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在全國通緝且有秘密通道的情況下輾轉半個中國堅持逃亡寫作三年之久，與逃避責任而感受的恥辱多少有關。我之所以強烈地為學生領袖們辯護，更與此有關。青年們一無經驗二無聲望，卻自覺地承擔起歷史使命，卓越地領導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他們剛剛從血泊里站起，便遭到了無數的指責。我、以及眾多與我相同或大不如我者，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承擔責任，無人追究。那些當年的怯懦者更真理在手大加韃伐而不覺稍有臉熱。事情就有些荒誕起來。）
我願為絕食接受審判
王丹在承認"我的功過是三七開"時，具體提到他所起的"負面作用"，祗舉出一個例子："比如我也是堅決主張絕食的成員之一"。顯然，他認為主張絕食是他最大的過錯。此外，還有朋友指出：知識份子推波逐瀾、出謀劃策者，"將'文革'絕食經驗傳授給學生"。我很感謝他們沒有點名。作為絕食的始作俑者，我該再"說清楚"一次了。（順便說明一句，絕食的發明權不在文革。）
據張伯笠回憶：
"兩天過去了，中南海沒有任何動作。（指對學生們提出的七條要求。——鄭義注。）四月十九日晚，鄭義和北明又來到我的宿舍找我，鄭義建議，實在不行就絕食，這是非暴力鬥爭最有效的武器。我趕緊從書柜上找出《甘地傳》，研究甘地是怎麼絕食的。
鄭義說，應該先寫個絕食的標語，但商店已經下班了，買白布也來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單拿下來，鋪在地上，兩大瓶墨汁倒在飯盒裏，鄭義撅在地上，像寫他的《老井》那樣認真寫着'絕食'兩個大黑體字。同學們都誇他字寫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時練的。'
當我把'絕食'的床單帶到新華門前時，正是四月十九日午夜了。幾個北大的同學把床單鋪在新華門前，北大數學系的一位同學很認真地徵集簽名，那些守門的軍警毫無表情地看着他。"（《中國之春》1993年6、7期合刊：《長歌當哭》。下同）
"晚上，（指4月21日。張伯笠記憶有誤，應為22日。因這次談話中涉及郭海峰跪遞請願書。——鄭義注）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來到我的宿舍，商量籌備北高聯的事，鄭義和夫人北明也參加了，鄭義對形勢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從這幾天發展的情況可以看到大學生的成熟和穩健。他告訴我們他這幾天四處奔走，已開始徵集着名知識份子簽名，他們將以公開信的形式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要求他們能認真聽取同學們的意見，鄭義還就遊行、靜坐、罷課或絕食等步驟提出建議，讓我們參考。"
根據我的回憶：
"當晚（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後─鄭義注），氣氛頗緊張，盛傳各高校要實行軍管。咱倆又匆匆混進門禁森嚴的北大。我急着叫人找來學生領袖，要專門同他們談一個問題∶絕食。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強大的群眾鬥爭武器。在一間學生宿舍里，王丹、郭海峰、熊焱（？）與咱們見了面（在場的還有作家班張伯笠、陳建祖）。簡單寒暄兩句，立即進入正題∶如果當局實行軍管，不准貼大字報，不准示威、請願，不准出校門，便可立即宣佈絕食。既不違法，又是困境中最有力的鬥爭方式。我向他們簡略講述了文革中我親自參與的一些絕食鬥爭。祗要有數十人宣佈絕食，就會有數百上千人響應，就會有數萬人圍觀，捐款捐物捐藥。而絕食者的請願條件，便立即會成為全社會的議論中心。過二十四小時，體弱者開始昏倒；過四十八小時，開始大量昏倒；七十二小時是一重要臨界點，每一分鐘都會有救護車呼嘯而去；穿梭不停的救護車將成為這座城市的主要景觀；在政治高壓下平素沉默不語的社會，立時會燃成憤怒的火山……此外，我對他們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表示大加讚賞，回顧了文革武鬥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暴力脫離民眾，而且，暴力往往導致新的專制獨裁……我提請他們注意∶儘快通過全校大選，成立合法的新學生會，儘快出版自己的報紙，以事實上的組織與出版物來爭取憲法上一紙空文的結社出版自由；穩定領導核心，不要搞書生氣十足的大民主，走馬燈似地撤換領導核心……"（《歷史的一部分》第23、24頁）
