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在2005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看過王怡的文章。可能是在天涯論壇，也可能是北大未名論壇。儘管他那個時候已經有很明顯的反賊特色，但是，更多的還是被我看作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2008年5月汶川地震，我去救災，那完全是年輕人的瞎胡鬧。但卻有幸在城都與王怡見過一面。在見王怡前，我跟着黃琦一起去救災。（關於黃琦，我另文專述。）救災物資發放完了。黃琦問我有什麼打算，想去見誰。我說想見王怡。黃琦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不屑的表情。我差一點放棄。但我還是打了王怡電話，他說，你周末來吧，這裏有教會聚會。我之前已經在網上看到了王怡做牧師的消息。但是，我說，明天就要回去，等不到周日了，問他當天有沒有時間。他說，可以，但是已經另外有約，只能與我聊半個小時。地方很難找，等我找到他，離約定時間已經晚了。
似乎是在教會，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地方，我們分坐在兩個書桌一樣的椅子上。王怡很善談。他胖胖的，皮膚較白，眼神柔和，態度謙和，文質彬彬，是個標準的書生形象，與他指斥天下的文風大相逕庭。雖只短短二十來分鐘的見面，他仍顯示了他的淵博，無論知識，還是見解，顯然都囊括了我。時間很快到了，我定了鬧鐘，他聽到鬧鐘響，說，還可以再聊會兒。我猜測他可能是出於客氣，還是堅持走了。
我問了他幾個問題。其他幾個問題已經忘記，大概是地震後如何善後的問題。但有個問題，我路上馬上寫成了日記，記錄了下來。如下：
「一個問了數百人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曾經問過數百人，這次去成都問了王怡先生。
問題是：你認為中國會不會實現自由民主？如果會，需要多少年？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實現，由哪裏開始突破？理由是什麼？
他回答（大意）：肯定會，因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向着自由民主進步（註：這一點我懷疑,我對歷史進步論未能相信.）。近三十年來，不是共產主義者在向平民傳教，而是相反，是平民在向共產主義者傳教，共產主義者在一點點退守，在一點點被平民和平演變。
多少年和由哪裏突破，這個難以預測。他說，我以前也經常和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但是，近來，我不再這樣想了。因為這個問題的預設前提是，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實現了自由民主，我的生活就是有意義的，如果不能實現，我的生命似乎就沒有意義了。我不能接受這種使我活得如此卑微的關係，我靈魂的處境，竟然會與一個我瞧不起的政權有關係，竟然會被歷史中一時一地的制度所左右。我肉體的遭遇，自然會和世上的一切環境有關係，但我靈魂的自由與平安，我的生命是否有一種更高的可能性，這怎麼可能與一個地上的專制體制有關係呢。
如果我過於關注這一個時點，其實是過分抬舉了一樁罪行的地位，專制與否沒有那麼重要，沒有重要到可以支配和影響我們心靈世界的程度，對我來說，如果我對世界的態度，將取決於世界上最壞的那一部分，取決於世上的惡人做了什麼，那就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的羞辱。
我的思考：他的回答是所有回答中最好的，最入我心，我正是因為思考人生意義問題才進而想到這個問題的。人生意義問題和這個問題，於我，經常是交織在一起，難分彼此的。
