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父親有個表弟，政治上積極，性格上倔強，一巴掌能把家鄉來逃難的生父（地主）呵斥回去。單位里動員職工「除四害」，冬天也要打蒼蠅，他發牢騷抵制。於是開除團籍、公職，發配至四百里外的安徽勞改農場，也是不斷申訴，父親暗中協助。1961年他在那裏啃樹皮過活，撿了一條命，也不知用什麼辦法逃離勞改農場，晝伏夜出，步行四百里，潛行至上海，入夜來敲門。門開處，老哥倆驚認、相認，抱頭痛哭；燈光下，表叔囚首垢面，餓得脫了形，背上還長着個大瘡，那樣子恰如電影《歸來》一開場陳道明扮演的逃犯，有過之無不及。他們怕驚動鄰居，用舊報紙把電燈泡裹起來，交頭接耳說了一夜話，就像地下黨。那天晚上我被驚醒，躺在被子裏假裝睡着，他們說什麼我記不住，也未必聽懂。但人間有官僚，官僚會害人，這樣的印象有如烙鐵烙在一個少年人心底，再也抹不去。
如此耳濡目染，與我在學校接受的正面教育構成強烈反差，會造成什麼後果父親也許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到了，估計不足。從三年級起，這些「負能量」就開始在我心裏「發酵」，屢屢犯事。那時課外作業不重，下午有大塊時間自由支配，同學們瘋玩一陣，也會去學校附近的棚戶區瞎轉。我指着窮苦人居住的「滾地龍」窩棚，模仿當時黨報上開出的一個長期欄目「在資本主義大牆下」，卻是反過來說：「看，這就是社會主義大牆下！」這就是我「恰同學少年，揮斥方遒」的開始？其實是人生識字闖禍始。
那一年命題作文，我將老師定下的題目劃了大叉，大叉下又另擬反題：「評我班三好學生評選」，以幼稚筆觸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與主旋律不合，公然犯上，應該嚴懲。但班主任龐老師教語文，她對我偏愛呵護，竟給了一個「良」，沒有懲處。現在想來那是我人生最早的岔路口，如果龐老師能將「動亂因素撲滅在萌芽階段」，也許就不會有後面的事發生，我還有藥可救？
1964年爺爺病逝，父親悲憤難抑，做了一件很衝動的事：披麻戴孝，將白紙輓聯糊上了單位黨支部書記的辦公室。這在當時可謂造反，大逆，肯定記入檔案內控，成為他後半生難以升遷的政治障礙。那一年我初小升高小，受家中氣氛感染，期終大考闖了一個禍。在「難忘的一件事」這一命題下，我沒有寫「好人好事」「春遊」「秋遊」，而是寫生活中的陰暗面——爺爺含冤去世，全家籠罩在悲憤壓抑中。寫得還很長，分出「一、二、三」小章目，煞有介事。那時校園氛圍已經很緊張，老師們下班後不能走，加班加點學「九評」或「社論」，「突出政治」，一個個面容嚴肅。龐老師看到我那篇「文章」再也不敢做主，上交校長判卷。結果我又碰上好人，那校長是民盟委員，60年代初還戴金絲眼鏡穿旗袍，有點「民國范」。她看完後居然也給了一個「良」，放我過關，沒有留級。但龐老師想想不敢大意，也許是校長的交代，她寫信給父親，鄭重其事約他星期天去她家談一次。
那時家訪很尋常，但都是教師來學生家，反過來約家長去教師家面談，則從未聽說過。父母穿戴整齊，像去開什麼嚴肅會議，乘電車去市中心龐老師家。那個下午我忐忑不安，等父母歸來，準備挨訓。父親回來一言不發，但從臉色看，他們談得很不輕鬆，估計提到了那個年月成年人之間談虎色變的「反右」？因為父親把老師約談的信交給我，那上面有句話很嚴峻，難以想像是出自那樣溫婉的女教師之手——「你的兒子長大後，要麼是個大有益於人民的人，要麼是個大右派」！我自己一看這話，也嚇壞了。那時我未必知道什麼是「右派」，但從老師非此即彼的口氣猜測，後一句意味着很可怕的下場。奇怪的是，發生這麼嚴重的事，父親對我並未懲罰，估計是龐老師問了他平時的家教，他也在自責？父親將那封信交給我保存，我放在貼身小口袋裏很多年，直到文革大串聯才丟失。三十年後我也做教師，從外地回上海，費了很多周折終於找到龐老師，帶着兒子去看她。那年她年逾七十，一眼就認出我，說她從教五十年一直惦記的學生就是我，始終放心不下。她也記得有這封信有這句話，其實前半句未必，後半句似被她說中，那真是刀刻火烙，刻烙着那一代人二十年的驚嚇與懼怕。
