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災難，並無多少值得爭論的地方，恐怖分子不等於就是伊斯蘭信仰、文化、族群，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至於美國如何對付他們，能不能成功，那也是沒人知道的事情。西方文明就是這樣，它一直面對着、開拓著未知的領域，千禧年討論的時候，有何可以總結的？報刊雜誌上大談一個話題：探險，這是他們當初殖民人家的初衷，也是他們今日飛向宇宙的動力，他們過得太好，讓別人嫉妒，非要恐怖他們一下，他們只有對付，別無退路。
美國故事總是獨一無二的。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九二九年，美國陷入最嚴重經濟大蕭條，都說是羅斯福救了美國，更多人則相信是二戰爆發，美國成了全球軍火庫，才從谷底脫困。整個二十世紀美國是幸運兒，冷戰、蘇聯瓦解、兩次石油危機、古巴危機、波斯灣戰爭，美國永遠是樂土，美元總是強勢貨幣；後來日本從戰後崛起，日本人跑來紐約買了洛克斐勒大樓，但是高科技和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美國再次走向高峰，又買回洛克斐勒大樓。
we will bring them to the justice,
小布殊說此話時底氣十足，他上台以來一直十分笨拙，卻在危機面前頗顯大將風度。
Nobody can change us是這幾天人人的口頭禪，God bless American的歌聲到處飄蕩，美國再次陷入「珍珠港心結」的含義是：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正義感。
二、西方永遠面臨不測
電視上說元兇本拉登躲在阿富汗，我驚訝地在電視裏看到一個男主持人跟一群小學生談話，一個男孩說：「我想是我們製造了本拉登，我們製造武器再賣給他們……」，這是何等令人刮目的教育，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洗腦一比就知道了。
冷戰留下一個惡魔，但是冷戰已經成了一個難纏話題，反西方的話語和思路，似乎只糾纏一個「西方原罪」或「帝國主義」的極端說詞，不及其餘，但其實歷史昭示要覆雜得多，文明的意義更含蓄地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選擇，歷史並非盲目或只剩冷酷，如二戰起因可遠溯一戰，無疑也是「西方列強」爭奪的後果，並非德國日耳曼一族之罪，希特拉的「生存空間」說亦非虛言，但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行為，卻賦予盟國一方巨大的正義性，連斯大林這樣的惡魔，戰前早已對俄國人屠殺成性，卻照樣可以「反法西斯」而塑成其歷史正義的一面，所以儘管美國中情局製造了本拉登，但後者對世貿大樓的襲擊，一如山本五十六對珍珠港的襲擊，捧手將巨大歷史正義性送給他們的敵人，而自己淪為惡魔，歷史性地輸掉，同理亦為，巨大的歷史正義性可以輕易將平庸者造就成偉人。因為正義性常常是歷史的動力、塑造力。
那兩天的話題，是「美國失敗教訓」。無論清教價值衰微、美國人自大傲慢封閉，還是領袖一代不如一代，總之是人性問題，難道西方二百年先進發達的人性社會，導致人的普遍低能，反而被血火二百年的「東方不敗」，那種落後貧窮集權所顛覆？天下有這番道理嗎？2019年我寫《鬼推磨》，還未看到川普敗選、瘟疫東來、全球中毒、「天黑下來」、中國中產階級亡命等等，直到「阿富汗撤軍」，好像終於等來一個「句號」，美國從峰巔跌落了。今天回望「九一一」，二十年有過一絲轉機嗎？美國人還說 justice嗎？
美國人有「地獄十年」之說，從2000年至2009年，掐指算算重大事件有幾樁：2001年「互聯網泡沫」、「911」紐約雙塔遭恐怖攻擊、出兵阿伊勞師無功、2005年颶風造成新奧爾良大水災、2006年兩房次貸危機、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底特律汽車工業破產等等，除了天災人禍之外，基本症狀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瀕臨崩潰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戰，相去九十年代初國際共產主義體系的崩潰，只有十年而已，所以兩廂皆難免爆發危機，很難說跟制度有關，也難說孰者為優，早晚只有十年之差，不足為憑。究竟什麼使得這個世界亂了套，或者人類社會有周期性的崩解機制？從政治制度的角度，西方優於共產黨者僅一權力制衡，但是金融危機顯示它對於高端金融行為並無制衡，其危害之重不輕於極權制度的獨裁弊端，黨魁與金融寡頭皆為私人，人性不完美且離惡不遠，自由經濟的優越還剩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