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激進派"知識份子
最近以來，追究學生領袖在八九民運中應負責任的討論十分熱烈。有人揚言還要把"激進派"學生領袖架在火上再烤一陣。我看不必了，現在該烤烤我這個"激進派"知識份子了。1989年冬，當我隱匿在大陸西部奮筆寫作《歷史的一部分》時，自認為我和妻子北明所投身的是一種璀璨的光明。其時，北明尚在囚禁之中，我漫長的逃亡途中，到處見得橫站的長槍和瘋馳的警車。我懷着一種對光明的無尚崇拜，懷着一種隨時可能被補的命運感，秉筆直書，以給囚禁中的妻子寫信的書信體，回憶那場剛剛被絞殺的運動，真實地記錄下自己的思想與行動，以留給歷史。我寫道：我知道，在隨時可能被補的情況下，我在起草一份審判自己的起訴書，但這首先是審判儈子手們的起訴書！在眾多深明大義的普通人英勇掩護下，我並沒有被鷹犬們捕獲，因此，《歷史的一部分》終於未能成為中共審判我的起訴書。1990年春，手稿由一位日本學者帶出大陸，寄到普林斯頓。其中還有一份着作權委託書和一封致劉賓雁信。我請求劉先生代我在海外發表此書，並告訴他我將繼續在大陸和中共進行這種危險的遊戲。1992年春，我和北明完成了三本書（《歷史的一部分》、《告別陽光》、《紅色紀念碑》）共計100餘萬字的寫作之後，在國內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偷渡南中國海，踏上了新的流亡之路。使我們大為驚異的是，在國內逃亡寫作三年，孤陋寡聞，不知桃花源外已是天地翻覆。挨批的不再是十里長街上大開殺戒的儈子手，而是死裏逃生的青年！屠殺六周年前夕，更由《紐約時報》與《聯合報》記者與記錄片獨立製片人卡瑪聯合爆出聳人聽聞的"內幕"─學生領袖有一個誘使中共屠殺的"誘殺策略"。一時間裏，群起而攻。長安街頭的鮮血，現在要"激進排"學生領袖們分擔了！有人指責八九民運是"泄憤運動"，有人指責"激進"，有人說柴玲應與李鵬一起上審判台……據說在留學生的電腦網絡里，很有罵聲。直到親眼看見那些電腦"大字報"，看到"六四是傻×和王八蛋運動會"等奇文，我尚不敢相信眼睛……學生領袖們紛紛反思，那位剛從監里出來不久的文弱溫和的王丹已經反思到"我的功過是三七開"，"即七分負面作用，三分好的作用"之程度……
那些追求自由的可敬可愛的青年們，已經被槍彈絞殺了一遍，難道還要被文字再絞殺一遍嗎？
六四那天，我沒能在長安街上同青年和北京市民們一起並肩抗擊坦克，祗能遠在數百里之外聽着電話里傳來的槍聲，使我終身追悔！今天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應該為青年們擋住幾排文字的子彈。如果青年們要為流血負責，那麼我更應該負責！如果王丹的功過是三七開，我的功過就是一九開，甚至罪而無功！寫到此，我不禁生出一絲淡淡的悲哀：看來，我的那本八九民運之後最早的回憶錄，竟真成了審判自己的起訴書！
我是打架的
以下是《歷史的一部分》（1989年底完稿，1990年送到海外，1993年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一書記錄的我所參與的事件。
1989年4月14日，我和北明及幾位山西文友赴京參加一個我的作品討論會。次日胡耀邦逝世。開始，我們祗是旁觀者和大字報抄錄者。漸漸為青年們的熱情所感召而投身其中。
4月19日晚在北大作家班向張伯笠等首次建議在不得已時可發起絕食。
4月20日，目睹衝擊新華門。
4月21日，為第一個知識界集體上書徵集簽名，當晚與遠志明謝選等到中南海、人大會堂遞交簽名信。
4月22日在北大作家班再次向王丹等學生領袖建議絕食。
4月25（26？）日回太原家中安排工作，換洗衣服，補充糧餉。5月3日赴京參加當年度中國電影家協會《金雞獎》評審委員會工作，同時參與民運。
5月4日參加5·4大遊行。
5月10日組織第一次作家遊行。遊行後邀蘇曉康等幾位作家在王兆軍家討論，決定：1、起草《5·16聲明》，2、召開知識界會議研究局勢及下一步行動。
5月11日起草《5·16聲明》。
5月12日，和趙瑜、蘇曉康主持知識界討論會，決定：1、全力支持學運，發起5月15日知識界大遊行；2、委託我與趙瑜負責組織、指揮；3、分工在全國範圍內火速徵集《5·16聲明》簽名。
5月15日和趙瑜以總指揮名義指揮第一次知識界大遊行。
5月16日，和李陀等在北大三角地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正式發表《5·16聲明》。
5月16日晚，向柴玲、郭海峰建議控制次日大遊行，嚴禁進入商業區。
5月19日午，徵得絕食團指揮部同意，請於浩成先生與趙紫陽聯繫，表明想與他達成妥協之意圖，希望他公開表示個說得過去的態度，學生便可結束絕食。傍晚，於先生回來說趙已下台，中共已決定鎮壓。立即建議指揮部強行宣佈停止絕食，使戒嚴令成為無的之矢。
5月20日午，指揮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車，繞北京內城一周，起草《告全市人民書》，宣佈"目前所發生的，是一場反黨反人民反改革的反革命軍事政變"，號召人民"團結起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北京！"
5月21日深夜，建議絕食團指揮部調動外地同學堵住廣場附近的地鐵出口，防止軍隊突襲。
5月22日，和趙瑜以總指揮名義指揮第二次知識界遊行。是為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