父親對我的家教，就是這樣在「正能量」與「負能量」之間徘徊，恐怕很糾結？這也是我自己做了父親之後的糾結。哈姆雷特開場曰「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那是經典。但在中國這種灰不溜秋環境下，只能矮化為：「說，還是不說，這是個問題。」即使說，什麼時候對孩子說，說到什麼程度？也同樣讓人為難。我兒子上小學時，我們夫婦倆曾背着他認真討論過這一問題，最終決定到他上中學時開始說，循序漸進說。但在他五年級時，官方所言「政治風波」發生，我的處境惡化，蔓延至他所在的小學。兩個穿軍裝的人在老師、同學注視下，把小孩從教室里叫出來盤問：你父親在家說了些什麼？這就打亂了我們的循序漸進。社會事件橫插進來，穿上制服對一個十歲男孩喝問：「說，還是不說，這是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跟進，提前兩年開始對他說。到他考大學那年，一聽他執意要報文科，我又後悔，一時難以說服，情不自禁，對他說了徐復觀身為思想家、史學家，一連阻止他四個孩子報考文科的故事。徐復觀大概也遭遇同樣的難題，而且是逼急了，不得不言：「在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時代，學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引徐氏言，實在是急不擇言，該說的說了，不該說的也說了，連底線都說破了。不料初生牛犢不怕虎，他不僅不服，還把這句話寫進高考第一天第一場的作文，回來還很得意，說今天命題作文，恰好趁手，寫進了這句話！這一下把我嚇壞了，嚇壞了還不能說，說了怕影響他後面還有四場考試。他是該死未死，僥倖脫險，可能因為那一年上海考生劇增，判卷量太大，臨時抽調了很多高校教師去。也不知道是哪位同行看到這一卷子，甚至可能是我復旦師兄、弟，猜到其父是落難同窗，心有戚戚焉，遂將槍口抬高一寸，放犬子過關？
孔子遺教甚多，宏觀論政不過爾爾，我向來瞧不上。但有一句人事微觀，讓我心服口服：「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言，失言。」那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古訓，先秦上古，人與人不是密集交往，動如參商，他怎麼會有如此精細的解像度，分辨之後又在兩難之間糾結？今人讚佩此言，多為成年人平輩交往的苦惱，如魯迅那一「豪豬間距及其刺」的名言。孔子當年也多半如此？但我以為這是個家庭教育問題，失言還是失人，首先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網上曾討論顧准生前對孩子教育的失誤，他是出於愛子之心，刻意隱瞞已經看到的真相與他真實的思想，為避禍，不忍對婦雛言，以致上下兩代人精神隔絕，終成悲劇。顧准尚如此，千千萬萬如我之普通家庭則更感為難。現在的情況好一些，即使為父不言，孩子們在網絡上也能看到，但問題還是存在，估計還要傳代，真不知還要傳多少代？
我三年級入隊戴紅領巾，那一天父親很高興，把中隊副、學習委員這些「正面符號」看得很重，以後陪他出門，都要我把紅領巾、兩道槓佩戴好，恨不得把隊旗都給他扛上。星期天還這麼穿戴對一個女孩問題不大，對一個調皮搗蛋的男生，心理上那股彆扭，今天還記憶猶新。其實我少年時的「職務」就停留在這一級，一直升不上去，因為打架犯錯誤，還曾擼掉一道槓，降為小隊長。有時候他心情鬱悶，也會把我當傾訴對象，說些政治不正確的話，今天看來是沒什麼大不了的牢騷話，但他很緊張，說完又自言自語，又像在叮囑我：「不能說，不能說啊，說了就是對現實不滿。」他都說了，卻又讓我不說，糾結到什麼程度？我那時似懂非懂，只能悶着頭琢磨什麼叫「對現實不滿」？
