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黎智英案，前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裁定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成，案件將於明年1月12日求情。法官裁定，黎智英是所有串謀的「主腦」，指他長年對中國懷有怨恨和憎惡，藉口「協助香港」、邀美國助令中國政府倒台，而不論《國安法》生效前後，其唯一意圖和最終目的，都是尋求中共倒台、即使代價是犧牲中港人民利益。
法庭又指，黎有意識地利用《蘋果》和其個人影響力，進行持續不斷的運動，意圖削弱中央及特區政府合法性或權威；即使黎智英在《國安法》後未有公開直接請求制裁，但仍有間接隱晦地請求，意圖依然如故。
法庭說，黎智英非因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指他自由持有任何政治觀點，但他意圖將思想化為行動、並作出違法行為便是完全另一回事。855頁的判詞，到底法庭如何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罪成？又為何指黎智英證供「不足為信」？《集志社》為讀者梳理判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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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黎智英對中共深切怨恨導致今天審訊
2官：黎智英非因政治信念受審
3證人是否可信？
4控罪一：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發佈煽動刊物？
5控罪二：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6控罪三：黎智英有否與陳梓華、李宇軒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7結語：黎為串謀主腦、唯一意圖令中共倒台
引言：黎智英對中共深切怨恨導致今天審訊
官：黎對中共怨恨憎惡使其走上荊棘之路
全長855頁的判詞，詳列黎智英背景、雙方證人供詞、黎與外國連繫、在《蘋果》的參與等。法庭先於引言部分總結黎的生平和對其評價，判詞首句便指「這宗案件的核心主要在於一個人，他就是黎智英」，並指要理解黎，就要回到起點。據黎的說法，他1947年生於中國大陸一個富有家庭，因政治動盪令家道中落，黎母被送往勞改，黎10歲便要工作養家，並於12歲偷渡來港。
法官指，黎的故事為真正「白手興家」的成功故事，憑其勤奮與決心，終建立非常成功的紡織生意，黎將之出售後投身媒體，創立《蘋果日報》，他曾形容覺得做生意很悶，而媒體事業讓他有為所愛而戰的理由。法官指，黎「無疑是一名非常精明的商人，但不幸的是，他對中共的深深怨恨和憎惡，使他走上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thorny path），最終導致今天的審訊」。
官：黎荼毒讀者、信逃犯條例修訂為「惡毒陰謀」
法官續指，《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立，是以狗仔隊及娛樂報道聞名的受歡迎小報，2014年佔中運動不久，黎在制定編採方針上更積極，利用《蘋果》鼓勵市民追求民主、上街反抗，此分水嶺令《蘋果》「蛻變」成一份反對特區及中國政府的報紙，黎開始望報紙傾向「黃色」立場。法官指，有編採立場並無不妥，但從證據可見，它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
法官形容，黎智英將一批志同道合、同樣熱衷於拉倒中共的人聚集在身邊，首要是「神秘人物」Mark Simon，雖然黎不太清楚其背景，卻讓他全權管理自己的金錢和部分公司。在此背景下，證據揭示《蘋果》管理的情況，及黎如何將《蘋果》定位為反共、其後再反中及反特區政府的立場。法官又指，黎在專欄「成敗樂一笑」荼毒讀者思想，並邀請寫手在《蘋果》撰寫有關中國的「惡毒言論」。
法官形容，黎沉迷將中共的文化價值，改變為「西方價值」，並令中國屈從於美國和西方的權力，使中國成為順從西方的僕人（make China subservient to the might of the US and the West, turning China into a lackey of the West）。黎相信《逃犯條例》修訂是「惡毒陰謀」，是刻意策劃、以將像他一般的中共政權反對者「送中」，故借出500萬元全球登報、到華盛頓演講請求美國支持港人抗爭，又熱心招募和培育年輕人參與其抗爭，包括從犯證人陳梓華和「攬炒巴」劉祖廸。
法官續指，黎對中國的憎恨堅固，即使被捕後不准離港，仍要求 Mark Simon安排他於華盛頓與高層會面，並於2020年6月向法庭申請更改保釋條件時隱瞞擬進行的會面，「幸好」其申請失敗。法官指，黎對中共有強烈憎恨，即使出庭作證時也仍然強烈。
官：黎智英非因政治信念受審
稱黎非因政治信念受審《國安法》前言行只構成證據背景
法庭於判詞強調，黎智英並非因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他可自由持有任何政治觀點，但他意圖將思想化為行動、作出違法行為是完全另一回事。而法庭須了解其立場，以確認他案發時的意圖和目的，包括他多大程度準備好和決心利用《蘋果》為平台，傳播其政治理念和實現其政治議程。法官又指，黎在《國安法》前的言行，並非控罪主體，只構成控罪相關證據的背景。
證人是否可信？
官裁從犯證人誠實可靠
針對控辯雙方證人的口供，辯方曾批評，從犯證人陳梓華是「連環說謊者」。法庭指，共謀者或有動機說謊換取較低刑期，會留意有否文件支持其證供，考慮到他們與黎智英和 Mark Simon之間的訊息，很多時亦支持其供詞，而證人經深入盤問亦無動搖，裁定所有從犯證人均是誠實可靠證人、證供清晰有力。
批黎智英多處前後不一、不足為信
至於自辯的黎智英，法庭則批評他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亦不接受他是因事情久遠、記憶力衰退、壓力過大或年老所致，拒絕接納其證供。法庭舉例，雖然大部分控方證據為文件證據，但黎答問題時沒表示不記得，而是完全否認指控，認為黎刻意在作供時冒險，希望不會有短訊推翻其證供，但當控方提出證據反駁，黎便會給予不可能或牽強的解釋。
稱與彭斯等會面非預先安排惟與證據相反
法庭舉例，黎稱從未向人付費影響外國對中港政策，但證據顯示他曾向美國前副參謀長 Jack Keane、前國防副部長 Paul Wolfowitz，支付2,300萬元為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提供諮詢的費用，認為黎是主張利用台灣作為「槓桿」對抗中國，影響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