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一響，爺娘白養」
我出生於1952年上海一個工人家庭，母親沒文化，父親喜文墨，會幾筆書畫。後來才知道，他小學四年級即輟學，是靠自學成才，煉成一手字畫，脫產擔任工會宣傳委員。從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結束，父親工資沒漲過，大饑荒時響應號召，自己降了一級，從80減到75元，那時母親也上班，孩子少，日子還過得去。
星期天早上，父親躺在床上翻《解放日報》中縫，那裏有小孩看的「早早場」影訊，見有中意的，即讓我帶妹妹去看。如無中意，也會掏出零錢，囑我帶妹妹去街上把小皮鞋擦一擦。記得那時我和妹妹各有一雙小皮鞋，棕色的，高幫，咯噔咯噔走，很神氣。父親有一輛自行車，有時帶我們去街上吃早點，我坐前面車槓，妹妹坐後面書包架，他就那麼推着走，一男一女，大概他也覺得很得意。那時物價多以「分」計，早早場電影「五分」，小孩擦皮鞋「五分」，陽春麵「八分」，小餛飩稍貴，「一角」。出門坐三輪車，也不過兩、三角錢的樣子，蘇州河那幾座橋在我眼裏比今天高大峻陡，工人蹬着很吃力，父親下來幫着推，我就從媽媽膝蓋爬到父親的空位上，返身扒着車背看他推，小眼瞪大眼。
孩子眼裏看到的社會只有很小的一半，另有一大半父親是掩在身後，不說。成年後聽母親有一搭沒一搭地說，才知道在他們的記憶里，那一半有憂慮，有害怕，還有驚懼。1950年她剛從鄉下嫁過來，還未完全融入城市，街上不時傳來警車抓人的聲音，一聽那聲音，小孩就喊「強盜車來啦」，瘋跑到外面去看，她一聽見就害怕。有一次我爺爺對她說，「你也要個思想準備啊，下次就輪到老大啦（指我父親）」，她不明就裏，嚇得哆嗦，樓梯都下不來。現在知道，那是「鎮反」大逮捕在城市中營造的恐怖氣氛，以致人人自危。毛澤東答覆華東局請示報告曾厲言批示，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殺人太少，要多殺！[1]我居然是在這樣的時代誕生於一個「多殺」的城市？
後來讀霍布斯生平，說他誕生於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來襲，滿城驚恐，他母親因驚懼而早產，方有所悟。霍布斯成年後為何那樣寫作，為何將新型國家命名為《利維坦》，這和他童年記憶、甚至胎中記憶有關。什麼是潛意識？本人尚未形成記憶時被寫進的心理基因，也稱「胎教」。他本人不自覺，但此後的寫作基本上是早期記憶的註解與釋放，無可救藥。我後來總結50年代是「劊子手與詩人共同統治的年代」，也理解王蒙的「青春萬歲」，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記憶。但實在厭惡那樣的煽情詩句——「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來吧！」所有的日子都可以「來」，但不能以偏概全，尤其不能以「詩人」蓋住另一半。
我記事較晚，有一塊鐵渣渣沉澱在記憶底部，似乎是個標記。那是1958年大煉鋼鐵，街上有各種小高爐扔棄的鐵渣塊，我不知從哪兒撿來一塊，不與父親說，就蹲在一個犄角旮旯，悶着頭將那東西翻過來掉過去地看，怎麼也看不明白。那東西奇形怪狀，有點像父親喜好的假山石——「瘦、漏、透、皺」，卻又鐵冷生硬，不符合兒童視野里能見到的天然物品，也許因為後一點，我蹲在那兒盯着那東西看，琢磨很久，最終還是放棄。孩提時候的玩具都忘記了，這塊不是玩具的「玩具」卻印象深刻，這大概就是我好鑽牛角尖的開始。
