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即使2019年10月撤回修例，文章仍呼籲公眾公開反抗香港政府；在《國安法》實施前，公開要求制裁政府高級官員；《國安法》後仍間接但易於理解地表達希望實施制裁。法庭認為，其中17篇文章均客觀上具煽動性，旨在引發對政府憎恨、藐視及挑動對其離叛。
2019年4月28日的反修例遊行。（資料圖片）
持續削政府合法性、遠超法例容許範圍
針對有否串謀發佈的協議，法庭認為，黎智英與高層案發時均知悉文章具煽動性，該些文章與黎的政治觀點一致、亦獲黎的同意，黎批准發佈是希望讓抗爭運動持續。法庭認為，須從黎的政治立場解讀涉案文章，並進一步裁定，黎是利用《蘋果》實現其反中國的議程。
法庭指，黎認同西方價值，視中國堀起為對世界威脅，並認為西方應團結對抗中國，其「終局之戰」（end game）是要改變中共政權。法庭形容，黎沉迷於將中共價值改變為西方價值，以制衡中國影響力；又認為中國是獨裁政權，希望中共不再執政、或至少習近平下台，目的爭取美國及西方支持，動搖中共管治。
法庭認為，涉案文章普遍支持黎的議程，黎是有意識地利用《蘋果》和其個人影響力，進行持續不斷的運動，意圖削弱中央及特區政府合法性或權威，及損害中港政府與香港居民關係的目的，遠超出煽動罪第9（2）條免責辯護所允許的範圍。
指高層成為協議一分子黎智英為主腦
就《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等從犯證人供稱，涉案文章非為批評而批評，而是旨在改變認為錯誤的政府政策，包括希望撤回修例、不要濫暴等，法官認為，高層完全知道黎智英反中立場、及望損政府合法性的議程，但他們仍願意隨黎行事、成為協議一分子，同樣超出法律範圍，裁定案發時存在協議，黎智英為主腦，其他人知情及願意參與發佈煽動刊物。
控罪二：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請求」可明確或隱晦、毋須實質致制裁
至於黎智英另面對的兩項勾結罪，控辯雙方早前就何謂「請求」爭議。法庭裁定，按一般及普遍意思，「請求」可以口頭或書面提出，亦可以是明確或隱晦（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重要的是作出請求的人，意圖由外國實施制裁。法庭不關注制裁措施的有效性，而是相關措施是否針對中港政府；亦認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科技禁運亦可算作「封鎖」或「敵對行動」。
法庭續指，就勾結的控罪元素，僅包括被告作出請求、該請求是向外國作出、目的是制裁中港，並不要求行為實質上導致任何制裁、封鎖或敵對行動發生，罪行是「行為罪」而非「結果罪」。法庭亦不同意，須證被告知道協議是違法，因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黎「意志堅定、大膽和不服從」
控罪二指黎與《蘋果》高層勾結外國勢力。法庭指，無疑黎智英在《國安法》生效前透過《蘋果》、Twitter賬戶、訪問等公開請求制裁，亦與《蘋果》高層達成請求制裁的協議，問題是《國安法》後，協議有否繼續？
法庭考慮的，包括黎智英的性格。法庭指《國安法》後，黎智英無再公開直接請求制裁、高層亦嘗試減低風險，但與此同時，從黎對個人背景的自述、以及《國安法》前後不同場合的公開發言，可見黎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有強烈看法、且不會輕易放棄的人，如被捕後曾受訪稱，如知道將發生的事仍會做同樣選擇，因這是其性格。法庭指，黎塑造的形象，是雖年紀較大，但「意志堅定、大膽和不服從」，為其目標奮鬥至最後一刻，「此形象與我們對他52日出庭作供的觀察完全吻合」。
黎《國安法》後仍間接隱晦請求制裁
法庭續指，大量證據顯示黎在《國安法》生效後，仍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及請求外國制裁，只是透過較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激烈言辭。例如2020年7月1日《國安法》生效當天，報章列出兩頁政府高官等肖像、指為「歷史紀錄」；7月4日論壇版主題「國際棋盤上的香港」，有三篇文章支持制裁；黎智英〈時間就是武器〉、〈大時代快將來臨〉稱美國制裁不會減少；黎12月受訪稱，希望美政府會以人權、法治等作為與中國貿易談判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