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迫害妄想到現實中的迫害狂
作為毛澤東的文革同謀和主要打手，除去她的領導責任，江青還直接誣陷和迫害了大批無辜的幹部和群眾。其數量在1980年中國大陸對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官方起訴文件中有如下的披露：
被告人江青隨意點名誣陷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和群眾。……至於江青個人究竟點了多少名，誣陷了多少人，這個數字現在是很難統計的。我們僅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這段時間，從江青的部分講話錄音中就查出被她直接點名誣陷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分子」、「反革命」等等罪名的幹部、群眾即達一百七十四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二十四人。凡是被她點名誣陷的人，絕大多數都遭受了各種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傷了，有的被整殘廢了，有些人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
為此，江青在文革後的批判文章中常常被人們稱為「迫害狂」。說到江青的誣陷和迫害，這裏還有一些反常現象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究。在為江青迫害的對象中，當然有很多是她明知對方不是「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分子」和「反革命」的。但是江青為了毛的權力鬥爭的需要，有意羅織罪名、陷人於囹圄之中。這一類的政治迫害，沒有江青也會有毛的其他打手來如期進行，她不過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已。另一種則不是如此。他們並非來自毛的意願，江青卻似乎確實懷疑和認定被迫害的對象有問題。儘管江的這種主觀意識在稍有正常邏輯思維的人看來都是荒唐不羈的，但江青當時卻言之鑿鑿，信之不疑，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戲劇的效果，以致不時地鬧出笑話來。
在江青秘書楊銀祿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則「一顆安眠藥、驚動政治局」的故事。講的是1972年3月4日晚上（林彪事件以後），江青在不經意中吃了護士曉兆給她的備份安眠藥，忘了，還責怪曉兆沒有給她。本來這件小事到此就可以了結了。但是江青一聽說曉兆是「廣州軍區調來的」，立刻就懷疑她是「黃永勝派到我這裏來的」。還打電話叫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都來調查這一林彪集團「迫害」她的陰謀。江青的胡鬧顯然沒有得到她同事們的支援，因為曉兆不過是一個護士，而所有江青服用的安眠藥都是由醫生決定的，和護士沒有任何關係。連和江青一起同為「四人幫」成員的「張春橋、姚文元，也對江青的這種做法看不慣……在一旁默不作聲」。但江青並沒有認為自己的懷疑是錯誤的，而是充滿了進一步的恐懼，以致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還嚇得「臉上的肌膚在顫抖」連「拿筆寫信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用口述的方法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正式的「受迫害者」的求救信，如下：
主席：我長期遭受林彪一夥的迫害，他們指使在我這裏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藥，使我植物神經功能嚴重失調。我現在嘴唇青紫，手腳發麻，頭髮脫落，好似乾柴……請主席為我做主……
毛澤東當然沒有理睬江青這一可笑的猜疑。但是江青卻仍然把它作為自己受到林彪迫害的重要案件資料鎖入保險箱。很顯然，江青認為她對身邊工作人員的懷疑和她被迫害都是真實的。此類被迫害的妄想在文革中多次發生。例如，她將這種受迫害的情結擴展到毛澤東身邊，認為毛身邊也有一個由「醫生護士等人」組成的陰謀集團，並當着毛的面嘮叨不止。最後，毛實在不勝其煩，便當着所有人的面對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指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那就是我。」江青這才啞口無言。
精神病學的常識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ory type of delusional disorder），大都屬偏執型人格變態。它的臨床表現是：
