛。

可以說,六四鎮壓,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從此之後,中共徹底斷絕了通過自身改良與民眾和解之路,在背負了巨大的新的血債之後,只能通過政治上的極度高壓,和在經濟上讓民眾分享「發展」的紅利,來繼續維持統治。

六四鎮壓後,許多中國民眾在震驚於中共的殘暴之餘,也徹底地心灰意冷,放棄反抗。可以說,大部分人接受了「讓渡政治權力,只求經濟發展」的所謂新的「中國模式」。

如今,這個「不問政治,只求發財」的模式,隨着習近平的加速倒車,也已經走到了頭;而這次庭審錄像的泄漏,正是在這樣一個時刻發生的。

這也預示着,中共所背負的鎮壓六四民眾的血債,以及在此之前、之後對中國民眾所欠的所有血債,特別是如活摘器官這樣的罄竹難書的驚天罪行,都到了應該清算的時刻了。

而那個時候,坐在被告席中的,一定是屠殺民眾的劊子手;相反,在1990年北京軍事法庭中被「審判」的徐勤先,則一定會成為人們心中的永遠的英雄和良心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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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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