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告全市人民書》得到群眾極其熱烈的反應。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引起歡呼。我將軍隊入城定性為"反革命軍事政變"，原因之一是他們打倒了總書記，而且那兩日鄧小平也杳無音訊。有人估計是反改革派乾脆連鄧也一起打下去了。我們沿長安街西駛，以步行速度經西單─宣武門─前門─崇文門─東單─天安門，在市中心繞了一圈兒。廣播車後緊隨着上千自行車和步行者，好像是一支遊行隊伍。寫稿抄稿找不到筆了，祗要向車窗外喊∶"筆，誰有圓珠筆？"馬上就會有幾支筆遞進來。好幾次被攔住，人們硬要往車上成箱地送飲料、麵包、口罩（防催淚彈）等物品。推辭不下，祗好收下。其實車上堆滿了這些東西，吃、喝、藥、用，應有盡有。群眾的熱情使我深為感動。尚未聽清廣播內容，遠遠望見"絕食團指揮部"幾個大字，便是一陣歡呼。在北京市公安局門口，我請司機停下來，專門衝着大樓廣播。許多警察都擁到門口窗口來靜靜地聽，卻無人衝出來抓人。至此，我懸起的心才放下來。剛才讓學生領袖全部下車實在是過慮了！有這麼多群眾保護，中共是不敢輕舉妄動的。我悟出一條道理∶祗要軍隊進不了城，戒嚴就是一句空話，運動就不會被扼殺。此後，我還建議調動外地學生防守地鐵，巡視堵軍車"前線"等等。（見《歷史的一部分》第88頁─第93頁）
這些無疑皆屬"激進"之舉。最近查閱資料，發現我寫的《高全市人民書》可能是戒嚴之後最早的正式文告之一。我把戒嚴定性為"反革命軍事政變"，也是最為激烈的言辭。如果堵截軍隊是嚴重的"激進"事件，我應承擔煽動罪。
我還有一項嚴重的責任：未能估計到屠殺。我這樣一個閱歷豐富的對國情有較深了解的作家尚且如此天真，就不要再責備青年們了。嚴格說來，這是成年者的集體罪過。我應分擔極其重要的一份。
但六四後海外媒體上曾報導的"正義者同盟"非我所組織領導。暗殺與地下武裝鬥爭並非我的信念。
從自由出發
在表示承擔責任的同時，我心中懷着巨大的憂慮。絕食和堵截軍隊無疑是構成八九民運的主體事件。沒有絕食與堵軍車，就不會有五月高潮，當然也不會有公開屠殺，但也就不會有全國二百個以上城市的抗爭，也就根本不會有徹底否定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八九民運。
個人毀譽事小，國家興亡事大。
如果競相認錯悔罪，是否為了個人道德完善而置人類正義於不顧？
如果連比較溫和的王丹都是三七開，過大於功，那麼柴玲、李錄、封從德、張伯笠、韓東方、嚴家其、鮑遵信、陳一咨、萬潤南等又該如何論罪？
如果站在第一線的人物皆過大於功，是否在邏輯上構成對89民運的嚴重否定？
如果隨波逐流聽任否定爭取自由的英勇鬥爭，是否更加不道德？
如果譴責為爭取自由而付出的犧牲，是否推翻了一整部人類史？
如果必須為反抗而招致的公開屠殺承擔責任，是否更應為不反抗而延續那數量更大的例行屠殺承擔責任？
我心中充滿痛苦！
我們這一代人，從來就不是書齋里的智識份子。壓迫與反抗已成為我們血液中不可改變的深在。我一刻也不敢忘記∶我就是囚禁在西北勞改營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右派，我就是瀕臨餓死手持棍棒揭杆而起的雲貴高原農民，我就是金沙江邊像柴垛一般燃燒的戰死的造反者，我就是被活活剖腹挖心分而食之的廣西少年，我就是像狗一樣蜷縮在破麻袋片上曬太陽的因勞致殘的老農，我就是奶頭上掛着孩子煙熏火燎地煮食雜糧野菜的大嫂，我就是挎半籃雞蛋去換食鹽的倚杖而行的大娘，我就是刺血而盟秘密分田單幹的貧下中農，我就是長安街上被坦克碾壓被槍彈洞穿的學生，我就是四處流浪受盡凌辱的打工妹……─我不可能完全是安坐於太原及普林斯頓書房裏的那個我。我不可能不為我所目睹我所經歷因而我所代表的苦難問一聲為甚麼！
我們如此認錯悔過，是否在不動聲色地剝奪人民反抗暴政的基本權力？暴君們可以剝奪我們所有的權力，而無法剝奪的最後的權力就是反抗。
為甚麼我們嘴上講的是從自由出發，而實際上卻主張從功利出發？
我並不想把自由與功利人為地對立起來。自由是好的，功利也是好的。當兩者不可得兼之際，我們該如何選擇？
在《為柴玲辯護》與《試論打破一環》兩篇長文中，我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論述了八九民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妥協、避免流血、維憲守法、柴玲"5·28錄影講話"、檢討歷史的標準、失敗、集權政權的不妥協、極權社會的反抗、理性與非理性等等。在這些論述的基礎之上，現在要談的是八九民運的精神。