5月23日，參與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出席每日例會。
5月23日（？），在聯席會議休會時間，與張郎郎等研究決定策動萬里返京─通過關係轉告萬里：北京將組織從機場到天安門廣場的百萬人的夾道歡迎。請他主持人大緊急會議，依據憲法，解決危局。
5月24日（？），在聯席會議上提出：是否可號召人民擠兌國家銀行？因擠兌同時會造成國家經濟損失，請會議斟酌利弊。會議因無經濟專家，遂將此提案擱置。
5月26日，離京返回太原。
現在，有些朋友已宣稱自己及多數知識份子是"勸架的"。看來我不是。我"激進"。我是"打架的"。而且永遠不會成為遊走於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勸架的"。
需要略加說明的是：我的"激進"與"打架"不過是作為一個公民爭取行使憲法承諾的公民權利。我的全部目標與手段、策略皆沒有逾越法律界限與非暴力運動的界限。如果這是"激進"，那麼"穩健"是甚麼意思呢？
我沒有自覺承擔歷史責任
但我的架打得不夠好。
我首先應該為5月26日離開北京一事承擔責任。在《歷史的一部分》中，我回憶了當時的情況：
"五月二十六日，咱們收捲起發臭的衣衫返回太原。其時，戒嚴令已宣佈六天，軍隊毫無進展；學生、市民已開始懈怠疲軟，遊行隊伍亦日見稀少；交通已開始恢復……一些學生、知識分子問我對形勢的估計，我說中共已抓准了學運的最大弱點∶怕拖。學運不怕壓，就怕拖，一拖就疲，一疲就垮。從學生角度分析，雖然高潮已過，想撤中共也不給台階，必然是僵持下去，形成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問我結局如何？答曰∶待學生、市民更加懈怠之際，突然襲擊，沖入廣場，幾個兵抬一個學生，塞進汽車拉回學校，封起門來秋後算帳。
前瞻消極，加之赴京日久，彈盡糧絕，疲憊不堪，祗有回家休整。"
——在89年底完成的書稿中，我顯然沒有對自己的這一行為作出反省。主要原因是當時還沉浸在六四屠殺的悲憤之中。次要原因是自認為並非在情況危急時逃跑。
由於劉賓雁先生怕刺激中共加緊對我們的搜捕，手稿一直未能出版。新完成的兩本書也祗能遭到如此命運。這是使我們下決心去國的原因之一。1992年夏初，在《歷史的一部分》即付梓之際，我在"附記"里寫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聽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的自我反省，為他們的迅速成熟感到高興，也有一絲疑惑∶對這些年輕人，人們是否苛求了？作為現場參與者，我認為這句話十分中肯∶他們已作到最好。
要多反思一下的該是知識界。恐怕我們尚未作到最好。我自己尤其是。
有一夜，誤傳鄧小平下台，改革派大獲全勝。我拉着妻悄悄撤出廣場，打算就此脫離運動，讓學生領袖們去打掃戰場，處理勝局俗務。
五月二十六日，形勢僵化，無力挽狂瀾之策，又是撤出廣場，一撤就撤回了數百里之外的山西，棄別人於熱鍋上煎熬。至六四屠城，方意識到辜負歷史重託，愧對慘死同胞。
我介入較早較深，本來應當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終未能意識到，而總認為知名度不夠，年齡不夠，總希望扶持別人，自己祗是出謀劃策。
不敢挺身而出領導！
不敢承擔歷史責任！
如果我更自覺地承擔起責任，雖亦不可能改變六四悲慘結局，但至少知識界的許多工作可能做得更好。
……
天安門六四之夜的撤離行動，更使我羞愧萬分。劉曉波等四人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證明只要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在任何困境中都可能有所作為。而我卻祗能恥辱地枯坐電話前，聽着電線傳來的屠城槍聲！
也許這並非偶然。
也許我和大批與我相同的知識分子永遠不可能承擔起這種歷史的責任。
因為我們懼怕良心的責任∶我有權領導（號召、驅使）他人去為一個那怕是崇高理想而鬥爭，從而承受苦難與犧牲嗎？我有權決定自己命運，但是我有權決定他人命運嗎？
─逃避責任。
這樣的知識份子註定不可能成為政治領袖。"（《歷史的一部分》第103、104頁）
我極端地蔑視權力。運動當中一些人爭奪權力和"押寶"的行為令我極為不屑。我的過錯在於把權力與責任混同。其實，沒有權力不等同於沒有責任。古人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且，我也不是沒有權力。運動後期成立的各界聯席會議雖然名義上祗是一個協調機構，但實際上具有極大的權威。既然出謀劃策，就必須為這種出謀劃策承擔責任。勝也撤離，僵也撤離。形同散兵游勇，視國家大事如兒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真是把"革命"當成了"節日"！特別是八九民運流血的結局，使我這種逃避責任的過錯升格為一種罪行。雖然沒有人要我為此承擔責任，但一種無可言說的負罪感幾年來一直沉重地壓在心頭。說實話，應該是我去死的。應該是我用胸膛為年輕人擋子彈，卻年輕人用胸膛為我擋了子彈。我真心地承認並會永遠記住：他們是為我而死的！烈士們已化作一顆顆寒星，從遙遠的天際默默看着我，看我怎樣走完餘生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