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學生餐的強制安排，私下偷偷帶飯進校園，是許多上海家長的現實選擇。與不好吃的校餐周旋，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攻防戰。
幾位上海家長與學生講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
校園餐的地下戰爭
清晨六點的上海靜安區，天光未亮，李豆廚房裏的燈就亮起來。
她繫着圍裙，站在灶台前，把煮好的咖喱牛肉盛進保溫杯，擰緊，再迅速放進兒子的餐包———那個原來用來放湯碗的位置。初二的孩子就讀的這所中學不允許帶飯，她不能明目張胆。
幾乎同一時刻，上海閔行區的趙南也在偷偷給孩子備餐。她從冰箱裏取出一個凍得結實的保溫杯，再拆開新鮮的紙盒牛奶倒入杯中。
這是趙南總結的小竅門：保溫杯在前一夜被凍透後，牛奶能在數小時內維持低溫，夏天高溫下也不容易變臭。更重要的是，牛奶裝在保溫杯里，「別人不知道喝的是什麼」。
午餐時間，在黃浦區一所高中的教室里，高一學生錢小熙也有自己的加餐方式。學校的飯菜難以下咽，但不得不吃。她和周圍關係好的同學會來回走動，互相分享自己偷偷帶來的零食，比如辣條。曾有男生帶泡麵來泡，老師也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唯一的底線是「別把包裝袋亂扔」。
2024年冬天，上海家長李晨逸也開始每天早上給兒子張宇準備午餐：一份蛋炒飯加點蔬菜，或者燒點葷菜，盛到保溫杯里。
張宇在靜安區一所初中讀書。「地下行動」有時也會被攻破。一個半月後，張宇的一個同學在教室里吃可樂雞翅，「吃得太張揚」，被老師發現。幾個「帶飯黨」被同學舉報後，遭遇一頓訓斥。母親李晨逸的行動也就此終止。
私自帶飯，被上海的大多數中小學明令禁止——除非有醫院的特殊證明。2025年初，李豆聽兒子說，班上一個同學聲稱自己有腸胃炎，學校的菜實在吃不下，申請要自帶一個菜。兒子後來又補充道：這位得到豁免的同學，依然要交每頓17元的餐費。
圖丨上海某中學供應給高三學生的午餐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帶飯攻防戰」，戰線遍佈無數個家庭的廚房和學生的書包夾層。自集中供餐制在上海各大中小學推廣以來，一些學校陸續頒佈禁止學生自帶飯食飲料進校園的規定。但面對口味不佳，甚至存在質量問題的飯菜，在多種正面反饋形式無果後，家長們最終採取的行為是偷偷帶飯。
9月初，羅永浩與西貝的「預製菜」之爭，意外引發了公眾對校園餐質量的廣泛聲討。緊接着的9月15日，上海多所學校家長反映孩子午餐中的蝦仁炒蛋發臭，學校緊急撤菜。供應方綠捷實業回應稱「有學校反映蝦仁里有細沙」，但否認存在食品安全問題。
資料顯示，此次涉事的上海綠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2014年，後續發展為上海市中小學生最大的營養餐供應企業，2024年已覆蓋全市16個區的500多所學校，日供餐超50萬份，每份供餐價格在13~17元/份不等。
這家最大的校園營養餐供應公司的塌房，點燃了集體情緒。不少學生和家長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共同記憶。自10年代起，許多中小學生吃起供應商供給的午餐：每天中午，班級門口會送來一個箱子，裏面裝着統一的飯食。孩子們在下課後排隊領取，再回到座位上用餐。
關於問題午餐的記憶也逐漸湧現。今年初二的上海學生張宇記得，從自己2016年上一年級起，吃校園午餐幾乎就像是一場「探險」：小學，他吃過幾乎全是澱粉的炸肉丸，裏面的肉只有指甲蓋大；中學，他遭遇了5厘米厚的披薩、咬一口整塊肉就掉下去的合成雞腿、面目模糊的「魚排」。
不潔之物也時常出現：蚊子，頭髮。張宇記憶猶新的，是六年級時的「綠豆湯事件」：他說班上四十多人，有三十幾人腹瀉發燒。
關於校園午餐的地下戰爭，持續多年後曝光在公眾面前。這些年來，為了讓孩子們吃得更好，私下帶飯在上海的家長圈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沉默的螺旋
趙南第一次發現學校的飯菜有問題，是在女兒今年9月開學的時候。
她的女兒在上海閔行區一所小學讀三年級。那幾天，女兒總是一放學就跟趙南喊餓。走在路上，女兒總是等不到回家，就先要衝進包子鋪，買個包子墊墊肚子。
孩子平時並不挑食。在詢問後，她悄悄告訴媽媽，學校的肉嘗起來「有怪味」。但為了應付老師「必須吃掉一半才能倒掉」的規定，她無師自通地掌握了一套「生存技巧」：把餐盤裏的米飯壓實，或者把肉塊咬碎藏進飯里。這樣從視覺上，飯菜就能變少一半。
趙南心裏一緊。家裏平時就很注重女兒食物的品質。多數時候，能吃牛肉就不會吃豬肉。趙南的丈夫會去會員制商店一次採購一大盒牛排，她再按每餐的量分裝，冷凍起來，吃的時候提前半天解凍。她自己買麵包，也只挑選「日日鮮」，就是圖個乾淨新鮮。
9月中旬，趙南再次從女兒那裏得知學校飯菜的細節：中午吃了漢堡坯、雞排、洋蔥圈，看起來都是預製菜。
圖丨上海浦東某學校的午餐
「上海經濟這麼發達，我們的孩子都是在長身體的時候，不該讓他們這麼吃。」趙南感覺晴天霹靂。
李豆則在更早之前就聽兒子反映過學校的飯菜問題。2021年，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告訴她，自己基本不碰學校的午餐了，「實在餓得不行才會吃一些」。
學校菜單看上去琳琅滿目：飄香肉串，紅燒肉，胡蘿蔔牛心菜，沙琪瑪，魚丸粉絲湯……但其中許多食物都不能細看。兒子說，他從來不吃紅燒肉，「顏色很恐怖」。也有其他同學吃過後，覺得有怪味。