1966年文革開始，我小學畢業，按理不能參加大串聯。父親請鄰居家一位高中生帶我出門（即那位搶着刮鍋底的仁兄，待我很好），給我五元錢，說還是要出去「闖闖」，「經風雨，見世面」，可見他又很正統，緊跟「正能量」。我們一路南下，到了五羊城，五元錢早就花光了，在接待站吃飯、看病只能打借條，簽我自己名，單位則寫那位高中生的學校，不能署小學名。巧就巧在第二年，我們這屆小學生按照居住地分配，正好進了這所中學，廣州方面將此借條寄過來清賬，還真寄到了。父親二話不說，認賬還錢，我記得有二十幾元，當時也不是小數。
1968年春，是我進中學第二學期，因為讀野書、讀閒書，終於闖下塌天大禍。當時高中生們私下傳閱香港版《金陵春夢》，我也擠進去排隊看到了，半懂不懂，只學了書中蔣介石的寧波口頭禪到處說，還到處寫，今天叫「後現代塗鴉」。一不小心佛頭着糞，前面同學已經寫好「毛主席萬歲」，我胳膊肘壓着沒看見，提筆就在上面寫三個大字「娘希匹」，扔下筆即走。第二天這張講台就被抬進專案組，上面有反動標語，要破案，公安局警車也來了。我很快去「自首」，是無意不是有意，但還是定性為「敵情內處」（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差點沒逮捕。這一下塌了天，父親大怒，再不鼓勵我多看書、讀閒書，而是將我的小書箱撬開，不管正能量、負能量，一把火燒個精光。水火無情，那次溺水應該把我溺死，當死未死，是有兩個人暗中同情，施以援手。一位是我班上的輔導員李敏，她也對我有所偏愛，事發後找我談話，勉勵我不要消沉不要背包袱，說着說着她自己也掉淚；與此同時則去找她當時的戀人高中部正掌權的紅衛兵團長，兩人私下商量，能護住就護住，不能將我推給公安局逮捕。[6]
還有一位更神奇，是當時的工宣隊隊長蔣師傅。我畢業時他去父親單位外調，一看檔案竟是失散多年的50年代好友，回來後不僅沒有把上述材料寫進我政審表，還將我檔案里的這一材料抽出來銷毀了，這要冒多大的風險？這件事父親瞞了我多年，我一直蒙在鼓裏，背了多年包袱。直到五年後，插隊結束，招工開始，那個政工幹部看過我檔案，遠兜遠轉，反覆盤問一個家族深處的海外關係——你有一個奶奶的堂房弟弟在台灣，是否知道？我當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有政治問題，卻壓根不問，好像他又不知道？回滬後問父親，他到這時才把謎底說穿。
「你那個自由主義，危險哪！」
1970年初中畢業，69屆是「一片紅」，全部去外地，一個不能少。我選擇去國家沒有分配的蘭考，母親無論如何不同意，那地方太苦。是父親說服母親，還是讓我去「學焦裕祿」吧，多吃點苦，也許能成人。臨到火車站送別，他自己想想也流淚。父親十來歲從鄉下到上海謀生，受夠歧視，自學成人，終於站住腳，想不到兒子到了這個年齡，竟還是離開上海下鄉當農民？其實我當時的動機也有兩重性，既仰慕那裏有一個高中生組成的集體戶，很正統，好讀書，同吃、同住、同勞動，遠離小市民趣味，那樣的集體生活吸引人，用今天的話來說，有點「高大上」；同時也是為了遠離本校本屆同齡人，他們都知道我寫過反動標語，指指戳戳，到哪兒都要背着這個包袱。小市民趣味總是與政治壓力交織在一起的，一走了之，耳根清淨。
十五年後從北方回上海，不回來想回來，一回來卻發現有隔閡。語言是相通的，飲食是想念的，連空氣之濕潤也是倍感親切的，唯有心理不通，如換血型一般難受。隔閡就是十五年前那一步造成，人一生是否有過遠行，尤其是從上海這種小市民大城市出走，對後半生影響甚巨。我不能不感謝父親，儘管他沒有想到我現在說的這些，但當年他同意我遠行，關鍵一步沒有攔阻，還助推一把，是他這一生對我最大的幫助。
農村那幾年，父親就當我還在身邊，按我在校時的零用錢標準，每月一元，夾在信里寄，居然沒有寄丟過一次。當時我那個生產隊工分值處於歷史最低谷，干一天四分錢，而且要到年底決算才能到手，父親每月夾寄這一元解決我大問題：鹽、郵票、晚上看書用的燈油，就靠這一元錢支撐過來。為寫這篇回憶，我讓妻子找出當年記的一個小賬本，那時她與我一個集體戶。也虧得她記那麼仔細，今天看看都覺得難以置信，也是以「分」計：油票8分，燈油1角2分，鹽1角5分，偶有10元以上「大鈔」，那是臨到冬閒回滬，父親寄來的路費。有一筆10元零2角，竟然是我叔叔所寄，2角小票是我當時剛進小學的弟弟，說他也參加對我的支援！與此同時，父親還按月給我寄「學習與批判」「朝霞」「數理化自學叢書」以及我要的其他書籍，所費不吝。
