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最近剛在東大辦完講座，宣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簡體中文版在日本出版，在那之前他也去了華盛頓DC的季風書園以及紐約亞洲協會演講。從美國到日本，這幾年他不斷地用非常有問題的論述以及倫理去代言以及談論台海戰爭議題。
我於是參與端傳媒的計劃，與中國記者郝勵克以及端傳媒的記者吳政霆對談龍應台爭議。很核心的一個問題是想問，為什麼龍應台在台灣台派已經受到大量批評，但在中國人（至少從這些演講場次看起來，海外中國人）社群中還是有一定的魅力？
整個對談也讓我們得以梳理龍應台這幾十年來，各種作品與發言在兩岸的爭議點。
在此擷取我的發言的一部分，特別是關於龍應台近期的寫作以及演講對原住民議題在文化與經濟上的雙重剝削、以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歷史與戰爭觀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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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自身經驗來說，很明確的一個轉折點是龍應台當文化部長的時候。我當時從高中畢業進大學，經歷了太陽花學運。龍應台當時對太陽花的評價是「行動一百分，思想薄弱」。你就看到一個寫過《野火集》、願意在共事務上發聲的人，走到體制裏面之後，是用這樣的態度在對待社會運動和學生。
龍應台離職後，先後到屏東和台東去住。我下一次看到有關她的討論，就是2023年年底，她到波士頓巡迴演講。當時我的朋友，現在在 UCSF的研究員謝新誼有去聽，聽完後非常生氣而發了評論。龍應台當時談的是她在台東阿美族部落的生活經驗，就一樣是她那種熟練的講故事的技法，但其實裡面包藏了很多政治論述。她會借「農民朋友」之口，批評台灣政府太愛搞獨立，沒有為了台灣的和平着想；甚至中間有一段，她提到農民因為服貿政策沒有通過而受苦，就是太陽花學運當年要反對的政策。
我覺得這裏有嚴重的田野倫理上的問題，雖然她在講這些之前，都會強調她不是一個人類學家或政治學家，但我想不是只有學者才需要在乎田野倫理與族群敏感度。如新誼所提到的，龍應台完全沒有脈絡化她這些「農民、打漁的朋友」的生命經驗，就轉述他們對戰爭和服貿的看法。
另外還有台灣的殖墾主義問題。龍應台作為一個漢人，在經歷了官場的折磨後，想要接觸大自然，於是決定搬到原住民部落里去療愈心靈。這其實是一個常見的結構問題，在漢人社會我們把東台灣想像成我們在都市生活里疲倦之後，可以讓我們心靈得到充電的理想退休地等等，就好像他們都要接受我們都市人的情緒垃圾一樣。
這裏也有資本不對等的問題：為什麼原住民土地在台灣被掠奪的歷史這麼久了，漢人還是有這個資本，在他們想要退休「接近大自然」的時候說搬就搬到原住民部落里？而且龍應台還把她在原民社群的生活，全部變現成她在國際學術文化市場上的資本，能夠在哈佛、海德堡大學這種國際學術場合演講，那這不就是一個漢人對於原住民的文化和經濟的雙重剝削？」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簡中版的序中暗示現在的台海緊張局勢是八十前年國共內戰的延續，又是「兄弟相殘于田壠、姊妹輾轉於溝壑」，這也呼應她在《大江大海》的最後一句話「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這些都是這本書論調的最大問題，就是我們都是時代的受害者，我們都一樣。這種去脈絡化的論述不但看不見加害者的面孔，也抹滅掉不同受害族群之間的差異以及相對的權力關係，包含她自己在這整個歷史結構裏面的位置性。而且一直用這種兄弟姐妹的血緣論來抹殺差異性，與中國政府血濃於水的統一論述是很類似的論調，很令人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