患者會自覺受到迫害，如言語上的針對、嘲弄、跟蹤及監聽等，患者更可發展出很廣泛及系統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會認為整個暗殺集團部署暗殺行動。故此患者會處處防備，生活極度謹慎，由於擔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慮，胡亂推理和判斷，思維發生障礙，是精神疾病的一個重要症狀。患者可伴有幻覺，但無其他明顯的精神症狀。病人由於缺乏安全感，導致對外界的極度不信任，而產生的一種幻想。
在西方心理學界對偏執型人格患者的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這類人格障礙者分為兩類。一種被稱為迫害偏執人格，「傾向於責備人，把別人看成壞人，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認為自己遭到虐待和迫害。」另一種被稱為懲罰偏執人格，「個體傾向於責備自己，認為自己是壞的，而因為別人懲罰他們是正當的，他們有一種將威脅解釋為懲罰的傾向。」江青的人格障礙顯然屬於前者。
美國心理學家斯蒂夫·卡普曼（Stephen Karpman），為醫學博士。他曾任美國國家海軍精神科醫生，與人際溝通分析學派（Transactional Analysis，簡稱TA）創始人艾瑞克·伯恩博士（EricBerne）一起工作。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他發現所有的心理遊戲中都有迫害者、拯救者與犧牲者這三個角色，而每一個人都常常在這三個不同的角色中互換位置。為此，他創立了著名的卡普曼戲劇三角形（Karpman Drama Triangle）：
按照這一理論來分析江青的迫害狂的形成，我們會發現其重要來源卻是她長期的「受害者」情結，或被迫害狂想症。在這一互換的過程中，江青先是把自己在幻想中虛構為一個被迫害者（「受害者」），而所有她要打倒的政治對手和整肅的對象又被想像為對她進行瘋狂迫害的人（「迫害者」）。這樣，她就有了道德的支點和合法的理由去同樣瘋狂地反擊這些迫害她的人，而成為一個「拯救者」。其實，正是她在虛構世界裏的被迫害的妄想使得她在現實的世界裏成了瘋狂的迫害者。對此，為江青寫傳記的美國學者特里爾（Ross Terrill）有類似的觀照：
可以肯定地說，江青是好戰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鬥爭看作是自我防衛……江青經常沉湎於幻想之中。少女時代的她就充滿了激情和夢幻……現在亦無大改變，她感到肩負着某種使命的衝動，她覺得自己成了衝鋒陷陣拯救自己的人民的女英雄。
長期以來，江青一直有一塊非常大的歷史心病，那就是她在三十年代在上海當演員的那段歷史。其實，江青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革命文藝青年，也從不是什麼「叛徒」。她在愛情上的追求也並非是低俗淫蕩的；相反，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現代新女性在那個時代追求自由和女權的努力和波折。在文革中曾是第一任江青秘書，現又成為文革研究專家的閻長貴先生對江的這段歷史有非常中肯的評價：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惡多端。那麼，江年輕時就是一個壞人嗎？我認為不能這樣說。……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噓自己30年代的革命經歷，經常向人講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況（向我也講過），一方面又竭力掩蓋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況，對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歷史的人大施淫威、殘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殘。她僅在這方面的罪惡就擢髮難數，這也清楚地表現着她政治和道德品質的卑劣。然而客觀地、歷史地講，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黃金年代」（這是美國傳記作家特里爾在《江青全傳》中的說法）。而江為什麼對她的三十年代又諱莫如深？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後來又成為大人物的共同的變態心理。