我並不年輕，也不糊塗。早在當時，我就有承但責任的精神準備。
"聽說是北大王丹發起，我心裏一震。如果絕食有了善果，推進了政體改革，一切都好說。如果出了意外，我是難辭其咎的。
中午，北大二百絕食同學進入天安門廣場；我聞訊趕到已是傍晚，正值清華、北師大、科技大、北航、理工等校絕食隊伍入場。在場群眾不多，數千而已，氣氛不是大遊行似的興奮，壓抑、輕微的悲壯。標語口號已成哀兵必勝之勢∶'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剷除官倒，從中央做起！從領導做起！從現在做起！''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改革需要犧牲'、'永別了，媽媽'……
當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絕食'大旗在紀念碑前正中旗杆上升起時，我眼中含滿了淚。在這個巨大的廣場上，也許只有我一人才明白學生們邁出了怎樣的一步！破釜沉舟，義無反顧！這是退縮與堅定的界溝。一旦越過，你便再無退路。青年們在宣誓了∶'我立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心裏油然而生由衷的敬愛。我不了解他們內部討論與決策的過程，但他們分明把這進可攻退可守的超級武器運用於擺脫低潮，把民主運動推向前進。這就是赤誠、勇敢！這就是智慧！
南來的風，鼓起了兩根旗杆間的絕食大旗，如一面黑帆。這黑帆將載我們去何方？我說不清。也許，我們將抵達民主與自由的彼岸；也許風暴將把一切都埋入深深的海洋。無論結局如何，這些勇敢的年輕人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難道歷史的車輪要靠代代精英的鮮血來潤滑？！
根據"絕食請願團"正式宣佈，絕食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五點二十開始。
患軟骨症的民族不應忘記這個時刻。"（《歷史的一部分》第43、44頁）
─所說"意外"，僅指絕食者死亡或終生殘疾。至於說到要為絕食造成運動升級而因此"造成流血"承擔責任，我當時還不具備這樣豐富的想像力。
當我逃離大陸之後，特別是當我了解到在91年巴黎會議上大家為絕食發起者、絕食書起草者到底是誰頗有爭執之後，便不願再提這段往事。今天，當絕食已成為"激進"的重要象徵，當人們已經開始在共產黨之外尋找應對流血負責的人士之時，我不宜再保持緘默。對於一個決心永遠與權力保持距離的自由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爭功是一件可笑而不智的事情。但現的情勢，使我不得不站出來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責任。
我對我在八九民運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負責到底。
我願意接受道德的、歷史的以至法律的審判。
我在文革中的絕食經驗
憶及先後向張伯笠、王丹等人建議絕食，這思路源於文革中的直接經驗。
我一直認為存在"兩個文革"。一個文革，毛澤東的文革：自覺地利用群眾運動，摧毀政敵，奪回最高權力。一個文革，老百姓的文革：自覺不自覺地利用合法條件，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民主權力。這"兩個文革"互相利用交錯纏繞，情況十分複雜，但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正義的傾向不可抹殺。1967年夏，打着"造反"旗號摧毀中共地方政權的鬥爭已進入高潮。其時，我正在貴陽，參加首都紅代會清華井岡山駐黔聯絡站工作。
一個突發事件震動了貴陽∶造反派的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從省城至畢節縣的幾百里山路上被分割包圍。這支以唱歌跳舞來宣傳造反的"遠征軍"被沿途各縣武裝部巧妙切割∶每縣只攔截住車隊的尾車，致使從貴陽到省界畢節的漫長道路上各縣都成了圍鬥造反派的"戰場"。斷絕飲食，不許下車大小便，多人被毆傷，孤立無援，情況萬分火急！
鞭長莫及，在省城佔優勢的造反派祗有遊行集會，向顯而易見的禍首貴州省軍區強烈抗議。但軍頭們根本不怕遊行示威，不予理睬。在一次緊急會議上，一些人提出一個方案∶組織一支龐大車隊去把人搶回來。我堅決反對，理由十分簡單∶在山間公路上攔截與切割車隊易如反掌。不久之前，在四川宜賓城郊，我就有過失敗的經驗。於是組織車隊的方案被否決，絕食抗議成為決議。