可是，說自己生命是否有更高的可能性與地上的專制無關，這不是說謊嗎？而且，所謂生命更高可能性是什麼呢？並不是自己的生命脫離了環境，而是自己的認識脫離了環境，也不是自己的認識脫離了環境，而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環境無法影響或者環境影響不大的地方了。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文字，就是立言，這是一種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思路了。
這是個人與環境的關係問題。沒有自由，個人的意義就無法實現，因為自由是一切意義得以實現的基礎。不注重環境改變，認為環境是無足輕重的，個人內心才重要，這其實是返回到了內心，是一種退守的、向內萎縮的人生觀。惡是一種事實，如果無視之，這不是自欺嗎？」
2008年三月，也就是去汶川之前的兩個月前，我與唐荊陵律師認識，開始走上街頭。在這個過程當中認識了陶君，他是六四的湖南省學生領袖之一。有一天晚上，廣州大雨，陶君忽然打我電話，說要來找我。我說，我住在城中村，只有一個單間。他說，國寶驅趕他，他沒有地方住。我說，你只要不怕我住的地方差，你就來吧。我們一起住了一個多月。大概幾天後，汶川地震發生了。當我激動地告訴陶君，我要去汶川救災，他顯然不贊成。我當時儘管傻頭傻腦，但是，決心要救天下的熱情卻正在熊熊燃燒，沒有地方安放，這樣好的機會我怎麼能錯過？
當我從汶川回到廣州，我與陶君談到，我見了王怡。陶君嘴巴一撇，十分不屑。我認定王怡是個反賊，並且從床頭拿出了一本書，似乎是與神親嘴，或者其他書。我說，你要麼看看這本書，你絕對會改變想法。他說，我懶得看。我說，你先了解一下嘛，也許你會改變想法。他說，你給我一篇你覺得好的。我就翻出來一篇給他看。他很快看完了。我能明顯感受出來，他眼神不一樣了。我說，我有王怡電話。他說，我想和他聊幾句。我打了王怡電話，王怡很快接了。我說明了打電話原因後，把電話給了陶君。他們打電話的時候，我走開了。
陶君對王怡的不屑，民運圈的熟人大概早就知道了原因。那就是「余王排郭」事件。這件事，深刻地影響了我與王怡的關係。以至於，我幾次想寫王怡，但是，卻不知道怎麼寫。我在寫王怡的文章中，提這件事，是合適的嗎？我與郭飛雄有所交接，並且很尊敬。另外一個當事人，余杰，也是我很尊敬的。傅希秋牧師，幫我來美國，於我有救助之恩。我不想傷害任何人。他們對我都是前輩。
從2008年，也就是從我26歲開始，每年過節，王怡都會發信息給我，表示問候，從來沒有間斷過。他的祝賀短訊如此優美，與他的詩一樣，我幾乎每次都會引用，轉發給我自己的朋友。我如此喜歡他的文章，他的政論，他的影評。尤其他的詩，我甚至不忍一次性讀完，就像遇到最愛的美食，不忍一口吃掉，而是慢慢用舌尖輕輕舔舐，品嘗。他的書單：王怡的讀書單，我更是發到我所去過的所有網站，並打印出來，隨身放到書包里。他的書單是我買書和看書的指南，他的電影是我看電影的指南。我受洗之後，他的講道，我也愛不釋手。
蜀地自古多才子，就1970後的反賊才子而言，我熟悉的有餘傑，王怡和劉仲敬。余杰成名最早，文風簡易明朗。劉仲敬為文怪誕深刻。王怡成名晚於余，而早於劉，但其為文卻綜二者而有之，不但眾體畢備，且皆臻於卓越。我想做個不恰當的比較，1980年代，文壇有兩個黑馬，李劼和劉曉波，並稱南李北劉。李出獄後來到美國，余劉也定居美國。如余杰或者劉仲敬比作李劼，而王怡則近於劉曉波。我聽說劉曉波在獄中也把閱讀興趣轉到基督教著作，我不確定劉有沒有決志成為基督教。我不想評價劉曉波的驚世文獻：我沒有敵人。但我於2010年受洗成為基督徒，甚至在2006年左右就寫了不成熟的文章：基督教救國論。從個人偏見或者說個人志趣而言，於余，劉，王三人，我更親近王怡。沿着我自己的思路，就中國的基督教化，我對比了一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史。我對中國人的民主化已經不抱希望，甚至完全絕望。但我隱隱覺得，王怡在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上，會是個重要人物，其重要性和影響力，很可能會超過劉曉波。
我2014年入獄後，王怡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提到了我。與他詩中提到的其他良心犯並列在一首詩中，尤其是出於王怡之手，我實在倍感榮幸。我照錄如下：