雖說閻先生把江青的心理問題延伸到古今中外的一切大人物身上有一點以偏概全，但對此是一種「變態心理」之說，實為神來之筆。首先，江青所投身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一種她青年時代所代表的個人主義和個性解放的天敵。加上中國幾千年以來對女性參政的仇視態度，江青在她的30年代的演員和文藝青年的經歷當然不是一種英雄血統，相反是為人垢恨的履歷。這大概使江青感到了「受害」的壓力並成為要掩蓋它的原因之一。其次，江青在30年代雖然也參加了一些進步活動，但無論在地下黨還是在左翼文藝界，都畢竟是一個小角色。江青要「吹噓自己30年代的革命經歷」，就必須把自己的作用無限放大。30年代上海中共和革命文藝的領導及代表人物，當然是周揚、夏衍、陽翰笙和田漢等人。而這些人非但在江青建國後的一些文藝活動（包括京劇革命）中反對了江的極左政策的，恐怕在這些大人物們的內心深處對江青這個當年的三流演員是不肖一顧的。這些都自然而然地在江青這個心理疾病患者的無意識里構成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結」。而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周揚等人公開豎旗對立的是魯迅。這又就使江青產生了把兩者連結在一起的被迫害妄想。例如，在江青和維特克的談話里，她對自己和魯迅一起受到周揚等人的迫害有如下的長篇描述：
在她有了演員的名氣後，幾家電影公司找到她強簽合同，這時魯迅出來保護她了。魯迅作為一名作家，批評電影公司是多麼殘忍地欺凌演員。最大的電影公司（通過周揚及其黨羽的文化運作，直接或間接地為國民黨服務）誹謗他和恐嚇要殺死江青來反擊魯迅。因此，在上海的那些年，她和魯迅都受到了相同的迫害。像魯迅那樣，她的神經時刻受到敵人的折磨。在說到各種不同的人和團體時，她的聲音痛苦地升高了。那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里都有人陰謀殺害她。……他們散佈她將被綁架的謠言，實際上，他們正試圖逼她自殺。她已經失去個人權利，沒有接觸媒體的管道，沒有辦法去反駁攻擊者，為自己辯護。在那些攻擊者中，很多人控制着媒體。當認識到自己以實際上被與外界隔離了，很容易受到攻擊後，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她的健康日漸惡化，抵抗力急劇下降。
這一段冗長的表述完全可以當作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自白，完全符合我們在上文引用過的臨床症狀（「廣泛及系統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會認為整個暗殺集團部署暗殺行動。故此患者會處處防備，生活極度謹慎，由於擔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慮，胡亂推理和判斷」）。首先，這裏的「受害者」是她虛構的，因為沒有任何歷史材料證明魯迅和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有過交集。當維特克直接問江他們兩人是否相識時，江青也只能羞羞答答地說：「她在上海時，有人告訴她，魯迅曾看過她的舞台演出。她臉色微紅地回答，強調是聽別人說的，她自己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見和她一起扮演「受害者」的魯迅和她的關係是純屬妄想。另外，江青眼裏扮演「迫害者」者的「周揚及其黨羽」也是虛構的。因為三十年代的周揚也並不認識江青（按江青的說法，只在田漢家裏匆匆見過一面而已）。由此可見，「綁架」、「陰謀殺害」、「逼她自殺」等等駭人聽聞的迫害完全出於江青「受害者情結」的外射。這裏最可怕的是：因為這種妄想被「廣泛及系統化」，這樣江在三十年代的朋友鄭君里、趙丹乃至保姆秦桂貞都在不幸中被「系統化」進了她的被迫害妄想網路中的某個連結點。而成了江青的瘋狂迫害對象。
現在我們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不少受了江青殘酷迫害的人一直想不通江青要迫害他們的緣由，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並沒有在現實中對江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脅。這裏解開迷思的鑰匙是：他們都在用一種正常思維來思考和判斷江青的非正常思維——深藏於她潛意識裏的「受害者情結」和被她「廣泛及系統化」的受迫害妄想。江在文革中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先生所受的迫害便是如此的典型一例。閻長貴先生1967年1月因《紅旗》雜誌的同事關鋒推薦任江青第一任專職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陷為「坐探」，投入秦城監獄，關押七年半。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他轉了一封來自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一位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叫「江青」的女幹部的信給了江青。出於好奇，閻長貴以為兩個「江青」之間可能有什麼關聯。此事顯然觸及到了江青上世紀三十年代年代的歷史，於是就在偶然和不幸中被「系統化」進了江青的被迫害妄想網路中。閻先是被江青撤了職。不久因為關鋒和戚本禹倒台，又被江青進一步「廣泛」地妄想為他們安置在她身邊專門來迫害她的「坐探」，還偷了江青身邊的「毛主席手稿」。閻長貴先生在文革結束後自然徹底平了反，但是他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江青會產生如此「荒誕」和「信口雌黃，胡亂編造」。