那時城裏也辦過街道人民公社，還辦街道食堂。大食堂不知為什麼解散，各人回各家，苦日子就開始了。大城市還不至於餓死人，但口糧銳減，搭配紅薯、麩皮面，南方人叫山芋、黑麵粉。現在時興的麩皮麵疙瘩、紅薯，小時候都吃過，而且是吃得害怕，留下心理障礙，現在再怎麼宣傳也絕口不碰。那時中小學還流行培養小球藻，就放在廁所尿槽里，現在知道這也是用來填飢的東西，那時不知道這玩意有什麼意思，小男孩一下課就盯着那一排桶尿，還比賽誰尿的准，正中校方下懷。家裏的填飢物則是豆腐渣，搭配胡蘿蔔，奶奶不知從哪兒搞來，就放在飯鍋頭上蒸，隔三岔五地蒸，一股藥腥味，難以下咽。那也是吃傷的東西，現在都成了健康食品。
如今孩子不可能對社區糧店有印象，那時我們放學走過弄堂口糧店，都會張望一下，店裏有塊小黑板，上面寫着米、面、薯配給比例，常有變動，小黑板連接着每家每戶的鍋與碗。有一個日子至關緊要，真像刀刻一樣，現在想忘也忘不掉，即每個月的26號：從這一天起居民可以買下一個月的糧，提前四天。奶奶好像連一天都等不起，沒到這一天，就念叨還有幾天，26號一到，立刻讓我跟着去糧店，把下個月的糧買回來，似乎真到了「家無隔夜糧」的地步？卡車來糧店卸糧，麻包扛完後，車底板總還留一些殘屑，男孩們就站在卡車旁邊等，一看貨卸完，立刻跳上去哄搶，打成一團。
此外還有兩個細節，可以貢獻給今天的文學家？過年時去父親單位看他們演現代戲叫《一支槍》，不外乎老鄉掩護新四軍，軍民魚水情，演到那個女主角偷偷煮燒餅餵傷員，一邊攪調羹一邊唱，孩子們就像聽到口令，刷一下全體起立，伸長脖子，盯着台上那隻碗看。回來路上還要爭，那碗裏是真燒餅還是假燒餅？最後達成「共識」（其實是渴望），一致認為那是真的，於是就產生今日網語所謂：「羨慕、嫉妒、恨」，一起流口水。
鄰居家有七個孩子，晚飯後搶着洗碗，尤其要爭着洗那口粥鍋，雞吵鬼喊，聲聲可聞。後經大人介入「政治協商」，規定一人洗一天，一周一輪換。那不是學雷鋒，而是搶鍋底殘留的那一點粥湯，曲起小食指，兜底一刮，再那麼一舔，那個美味！我們這一代普遍不長個，就是因為那幾年餓的，營養不良。我還算好，沒耽誤長個，是靠父親、爺爺重男輕女，從自己的口糧中一口一口省下來，有時還悄悄帶我出去吃個燒餅、麵條什麼的，至今我妹妹說起，還憤憤不平。父親那時就演那個新四軍傷員，卻說他在後台排練時餓暈過兩次，小腿上一按一個坑，浮腫，可見那燒餅是假的。
我雖小，但也能感受到人心浮動，社會不安，用今天話來說，即「維穩」形勢嚴峻。老人們總在傳言哪條馬路上有人被「剝豬玀」（滬語，遭搶劫被剝光），哪條河道漂出無名浮屍，天一黑，就不許我們出去。街上不斷出現槍斃人的佈告，紅筆一勾，人頭落地，體育老師比較糙，如此評論：「槍聲一響，爺娘白養！」我有一個從家鄉失學流竄出來的同齡玩伴，他教會我一些鄉下兒歌。後來學歷史，才知道那是歷朝歷代都會出現的「荒歲歌」，成年人道路以目，不敢言，孺子卻在城鄉道路旁唱，皇帝聽見都害怕。「大躍進」之後上海地區流傳的「荒歲歌」也這樣，都很反動。然童言無忌，我們或私下唱，或在放學回來的路上扯着喉嚨喊，其實是瞎叫喚。尤其是下面第三首，跺着腳齊聲喊，還要拍着屁股後面的書包「伴奏」，很有節奏感。現在權當史料，輯錄如下：
莫激動，激動要變長方形的馬桶。[2]
共產黨、毛主席，拆散多少好夫妻。[3]