那時家裏的經濟狀況已經一年比一年緊。父親參加上海市幹部慰問團，去江西井岡山慰問那裏的知青，輪到他「上山下鄉」了，抽煙從「大前門」到「飛馬」，再到粗劣不堪的「阿爾巴尼亞」，一降再降。母親在滬拉扯三個弟妹，節衣縮食，艱難度日。父親、長兄兩個頂門柱依靠不上，小妹妹學費不能按時交，在學校里受老師的白眼。妹妹後來是當笑話說，為兄者聞之黯然。原來在我離家後，父親一心供我自學，竟然連妹妹的學費都不能按時交？這在我們家是從來沒有過的。身為長子，不能不感到愧疚。前年她女兒出國留學，我堅持要贊助學費。兩個大人一謙讓，小姑娘在一邊疑惑起來：「大娘舅，你這是何苦呢？」我只能籠而統之說：「我欠你媽媽的，你還小，不懂。」
1972年招工進廠，零用錢不必寄了，但父親還是按月給我寄上海出的書刊雜誌，以致我周圍的工友、幹部都羨慕，到時候就找我借閱。後來那位老崔書記出差去上海，與父親談得來，還成了朋友。1978年我開始報考同等學力研究生，父親成了我搜集自學資料的後方，無論要什麼書，挖空心思也要找來，有求必應。有一次在福州路舊書店看到有人要出手文革前本科歷史教材，是我需要的，他居然跟着這人走，盯着要，一直跟到這人家門口，以高於書店收購價買下。我那幾年也背運，三年考四次，每一次都發生事故或故事，最後一次憤懣之極，擲筆廢卷，不想再考。父親給我寫了一個小條屏，讓我立在書桌上：「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他激勵我再考，抓緊時日，連過年也不必回來。
我是「不過江東」了，但弟妹告訴我，那些年父親每到年三十就不高興，為一點小茬口就發脾氣。家人知道為什麼，屏息斂氣，陪着小心過年。最後一次考上，按父親約定什麼都不必說，接到錄取通知時，發七字電文即可：「捷報歸來當紙錢。」他還真拿着那張電報紙，到爺爺遺像前點燃，算是還了心願。直到這時候，我對父親的「文人字畫」「文人情志」才有了一點理解。[7]
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回滬，一開始是在軍隊院校任教。那年過年，父親工作單位突然送來一份擁軍優屬的蛋糕與春聯，我開門一愣，一時還適應不了自己身份的變化，待明白，轉過身拿父親取笑：「你已到了這把年紀，怎麼回過頭去成了軍屬？」但他比我看重這一身份，80年代軍界風氣尚好，我也認同那一年代，業務努力升職較快，父親更要我珍惜。星期天回家，飯桌上每有不當言論，他把筷子一放，開口就是：「你是軍人，團級軍官了，怎麼能這樣說！」
他這輩子最欽佩彭德懷為民請命，但到晚年開始懷念毛，而我始終同情胡耀邦，於是好不容易團聚，又起新的口角。他認為我是「知識分子偏見」，我認為他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他弄不懂這些洋名詞，就說我「忘本」。對他傷害最深的是有一次爭辯什麼類型的幹部好，什麼類型的幹部壞，我脫口而出：三十年來就數宣傳幹部最壞，中國的事情全是他們在幫着撒謊，愚弄百姓！父親氣壞了，「砰」地一聲，摔門就走。
事後懊惱，確實是我「忘」了「本」。忘記父親本來就是宣傳幹部，芝麻綠豆大的官，搞了一輩子文宣，但如果不是他的文墨氣薰染，我幼時怎麼能從小市民弄堂氛圍中脫穎而出？現在披着一身老虎皮，還口無遮攔，妄議朝政，那不也是他的「本」，他的「基因」在作怪？還有一次是看央視國際新聞，非洲某國發生軍事政變，軍人開槍打學生，這個國家的新聞發言人卻說是學生和民眾殘害軍人，並播出一些軍人遇害的照片。父親為之嘖嘖，說這還像什麼話，怎麼能這樣對待軍人？他以為我能領情，他在維護我軍人身份的尊嚴，不料父子倆又爭了起來。從不議論時政的母親突然開口，搶白父親：這是屁話！當兵的手裏有槍，他不開槍，老百姓怎麼會圍上去打他？平時看新聞父親有文化懂政治，還懂一點國際知識，總是他給母親講解，這一次母親突然開口，一語破的，讓我稱奇。看來母親一輩子對父親忠心耿耿，卻沒有受父親的職業薰染，還保留着一個自然人的本性，憑本性判斷，比父親的文化更容易接近本相？