次日，數百絕食，數千後援的學生隊伍佔據了市中心大十字路口，交通立即斷絕，政治氣溫驟然高升。我向王丹張伯笠等學生領袖所描繪的絕食景觀正是那次絕食的實況。救護車滿城飛馳，市民包圍着絕食學生，而拯救遠在天邊的宣傳隊頓時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話題。一天多之後，省軍區終於坐不住了，派人來與學生談判。他們也怕觸犯眾怒；另外，他們更怕學生幾個小時一封告急電報，引起了中共高層直接干預。但開始的談判失敗了∶學生們的條件過高，軍頭們下不來台。大約在絕食四十八小時前後，我們聯絡站開始干預，勸告學生放棄"承認錯誤，追究責任"等過高要求，只要先把被圍困的同學撤回來就是大勝。理由頗能說服人∶文革中的絕食，大多在六、七十小時左右中共高層便開始干預，不好表態時一般便電令"復食鬧革命"。根據目前政治局勢，高層絕不會一邊倒地支持我們，萬一來一個"復食鬧革命"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必須利用軍頭也怕上面干預的心理，馬上達成協議，把受困同學救回，只要軍方事實上低頭了，危機解除了，我們就獲得了重大勝利。根據我們提出的這一策略，學生與軍方徹夜談判，迅速達成協議∶雙方派員共同組成一個"調查組"立即上路，儘快把學生撤回貴陽。
翌日黎明，我作為學生代表隨"調查組"出發。約近午時，車隊來到雲貴高原上幽清險峻的鴨池河畔。我們還未過橋，便目睹一慘劇如電影慢鏡頭般歷歷展現∶在"調查組"三、四輛解放牌大軍車前，一直有一輛大客車，裏面是十來個熱心救援活動的學生。他們並非"聯合調查組"成員，但誰也不曾禁止他們隨隊出發。鴨池河兩岸峻峭，千仞石壁刀削。我們目送那大客車如何爬上對岸削壁，又目送它如何突如其來地一個跟頭栽下百米深的河，炸彈般激濺起沖天大浪。人們驚呆了。車隊不由自主地停下。
幾位學生領袖跳下卡車，拉開駕駛室門，拽住軍方首席代表（一位軍區副參謀長）脖領便要打。我迅速跳下車，拉住了哭喊着的失控的學生。不能打！和軍方代表在這裏打起來，貴陽的絕食怎麼收場？那是關乎全省造反派政治前途的大局！又驚又氣變了臉色的副參謀長整整風紀扣，急步向橋頭哨所走去，命令守軍下河救人。其實士兵們早已自覺跳下寒徹肌骨的高原河撈人了。
當我們的車駛上對岸峭壁，事故原因一目了然∶為了攔截造反派擬議中的救援車隊，在險要之處設置了大青石路障。一會兒，從半崖下抬上一具屍體∶跳車的司機。腕錶還在走動。又一會兒，救起兩個學生。
突發事件使人頭腦異常清醒。我問∶最近的縣城在前還是在後？在前。便留人留車繼續打撈，裝上急需搶救的傷員和屍體高速向前。從這一刻起，我從茫然失措的軍方代表和悲憤欲絕的學生領袖手中自動接過指揮權。
到達前方第一縣城，傷員送進醫院，便立即到縣武裝部安排放人。軍方代表與當地武裝部長密談片刻，一切問題解決∶立即派醫、派車，把被圍困多日的學生送回貴陽。現在，問題倒出在學生一方了∶不肯回貴陽，要堅持鬥爭到底。我自報家門，以急切的口吻三言兩語談完貴陽絕食的微妙處境，要求他們顧全大局。"回貴陽！現在！馬上！"學生們再無二話，即刻上車返回貴陽。現在，至關緊要的是封鎖消息了！與"聯合調查組"學生領袖們談∶死人消息千萬不能傳到絕食現場，否則群情激昂，局面失控，前功盡棄！一致同意。好，分頭執行∶他們安排暫不往回送死人和傷員，我到郵局打長話（不用官方電話，怕露"底牌"）請貴陽控制事態，防止抬屍遊行。每到一縣，皆照此辦理，先到武裝部嚴令放人，再到學生處發表五分鐘局勢演說。晝夜兼程，寢食俱廢。一直挺到那遙遠的省界縣─畢節。
此時，貴陽那煞不住車的絕食早已越過了七十二小時"警戒線"，我向軍方要了輛英國吉普，連夜返回貴陽。一路上，我不斷催促司機加速，我必須趕在高層電令"復食鬧革命"之前趕回，主動宣佈絕食獲得勝利。數百里山路，趕到貴陽已是午夜或凌晨，驅車直駛絕食中心，跳上指揮車，拿起話筒，宣佈∶最後一批被圍困的戰友已在安全返回貴陽途中，我們的絕食鬥爭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哦……"成千上萬的學生與群眾發出勝利的歡呼！學生領袖們開始擬寫正式宣佈停止絕食的文告，我癱坐着，迷迷糊糊地意識到∶一副千鈞重擔已從肩頭卸下─苦鬥兩天兩夜，一場超逾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終於……撲滅！
這種事還幹過一次。從貴陽星夜趕赴遵義，成功地"勝利結束"了一次陷入僵局的絕食。在《歷史的一部分》中有較詳細記載，此處不贅。
我應對絕食陷入僵局承擔主要責任
然而，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我卻一籌莫展。我不停地詢問自己：鄭義，你這位"勝利結束"絕食的行家，你該如何動作？
一百小時之前，我尚沉得住氣。
因為我感覺學生們提出的條件不高，一條否定四。二六社論，一條真正對話，祗要當局有心結束危機，不難做到。那怕僅僅是部分做到，便可以動員知識界作學生的工作，肯定有限成果，結束絕食。未曾料想，中共死硬得寸步不讓，這就把絕食鬥爭推向僵局。