兒子在小學時就告訴李豆，自己想投訴飯菜問題。學校有校長信箱，他和班主任要校長信箱的紙。班主任問：「你為什麼要這個？」兒子說：「我要去投訴一下，這個菜不好吃。」班主任回答：「這飯菜是農民伯伯辛苦種出來的。我們不應該浪費，對吧？」
2020年，在李豆的兒子開始不碰校園午餐的前一年，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張宇也開始和媽媽抱怨學校飯菜難吃，但誤被媽媽認為是挑食。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五年級時，張宇當上少先隊員代表大會的代表，有了可以在大會上給學校反映意見的機會。
在一次大會的現場發言環節，張宇第一個舉起了手，「我覺得我們現在學校的飯不是非常可口，就是覺得有點過於油膩，然後希望學校能調整一下，然後有些飯菜有些難吃，希望學校能諒解一下大家。」
由於時間緊張，張宇沒時間思考太多。他記得自己坐得比較靠後，光線不好，他看不清台上校領導的表情。但那個穿過禮堂的回應，他聽得清楚：「學校的飯絕對是可口的，絕對是充滿營養的。很多校代表都沒寫這個問題，為什麼就你寫了？可能是你挑食。」
張宇站在座位上，感覺全場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他尷尬地站了一會兒，最終訕訕地坐了下去。
但回到教室後，一大幫同學圍了過來。他們都表示支持張宇。
直到2022年左右，張宇的母親李晨逸發現，周圍有越來越多同學和家長開始反映學校午餐的問題。她這才明白，兒子不是挑食。
李晨逸試過聯繫老師，但零星的幾個家長聲音，似乎很難引起重視。家委會和學校走得更近，但更多站在學校那邊。幾次溝通下來，學校對反饋幾乎不理不睬。
高一學生錢小熙對這種無效溝通非常熟悉。學校有時也會發關於餐飲的調查問卷下來，但往往流於形式。「家長和老師都知道菜品的問題，但是管不了，只能說儘量讓放學回來多吃點。」她說。
簡單的願望
2025年9月，校園餐安全問題再次被推進輿論中心。
9月23日上午，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針對近期發生的校園餐問題，教育部副部長王嘉毅表示，近幾年，有關部門開展了中小學校園餐專項整治，但近期地方仍然出現校園食品安全問題，需要繼續壓實各方責任。
同一天，上海市公安局、市場監督管理局和教育委員會聯合發佈針對「問題蝦仁」事件的情況通報。通報證實，涉事企業上海綠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在9月15日發現配送至靜安區某小學的蝦仁原料存在異常後，公司實際控制人張某某沒有如實上報，而是指令下屬對供應全市211所學校的相關產品全部下架銷毀，並統一對外口徑，將問題歸咎於「蝦腸外溢，有泥沙」。目前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並對相關人員採取控制措施。當晚，上海綠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發佈聲明致歉。
錢小熙在小學階段就曾食用過綠捷提供的午餐，而李豆、李晨逸等家長孩子所在學校的餐食則由其他供應商負責。
這並非孤例。2018年，上海中芯學校霉變食材事件爆發，涉事的上海怡樂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作為國際團餐巨頭康帕斯旗下企業，同樣在事發後被立案調查，校長被免職。幾乎同一時期，江西萬安營養餐變質事件導致多名學生就醫，3人確診食物中毒，最終多名官員被撤職問責。這些案例共同表明校園食品安全問題反覆發作的痕跡。
李豆對於綠捷的報道憤憤不平。她覺得這些公司為了賺錢，沒有道德。「這樣做不是危害下一代嗎？」李豆聽說，會有新的供應集團接管上海學生的午餐，她期待看到新的氣象。
而在由其它餐飲公司供應午餐的學校里，家長們的擔憂仍然持續。詢問老師後，趙南發現要有醫囑才可以正式給孩子帶飯。她正準備帶女兒去查一下過敏原或者腸胃功能，以此來申請送餐。
圖丨趙南給女兒準備的早餐
漫長的帶飯攻防戰後，李晨逸開始感到無奈與疲憊。作為雙職工家庭，準備飯菜很是勞累，可以帶飯的醫院證明也沒有那麼好開。
她仍然想通過正面渠道解決問題：最近，她計劃先和學校的學生發展中心溝通，再撥打12345市民熱線，反映供應商的問題。
經歷了少代會發言的挫折和數次反映無果後，張宇感覺自己的熱情漸漸被磨平。聊到最近的西貝預製菜事件，他坦言：「就算是預製菜，給我們好一點的供應商也是可以的，餐費貴一點就貴一點。」
高一的錢小熙經此一役，也有了思考。她覺得校園午餐長期無法解決是因為供應商沒太多競爭壓力，反饋渠道不暢通，提的意見沒有真正落實，「純換供應商可能治標不治本，還是得公開食材來源和成本以及修繕學校食堂，不要再以盒飯的形式售賣，多加點窗口，滿足不同需求。」錢小熙覺得作為學生，她還可以做更多，比如和同學一起整理意見，在互聯網平台發聲，讓更多人關注到上海學生餐的問題。
每天給孩子偷偷帶飯的李豆，不希望這場「地下戰爭」成為常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像打仗一樣在廚房裏忙碌，對她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她最大的願望很簡單：菜的品質好一點，讓更多小朋友願意去吃，或者開放大家帶飯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