我轉業脫離軍界，父親猜到原因，很傷心，但從未道破。我在外面寫的那些文章，也不對他說，早年是他擔憂我，後來是我擔憂他，再不想讓他擔驚受怕。其實他一直在關注，背着我把每一篇文章都找來看，越看越擔心，卻也不點破。父子倆都識字，就在這一緊要處，心知肚明，互不說破。直到2005年他病重，我要去台灣「中研院」講學，此前行期已定，對方在等，不得已去醫院告別。他在病榻上支起身子，突然說：「你那個自由主義，危險哪！」這就一下子破了題。聞言愕然，不知說什麼好。我無言以對，只能沉默。母親此時則站回父親的立場，念叨龐老師五十年前那封信，幽幽地說：「你就不能少說說嗎？還要放毒啊？」
那是父親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他是懸着心走的。說？還是不說？這到今天還是個問題。或如母親言，即使說，也少說？龐老師走了，父親走了，只剩母親還懸着心，可憐天下父母心！
【注釋】
[1]參見尹曙生：「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炎黃春秋》2014年第五期。
[2]寧波口音，以諧音影射，估計是從溪口蔣介石家鄉傳來？
[3]蘇北口音，過於直白，只敢背着老師、家長私下唱。
[4]]國語，穿過了彼得堡，指「批蘇反修」；到達了意大利，喻「論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與「九評」並列的重頭文章，陶氏時任意共總書記。這麼複雜的寓意，孩子不懂，估計有長鬍子的人在陰暗角落裏教，是從北京傳來？只有那地方的人有政治情結，而且關注理論。後來聽說此首童謠流傳極廣，直至東北，到70年代，長春的孩子還在傳唱。
[5]兩個月前在上海見80歲朱正老先生，問楊小凱生前多次提及他在獄中的啟蒙者劉鳳翔，後人後事如何？朱正57年在長沙，恰好與劉鳳翔同一報社，還一起打成右派。朱先生說起劉鳳翔逆境中再婚，牽線者是一個十歲左右小女孩。那孩子為家中冤案上訪，冒險進京，一定要見毛主席，結果見到陳伯達，後者接過狀紙並承諾：「毛主席不在家，他回來後我一定代你轉交？」那時劉鳳翔也在京上訪，認識了這個小女孩，是劉鳳翔幫這孩子寫的狀紙，進而認識她全家。此後，是那孩子在自己母親與劉鳳翔之間牽線，竟成一段姻緣，亦為奇事。
[6]四十年後，李敏見我追思李慎之的文章「危城別慎之」，追憶起她也是無錫李氏家族，與慎之那一支沾親帶故。慎之打成右派後，逢三年大饑荒，將女兒伊白遣散到無錫老家就食，李敏記得那時年幼，還與伊白一起玩過。2000年我被點名，慎之最後一次來南方，見上大校長錢偉長，夜談甚洽，他們也是無錫同鄉，談到過我處境。這世界就這么小，一前一後，相隔四十年，李氏家族相繼援我，似乎冥冥中有什麼註定？
[7]父親這種文人性格，後來還做成一件事，值得補註。80年代初，兩岸民間交往解凍，他去蘇州寒山寺遊覽，遇一台灣旅行團，遂有攀談。父親說：「我有一個舅舅在台灣，失散多年，也不知是否還在人世。」對方問姓甚名誰？父親說出名字，一台胞驚呼：「哎呀，那不是我們街坊楊爸爸嗎？天天見的啊。」父親喜出望外，彎下身，即在路邊墊着膝蓋草書一封，托他們帶去。我們笑他一廂情願，那是順嘴人情，怎麼可能帶到？但父親堅信老派人有老派人的誠信，寒山寺下膝蓋書，必能帶到！還真給他說中了，楊老先生很快回信，父親給奶奶念信，一開頭竟是暌隔五十年的鄉音稱呼。聽一聲「三姐姐」，奶奶跌坐痛哭：「這麼多年了，你還活着啊？你是人還是鬼？」這才對我「痛說革命家史」，她也「隱瞞」了五十年。此前「楊爸爸」一直「潛伏」在父親和我檔案里，鬼影幢幢，害苦兩代人，就這樣突然「還陽」，成活人，可以交往了。我97年初訪台灣，即遵父命去探望。說起我們遭他們的罪，他們竟不陌生，也是「痛說革命家史」，然後還總結：「一樣的啊，我們那時也因為你們不受重用，也是有檔案有記錄，不敢說，不敢說啊。」原來我們也是他們的鬼？兩岸一家親，我們互為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