在天安門廣場的日日夜夜，每當我聽到《讓世界充滿愛》的晨播開始曲那安詳和平的聲音，便猛然一震∶又是二十四小時過去了！怎麼辦！
救護車將悽厲的笛聲傳遍全北京。昏厥的頻率已按幾何級數在劇增，醫護人員緊張地抬着擔架穿梭跑動。
從表面看來，這個已擴大到整個天安門廣場的巨大營區一切依然如故。但我卻真切地感覺到，這裏的氣氛已緊張到足以繃斷任何堅強神經！這裏發生的事件，現已超出了我的經驗和政治智慧。我一直自認為是一個沉着的人，但近日來也感到了無法承受的精神壓力∶雖然絕食是王丹等人發起的，但當那面黑旗升起的一瞬，歷史的責任也雷霆萬鈞地壓上我雙肩，壓得我呼吸困難！出路何在？經過痛苦思索，我決心打破運動中始終堅持的不與上層接觸的理想主義原則，儘快與鄧小平接觸，申訴此次運動意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絕無打倒他之意圖，以期他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結束絕食，走出危機。但鄧家的人已找不到了。又徵得絕食團指揮部意見，托人與趙紫陽接觸，尋求妥協之途。聽從趙紫陽勸解，給趙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趙對學運表個說得過去的態度，給我們一分，以勝利結束絕食，鞏固已獲得的民主成果。但趙已下台。我為結束絕食所作的努力毫無成效。最後，這場無法收場的絕食運動以戒嚴令的頒佈，以對抗形式的轉化（堵截軍隊）而結束。
我所犯的錯誤是沒有認清對抗格局。文革中的絕食能收放自如，是因為對方是地方當局，在許多情況下，地方當局也畏懼最高當局的仲裁，不敢擴大事態。更重要的一點：文革造反帶有"奉旨造反"的色彩，毛要利用造反派打擊政敵，對某些"越軌"行為也祗有採取懷柔政策。而89民運的絕食運動則是與最高當局的直接對抗。如果最高當局採取非理性的死硬對策，一步不讓，甚而刺激，就成了僵局。將彼時彼地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於此時此地，使絕食陷入僵局，我應承擔主要責任。而且，在一百小時之前不積極尋求控制事態的途徑，實際上是對中共在最後關頭的讓步抱有希望。事實證明這是幻想。我願承擔絕食的責任，是我不可能推卸這個責任。不僅在於是我最早建議絕食，還在於我對學生有一定的影響力，還在於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及知識份子中，祗有我有發起絕食和平息絕食的經驗。
我應為號召堵截軍隊承擔責任
20日宣佈戒嚴。但深夜開進的軍車被英勇的北京人堵截在城外。我意識到能否堵住戒嚴部隊，是成敗之關鍵。20日午後，我向副總指揮李祿建議把絕食團指揮車開出去轉轉，停在廣場上發揮不了作用。必須把我們堅守廣場的決心公之於眾，號召群眾堅決堵住軍隊。（大約18日後，指揮部便轉移到一輛大客車上。因車門便於把守，開會可少受干擾。車上安裝了擴音設備，）李祿同意了，把車交給我，由我指揮。我趕緊到廣播站叫上北明，安排她與另一個女學生輪流播音。再把學生領袖悉數請下車（怕公安機關扣押廣播車抓人），然後把車開上長安街。稿件是《告全市人民書》，由我匆忙中起草，僅三、二百字，辭句激昂。大意是∶李鵬、楊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擅自宣佈戒嚴令，調動數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使用了從催淚瓦斯到坦克、武裝直升機的現代武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人民。他們撤消了趙紫陽總書記的職務，發動了一場反黨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他們的反革命行徑，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數十萬大軍被人民成功地阻擋在北京城外，未能進入北京一步！在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嚴峻時刻，我們號召一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市民團結起來，保衛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的勝利成果，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的首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