因為「江青關我八年，而專案組一次也沒問過我所謂『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為根本沒這回事。」他的唯一解釋是：「江青為了整人，整一個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見其人格低劣之一斑。」閻長貴先生的憤怒和痛斥都是正當的和合理的。只是，如果把他的評語「人格低劣」改為「人格病態」，或許更接近事實。因為江青對他的瘋狂迫害，很大程度上還源起於她同樣瘋狂的被迫害妄想症。這些荒誕不經的虛構和想像在江青的無意識世界裏還是「廣泛和系統化」的，這當然是正常的人所無法理喻的。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她北京保外就醫的居住地自殺身亡。對於她的自殺，毛派研究者認為可能是「政治謀殺」。她原來的秘書楊銀祿則認為是「是因絕望自殺的。她被隔離審查（後被判刑）以後，整整等了15年的時間，看到國內形勢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大勢已去，想恢復以前的輝煌已經沒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於是就橫下一條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楊銀祿的解釋基本是對的，但是他忽略了指出一點：江青的心理上的痛苦還和她長期以來所患的精神抑鬱症有關。她的自殺完全可能是她抑鬱症最後發作的結果。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就把自殺作為抑鬱症的最典型的臨床表現之一：
大約5%-6%的心理疾病患者死於自殺，約20%的有一次以上的自殺企圖，有自殺觀念的比例更高。自殺行為有時是對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命令式幻覺的反應。……特別有自殺風險的是抑鬱症患者，尤其在感覺無望和失業時。在精神病性發作或出院後的一段時間，自殺風險也較高。
此外，這一分析還有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的支持。在中國近年以來的自殺中，大約51%為抑鬱症患者，其中至少15%最終死於自殺。
結語
任何政治人物在從事他們的政治活動時，當然主要是出於理性考量：或是基於自身利益，或是基於政治信仰。但是，這些人物的行為是否還有其他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美國崛起的政治心理學告訴我們：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有時是為了獲得心理的滿足，這樣的行為有時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慮，也是有限的理性。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如果政治人物患有精神疾病，這樣的心理疾患是否也會影響、或有限地影響他們的政治行為？答案也應當是肯定的。
江青在文革前就被醫生診斷出患有多種精神疾病，如患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等。她是帶着這些心理疾患進入這一政治風暴之中的。江青的心理疾病之一是一種女性的「外遇型」的「憂鬱症」。其原始病源是對毛澤東和她離婚的恐懼。毛對婚姻不忠，使江青有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時時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
為醫治精神疾病，江青被鼓勵參與文化革命。她一時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傾一時的女人。但絕對的權力決沒有有助於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療。相反，權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發和大為拓展，使她可以輕易地誣陷和迫害他人，從而對社會帶來了更大的危害。在她的政治活動里，出現了歇斯底里的衝動、無端猜疑和報復的病態、被迫害的幻想和迫害的瘋狂等等反常行為。這些都說明江青在文革中有極為嚴重的偏執型的人格障礙。
在這一點上，絕對的權力卻成了江青變態人格的放大鏡。讀者可以在本章分析江青的偏執型變態人格和她瘋狂報復她政治對手和整肅對象的關係中，以及她從受迫害妄想的虛構網路到現實世界裏政治迫害狂的奇妙轉換中獲得一些別開生面的啟迪。
江青作為一個心理疾病患者進入文革的動盪歲月，又最終以一個精神病病人的方式以自殺離開了紛擾於她的人世。這更說明：對研究江青這種「類型公共人物的發展輪廓」來說，離開了認真研究她的精神病患和政治活動的關係，就不可能說是全面的和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