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法庭指黎智英《國安法》實施約一周後開始的「Live Chat」節目，形容中國為西方世界「敵人」、每一集充滿黎的反中立場，舉例黎曾提及「如果我們不改變中國，就將被中國改變⋯⋯美國現在是在單獨對抗，當德國、歐盟、澳洲、加拿大等意識到無法靠自身抗衡中國時，就會慢慢加入美國的聯盟」，是隱晦地請求外國與美國合作，對中國採取行動。法庭又指，黎的 Twitter在「灰色地帶」運作，如他於8月評論美國制裁中港官員的新聞，提及「那些取消參選人資格的選舉主任呢？他們應該為決定負責任嗎？」，是隱晦但清楚地請求制裁選舉主任。
法庭認為，黎智英《國安法》前請求外國制裁的行為，在《國安法》後沒有停止，黎即使知道有法律風險，仍繼續請求外國制裁，其唯一調整是形式而非實際上，由《國安法》前公開直接請求、改為較間接和隱晦地請求，但其意圖依然如故、繼續推進串謀，協議亦持續至《國安法》後，裁定罪成。
公司被告對串謀知情且願參與
三間《蘋果》公司同時面對控罪一及二，法庭裁定兩罪串謀得到各公司被告配合，而黎智英和六名高層共同行事，是各公司被告的生動體現，他們身為董事，也是各公司被告的決策者和指導意志，故他們就控罪所具意圖，也是各公司意圖，裁定公司被告對串謀知情且願意參與。
控罪三：黎智英有否與陳梓華、李宇軒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黎對 IPAC及 SWHK等工作知情
控罪三指控黎智英與「重光團隊」勾結外國勢力，法庭指，無疑《國安法》前後，Mark Simon、李宇軒、陳梓華、劉祖廸等人有協議，進行國際遊說，尋求國際支持在港的抗爭運動，並有意將請求外國制裁納入其行動之一；黎智英亦一直意圖請求外國制裁。那黎智英是否這協議的一分子？
法庭指，控罪三主要依賴陳梓華證供及黎智英訊息，法庭接納陳的證供，包括陳供稱黎知道「G20」眾籌，並透過 Mark Simon給予財政支持；黎望團結「勇武」與「和理非」，藉陳梓華與「勇武」連繫；黎又指陳可透過 Mark Simon聯絡他，Mark Simon會盡力協助和滿足其要求，法庭認為如非黎的指示，看不到為何明顯是大忙人的 Mark Simon，會不怕麻煩與陳梓華見面、幫助他及給意見。
法庭又接納陳梓華稱，Mark Simon建議 SWHK（Stand With Hong Kong）加入 IPAC，認為考慮到黎與 Mark Simon的關係、對 IPAC的認知和對尋求國際支持的重視，黎「本質上不太可能」從未被告知 SWHK加入 IPAC；亦接納陳稱在 Mark Simon協助下成為 SWHK US的成員，組織幾乎每周向 Mark Simon匯報。法庭認為，若 Mark Simon非黎的「左右手」，不可能有如此影響力，唯一合理推論是 Mark Simon得到黎的同意處理 SWHK US事宜，黎全部知情。
指 Mark Simon向黎匯報遊說活動
法庭又認為，黎智英知道李宇軒、陳梓華和劉祖廸在《國安法》前後也有參與國際遊說，當中 Mark Simon作為「耳目」，向黎匯報香港對美遊說的活動；陳梓華亦供稱，黎智英知道李宇軒2019年12月與 SWHK成員訪美之行，又在台北叫陳和劉祖廸與較低級別的「台底」外國官員建立連繫。法庭亦裁定，黎智英知道 IPAC及其工作，當中《蘋果》曾大篇幅報道「攬炒巴」加入 IPAC、又曾訪問「攬炒巴」，黎 Twitter亦有分享訪問及向他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