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曹禺23歲即享有大名，憑藉一部《雷雨》，確立了他在戲劇史上的領軍地位。一時間前途無量。接下來，他以每兩年一部的速度，不斷產生新作，令人刮目。
曹禺（1910～1996年），天津人。原名萬家寶，我國現代著名戲劇家。父親萬德尊曾是中華民國總統黎元洪的秘書。黎元洪下台後，曹禺隨父親返回天津。13歲入讀南開中學。16歲在報刊發表連載小說《今宵酒醒何處》。18歲考入南開大學政治系，因不喜歡政治，19歲時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還在南開讀書期間，曹禺便對戲劇產生了濃厚興趣。為豐富自己的演出實踐，他先後排演了多部劇作。
1932年，鄭秀也考進了清華大學法律系。這一年，曹禺執導了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罪》。劇中有這3個主要人物，曹禺和好友分演兩個男主角。女主角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有人推薦法律系一年級女生鄭秀，她在貝滿女中讀書時就演過七八場戲，都很成功。於是，性格活躍、穿着時髦、在清華一枝獨秀的鄭秀，便順理成章地成了這部戲的女主角。
鄭秀字穎如，祖籍福建，出身於官宦家庭，父親鄭烈是南京最高法院法官，姨父沈璇慶曾在海軍部任職。鄭秀從小即跟隨姨母到北平讀書，在貝滿女中時，鄭秀便是一個活躍分子，愛活動，愛打扮，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1932年，鄭秀考入清華大學法律系，因緣際會，經人推薦，被曹禺拉入劇中。
劇作後來演出成功，曹禺也在劇外贏得芳心。還在彼此相戀期間，曹禺創作了他的巔峰之作《雷雨》，成為1933年最美麗動人的故事。這年暑假，曹禺請求鄭秀不要回家，留在學校陪他寫作。每寫出一頁手稿，曹禺就交給鄭秀先讀，鄭秀再用工整的字體謄寫一遍。
這後來成了曹禺一生中最燦爛的時光，在和鄭秀戀愛與婚姻存續的19年中，曹禺一共寫了6部劇本。
1933年，23歲的曹禺創作完成了四幕話劇《雷雨》，這部作品的面世震驚了整個戲劇界，曹禺也因此一舉成名。《雷雨》的問世標誌着中國現代話劇藝術開始走向成熟。同年，曹禺大學畢業，先後在保定中學、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書。
此後，他平均以每兩年一部劇作的速度，創作了《日出》（1935年）、《原野》（1937年）等影響巨大的話劇劇本，奠定了他作為中國現代話劇大師的地位。
抗戰爆發，曹禺輾轉重慶等地，先後完成了劇作《蛻變》（1938年）、《北京人》（1940年）。1942年，他將巴金的《家》改編成戲劇。1946年，他應邀赴美國講學，次年，回國創作了電影劇本《艷陽天》，並親自執導拍攝完成。
建國初期，曹禺39歲，年輕氣盛，充滿活力，滿懷激情。政治上受到信任，先後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藝術上也正處在成熟期，理當進入高峰狀態。他當時躊躇滿志，想到過去寫了6部戲，以後前途輝煌，至少還可以再寫20部。結果大出所料，後半生僅只寫了3部，還很不成功。
按照當時形勢的需要，他必須將筆觸從過去轉向新時代，歌頌新人物，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大方向，努力塑造工農兵的高大形象。
為此，他創作了像《明朗的天》、《膽劍篇》和《王昭君》這樣的劇本。雖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算嘔心瀝血。但總體反應平平，根本不能同建國前的劇作相提並論。說得尖銳一點，後期的三部劇作，從主體到內容，都是圖解政治，為某個政治目的而創作。
原本，創作是一項個體意識的活動，是基於個體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然而新時代的創作，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劇作《明朗的天》，是曹禺進入新社會後創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領導交給他的第一個創作任務。為此，他到協合醫院體驗生活，目睹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過程。原本覺得應該有寫的，誰知一動起筆來，才感到異常吃力。這部戲中的黨委書記董觀山，擱在過去，就是自己說了算，譬如寫《雷雨》中的周朴園，自己對人物是怎麼理解的，就怎麼寫，只須把握好人物的性格特徵就可以了。但新時代的創作就不同了，提筆寫作時，周圍意見紛紛，人多嘴雜，這個人讓這麼寫，那個人讓那麼改。今天這個部門審查，是這個意見，明天換個部門檢查，又是那個意見。曹禺誰的意見都得聽，結果不知改了多少遍，仍然不能通過，弄得曹禺無所適從，夜不能寐。這樣一種創作環境，擱在過去，哪裏能產生《雷雨》這樣的文學經典。
他也曾經想寫國務院下屬的部長黃敬、錢正英，優秀售貨員小謝，單收集幾個先進人物的事跡，就記了數十本。大家都催他趕快寫，以便迎合潮流，結果他卻遲遲不能動筆。因為有太多的框框，和各種文藝理論的限制，弄不好就會棍子、辮子、帽子一起來，讓人不敢寫也無法寫。
曾經駕輕就熟的創作規律和藝術個性，被一概痛斥為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他越來越感覺自己不會創作。看到年復一年的政治運動和文藝批判，挨整的文藝人士越來越多，涉及面越來越廣，曹禺想要迴避，他不止一次地對子女說，真想到大學教書，哪個大學都行。
有段時間，他對長女萬黛說，他怕黑，不敢一個人呆在屋裏，管不住想拿刀子捅自己。他說後面有鬼追他，殺他，他要跳樓，從火里衝過去。他說自己對文藝界某個領導怕得要命，他被這個領導當眾點名做過檢查。這樣的精神狀態使他患上了神經官能症，不得不多次入院治療。
文革來臨，環境更為險惡，曹禺也不能倖免，被押往街頭掛牌示眾，拖來運去輪番揪鬥，半夜也受審訊，無法正常休息。人不當人，毫無尊嚴可言，任隨別人拉他出去，指着鼻子叫罵、羞辱、恐嚇。每天都有寫不完的交代檢查，應付不了的外調材料，直到心力交瘁。
等到形勢好轉，想要重操舊業，才知道早已經不能寫，也寫不出來了。但他又那麼的不甘心，多麼希望還像年輕時那樣，奮筆疾書，隨心馳騁。他要掙脫長期禁錮他的枷鎖，但枷鎖無處不在，如影隨行。創作《雷雨》時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縱是天才，也無可奈何花落去。
曹禺應該是明白的，他只是心不甘情不願。1996年，女兒萬黛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望他，此時的曹禺已經十分虛弱，將不久於人世。父女倆在交談中，曹禺突然問：「黛黛，你說我還能寫東西嗎？」女兒沒有正面回答他。其實他應該知道答案的，他不過是想給自己一個平衡、一個安慰罷了。
他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絕無可能再創輝煌。回顧自己後半生的創作經歷，唯有一句深深的嘆息：「我太聽話了！」
2021-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