誰放的臭屁，震動了大地，穿過了彼得堡，到達了意大利。[4]
「學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1960年進小學，因長子開蒙，父親又重視教育，全家出動，去南京路永安公司買書包、鉛筆盒，我還多要了一塊小黑板。此後他不斷與我講他少年失學、又渴望上學的故事，說有一次他從馬路上撿回一片彩色字紙，上面有招募圖畫，以為可以免費上學，高興極了，爺爺告訴他，那是教堂的傳單，人家是招募義工！一下子跌入冰窟窿。
我上學不久，有一個女老師姓錢，對我很關注，老打聽父親在哪兒，現在怎麼樣？回來與父親一說，他回憶起那是他輟學前的同學，就坐一張桌子啊，還是校董的女兒！想不到她今天來教我兒子了？開家長會時他特意去看望了錢老師。我估計父親那時的心情，只恨沒聽到90年代才流行起來的那首校園歌曲，高曉松填詞譜曲：《同桌的你》。
三年級前，父親給我訂《兒童時代》，三年級後訂《少年文藝》，一直到文革前家境漸窘，他停了自己的《解放日報》，也沒有給我停這份雜誌。《少年文藝》我曾經擁有全套，現在很懷念，卻被弄堂里的孩子東借西借，一本都未留下，但無形中給我形塑文科偏好，再難散去。從那時起，父親開始帶我去南京路「朵雲軒」看字畫，一筆字、一張畫反覆琢磨，還要在手心臨摹，一泡就是一個星期天下午。這就苦了我，年齡小，看不懂，耗時間又長，遂起厭膩，以致我很長時間對字畫古蹟、文人情趣格格不入，就跟吃紅薯吃傷了一樣。
那時電影院新片公映，會提前給各單位宣傳幹部發兩張招待票，免費，父親即帶我去。早早場電影不看了，跳過同齡人都愛看的少年電影，一下子進入成年人階段，又造成一個反差。很多同齡人看過的如《七十二家房客》《三毛學生意》，父親不屑。他厭惡本地滑稽戲，認其為油滑、低劣與地域偏見，充滿上海人的惡俗氣，格局狹小，一如他後來厭惡趙本山；同齡人從未聽說過的那些西方譯製片，如《木木》《復活》《天堂里的笑聲》，很「小眾」，他卻在我不適宜的年齡帶我去看。他尤為欣賞老舍和北京人藝的《茶館》，認為那才是舞台藝術，大氣。三十年後這家劇團來上海首演，我咬咬牙給他買美琪大戲院前排居中最昂貴的座位，他那個高興，還特意在演出前與演員攀談了一會兒。但他不知道我少年時的尷尬：那時與同齡玩伴聊戲聊電影，我看過的他們聞所未聞，他們耳熟能詳甚至能模仿的我都沒看過，雙方都覺得怪異。這種教育帶給我的面容顯老，與年齡不相稱，看上去比同齡人大幾歲，以致高年級同學稱我為「留級生」。因為老得早，成年後反而不顯了，於是自嘲為「水洗布，自來舊」。
還有兩件事，對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也造成「負能量」。一是爺爺得罪本單位官僚，被剋扣了兩級工資，從六十元降到四十八元，這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60年代初不是小數。父親不服，給各級機構寫申訴，一直告到上海市委、華東局。但他畢竟是幹部，知道這種告狀信最後還會落到被告狀的官員手裏，一旦辨認出字跡定會打擊報復，於是他將這些狀紙修改定稿，交由我謄抄再發出。這對一個小學生是苦役，往往要抄一個星期天，我就這樣記住了柯慶施的名字。那么小的年齡參與「信訪」，成了「上訪戶」，這對一個孩子心靈會帶來多大影響？[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