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又舉例，黎稱2019年7月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及國務卿蓬佩奧見面，並非預先安排，惟 Mark Simon發出的訊息顯示事前已安排和確認，認為黎顯然欲淡化他知情及遊說目的；黎亦一度否認該行曾請求制裁，但被展示《蘋果》在他訪美後一篇報道後，改稱有提及。法庭又指，黎稱「Live Chat」是個人節目，與《蘋果》無關，但 WhatsApp訊息顯示他常與《蘋果》高層談及節目製作，認為節目是在《蘋果》員工、高層和平台協助下進行，用意參與國際戰線。
拒信對 IPAC完全不知情
就袁弓夷在《蘋果》發佈影片，促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駐軍保護香港，黎稱不知情，惟訊息顯示他曾與袁弓夷談及影片、又表示支持，法庭認為黎是嘗試與袁撇清關係、說法難以置信。至於黎稱會見陳梓華是要安撫「勇武」，法庭同指不合理，指難以理解陳作為「和理非」如何安撫「勇武」，證據亦顯示黎同樣望陳梓華參與國際遊說。
至於黎智英稱上庭前完全不認識「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法庭同樣不接納，指根據他與 IPAC創辦人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和顧問羅傑斯（Benedict Rogers）的大量訊息、其 Twitter帖文及《蘋果》就 IPAC的報道，均顯示黎對 IPAC遊說活動知情，認為黎稱無興趣、不知道等解釋，是荒謬可笑、完全難以置信，拒納黎的案情，即「由《國安法》前熱切地要求制裁，至《國安法》後突然停止請求」。
針對黎智英的三項控罪，法庭是如何裁定罪成？
控罪一：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發佈煽動刊物？
黎智英為「舵手」、利用《蘋果》為平台實現政治議程
控罪一指黎智英與《蘋果》高層串謀發佈煽動刊物，法庭接納前《蘋果》高層供稱，黎作為《蘋果》「舵手」，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編採方向，期望員工跟隨其指示行事，他們不能對黎智英說不、如「鳥籠」自主；黎的政治觀點亦對《蘋果》編採方向有重大影響，社論及論壇文章以其立場為指引、社論作者亦須獲其許可才聘請。
法庭認為，黎是主導和支配（dominating and controlling）的老闆，在《國安法》前後，利用《蘋果》為平台傳播其政治觀點、實現其政治議程，如發佈同情示威者、支持小店等報道，並進一步推論，黎意圖並知悉《蘋果》報道與文章觀點，與其政治立場一致。
指涉案文章顯示對中共嚴重敵意及偏見
就涉案161篇文章，法庭指「小心全面審視」後，發現文章普遍及持續顯示對中共「嚴重的敵意和偏見」，包括把中共、警察、中央和特區政府描繪成意圖傷害港人的「敵人」；中港政府官員受嚴厲批評、亦成嘲笑和貶低的目標，如將前特首林鄭月娥描述為「邪惡」、習近平為「習帝」、警察為「黑警」，引憎恨和蔑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