「【詩】主僕王怡|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劉曉波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再說什麼
高智晟也是我的朋友
雖然我們見面次數不多
許志永是我的朋友
他來過我家，又來教會聽我講道
陳雲飛是我的朋友
他的女兒放假了
也習慣了爸爸不在家
劉賢斌是我的弟兄
他在裏面給一個小偷傳福音
我很久沒見到他妻子了
李化平是我的弟兄，和我體重相若
當然我是指他入獄之前
唐荊陵是我的弟兄
第一次在廣州見他，他穿着草鞋
陳衛也是我的弟兄
我們只吃過一頓飯，因為客氣
他硬着頭皮，也聽我講了一次道
李和平是一位好弟兄
前幾年，每次出事我都找他
李方平也是好弟兄，和他一字之差
胡世根長老是好朋友
在北京見第一面，在成都見第二面
范亞峰是我的弟兄，也是我兄長
主曾叫我跪在他家的地板上
做了最後一次決志禱告
楊茂東也是我的朋友
雖然許多人認為，我是他的敵人
他的律師隋牧青來過教會兩次
和我握了兩次手。聽說他被帶走
我忽然感到手上熱乎乎的
冉雲飛是我的老朋友
浦志強也是我的朋友
一個朋友坐牢時，我和另一個朋友通電話
後來夏霖也坐牢了
我們喝過一次，當然我是以茶代酒
坐牢的人都惺惺相惜
所以朋友的朋友，也成了朋友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郭玉閃在我書房，談過一個下午
笑蜀在我客廳，屁股沒坐熱就走了
王清營多年前來成都，敲過我的門
鄭恩寵倒是一面都沒見過
但他的夫人剛來過我家查經
譚作人是一個好朋友
記得第一次在江邊喝茶，他說
你多保重啊，千萬不要進去
誰知進去的人是他
還有些人，必須先成為朋友
出來後才有機會認識
譬如師濤，譬如楊子立
還有些親愛的朋友，只能在海外約
譬如去美國，約余杰弟兄
去香港，約滕彪兄弟
還有我的朋友李必豐，他居然托人
帶了一張紙條出來給我
要我幫他兒子留在加拿大，別回來
還有我的弟兄王炳章，我和他的女兒一道
去華盛頓見過美國參議員
還有楊天水，還有許萬平
還有黃琦，他妻子在教會受過洗
還有嚴文漢，進入鏈子門之前
他是秋雨之福教會的慕道友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北京最多，成都次之，廣東第三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基本上都是男的，留下孤兒寡母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談笑有囚徒，往來無鴻儒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我怕什麼，如果上帝讓我進去了
總有人說，王怡是我的朋友
王怡是我的弟兄
我們要為他禱告，替他的妻兒分憂
20150713，深夜，想念朋友。」
我2016年11月出獄後，王怡第一時間打了我的電話，表示慰問，並轉了1000元人民幣給我。我知道這是政治犯之間表示敬意和愛意的最直接方式。就像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間發生的一樣，當人生深陷泥潭，親人們也總是習慣於用這種直接的方式表達愛和支持。但是我沒有接受。這裏有我的傲慢在，也有偏見在。這種傲慢讓我羞愧，同時，我也感嘆偏見的力量是多麼強大。我坐牢了，他沒有。儘管我不過是毛毛雨，不過是坐牢兩年半。但已經足以讓我，在我如此喜愛，如此尊敬，甚至如此崇敬的人面前傲慢。甚至也許還有嫉妒？他這麼有名，而我沒有。他雖有才，但也不過是個卑怯之輩而已。我也許內心深處在想，他不過是個好名之徒罷了，這樣的人多如恆河沙數，他算什麼！？
當我在獄中，盤算自己出獄後應該做什麼，我覺得做牧師，傳教也許是個辦法。出獄後，我看到王怡在城都辦神學院，我報了名。但我最終沒有去，家在廣州是原因之一，但是，根本原因似乎還是偏見。
2018年，我來到美國，在王志勇牧師的教會大概半年左右。王怡來美國的時候，也在這個教會，他就住在教友的家裏。我聽說了王怡更多的事情。我只能說，我了解他越多，我就喜愛他越多。
2018年12月9日，王怡被捕，後被判刑9年。明年就要出獄了，我只想祝福他身體健康。
王清營
2026年4月14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