裴多菲的一首小詩如此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無人不曉，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戰鬥口號。本來，自由具有功利的成分，因為它體現為一系列基本權利。但是，當它一旦成為人類公認的基本價值觀念，成為一種理想，就獲得了超越功利的精神價值。讓精神屈從於功利，生命就返祖為一種本能的生物性存在。人類為自由、尊嚴和愛情而不惜捨棄生命，並非對生命的否定，而是對生命的最高的積極的肯定。因為人是有精神的。沒有了精神，人就不成其為人！正是有了自由精神，人類才成為天地間最輝煌的存在！有人曾這樣假設：如果半個世紀前中國人不抵抗日本入侵而甘作順民，那麼今天不僅會享有富足的生活，而且隨着世界潮流也會自然地獲得民族獨立。從日本對東北及台灣的經營來看，這種假設並非沒有一定道理。但這種假設忘記了一個常識：自由是人類的天性。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有為自由而戰而流血而犧牲的歷史。僅就社會主義國家而言，舉其大端，1953年在東柏林，1956年在布達佩斯，1956年在波茲南，1968年在布拉格，1976年在北京，1980年在格旦斯克，1989年在北京，1989年在布加勒斯特，1991年在莫斯科，人民都曾為自由而戰，並已經成為人類尊嚴的光輝篇章！如果選擇一個場面選擇一個鏡頭作為八九民運的精神象徵，相信多半會選擇王維林隻身擋坦克。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屹立在一大隊鋼鐵武器前毫不退縮，正是經典地表現了這種"不自由，毋寧死"的人類尊嚴。以"激進"來責難否定八九民運的朋友們，可以試着先批判一下王維林。批判他"以卵擊石"、"不會妥協"、"浪漫煽情"、"期待流血"、缺乏"責任倫理"、不是"建設性的反對派"……總而言之─"非理性"。我猜想你們是作不到的。王維林烈士的壯舉感動了全人類，因為他體現了從自由出發的最高貴的人性！這一畫面，已作為人類對生命的終極理解和對自由的無上崇拜之最經典的詮釋而載入史冊！
中共憑藉武力建立了一個歷史上最殘暴的政權，對於一切人民的反抗，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哪怕僅僅是思想的，他們非抓即殺！據估計，他們在和平時期殺死的人數是奪權時的20倍！在這種恐怖統治下，我們手不能作口不能說心不能想，甚至一則日記一封家信一字筆誤都會惹來殺身之禍！就連在刑場上，他們都不允許就義者最後的一聲呼號：用棉花塑料堵嘴，用膠粘嘴，用竹筒彈簧塞嘴，用手術線縫嘴，用鐵絲勒嘴，用繩索套頸，注射麻醉劑，口服抑制劑，刀刺軟肋，割斷喉管等等。雖然人民一直沒有停止反抗，但這種滲入血肉的恐怖畢竟達到了目的：絕大多數的人被抓怕了殺怕了。八九民運的空前規模的英勇抗爭，正是中國精神黑夜裏一道燦爛的理想之光！每一個民族都在自己的歷史中給捨身取義的英雄留下了一席最尊崇之地。這不是對功利而是對精神的崇拜。失去了這種精神，就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魂魄，失去了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據。特別是在我們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墮落的時代。一個民族可能遭受失敗或挫折，但祗要這種自由精神不死，就不會被征服，就一定會復興！
89年的中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
那塊苦難大陸上迸射出令全人類眩目的光！
我們中國人釋放出心中壓抑已久的自由之火，並在那聖潔的火焰中純淨了靈魂！
那五十幾天勝過渾渾噩噩的一百年！
─請不要忘了那些值得驕傲的日子！
在我即將結束本文之際傳來消息：中共中央軍委4月18日發佈1995年15號命令，將中國大陸城市分為五級，規定駐軍人數，加強戒備。國務院撥款15億5千萬作為軍隊部署的特別款項。目前，不算正規軍，中共已成為擁有六百多萬警察部隊（公安部隊4百50萬，武警部隊1百50萬）的超級專制國家！在這種超級恐怖政策之下，如果我們民族還想尊嚴地生存下去，如果我們中國人還要從自由出發去重塑我們的生活與靈魂，我們別無選擇，祗有如守護火種一樣在黎明之前守護八九的自由英魂！
那位參與戊戌變法策動護國討袁的啟超，曾悲憤地要向國會磕一百個響頭"求賞憲法"。我不能與任公相比，奢望亦不及他高，但悲憤之情卻同樣難以言表！我要向在六年前也曾灑過一掬純淨淚水而今天鳴鼓而攻的各位朋友們磕頭。我向你們磕第一個響頭：請不要瀆八九民運！我向你們磕第二個響頭：請不要瀆八九民運！……我向你們磕第一百個響頭：請不要瀆八九民運！
在《歷史的一部分》中，我寫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八九民運之偉大，不僅在於慣於忍受的中國人第一次挺直脊樑站了起來，要求結束做奴隸的歷史，還在於天安門廣場上的英勇抗爭事實上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總崩潰的開始，它已經成為確定不移地樹立起來的歷史的界碑。當歲月逝去，回首歷史之際，我們可能會更加準確地評估八九的光榮。
我們應當為自身的種種過失和道德缺陷反思懺悔，尤其是當我們憶及那些永別了我們的死難同胞之際。
但是，我們無權卑瑣地"每日三省吾身"，以懺悔反思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榮。
因為八九民運不屬於我們個人，它早已屬於全體進步人類。"
我今天仍然不悔。我不願為一碗紅豆粥或者哪怕是如山的黃金出賣自由！
那怕祗剩下我一個人！
1995年6月24日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