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是中國大陸與北京大學齊名的著名大學，自其1911年成立以來，業已走過了百年。百年中，清華共產生了具有重大影響力的20多位大師。大師，大學問者。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大師不僅無一人出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華，而且留在大陸的絕大多數大師都遭受中共侮辱傷害，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這些大師是：葉企孫、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周光召、唐敖慶、郭永懷、李政道、華羅庚、趙九章、彭桓武、周培源、張鈺哲、侯德榜、梁思成、茅以升、楊廷寶、竺可楨、夏鼐、季羨林、張岱年、曹禺、錢鍾書、陳岱孫和趙元任。他們的專業涉及物理、化學、數學、建築、氣象、哲學、語言學、考古、戲劇、文學等，堪稱清華大學、乃至彼時整個中國在上述領域中的精英。
在這些大師中，除了李政道、趙元任等在中共建政後留在美國外，其餘或是主動選擇留在大陸，或是出於愛國之心，「自投羅網」，而他們的命運在他們選擇接受中共領導那一刻起就已經註定。
建築大師梁思成被抽掉了靈魂
梁啓超之子梁思成，是中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其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工作，並系統的調查、整理、研究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是這一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頗具才氣的妻子林徽因同樣名震一時。
所幸的是，林徽因1955年早逝，躲過了中共發動的針對知識份子的一次次慘烈運動，而梁思成則在文革中黯然離世。據其第二任妻子林洙回憶，文革剛剛爆發，清華園就出現了批判梁思成的大字報，稱其與彭真是同夥，是「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非常痛苦，而林洙也充滿了恐懼。
在中共中央派來工作組後，梁思成「交代」了自己的入黨經過，與彭真的關係等等，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檢查」都沒有「通過」。很快，他被掛着寫着「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的黑牌子被連番批鬥，當時目睹的林洙從梁思成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強烈的屈辱，而縈繞在她腦中的惟有一句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梁思成被批判的四大問題主要有：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國建築師代表團時在女團長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喪失民族尊嚴」；二是曾出任聯合國大廈的設計顧問；三是擔任過國民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四是反對毛的城市建設指示。今天看來，這樣的罪名真是可笑至極。
1966年8月「破四舊」運動開始後，紅衛兵來到梁思成的家中，沒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還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聲色俱厲的問梁思成收藏這麼多刀子幹什麼？並稱「肯定是要暴動」！林洙剛要開口就挨了一記耳光。
因為紅衛兵從家中搜出了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林徽因弟弟林恆在航空軍校畢業時禮服上佩戴的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從此，不管什麼人，只要佩上一個紅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闖入梁家，隨意抄走或毀壞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
紅衛兵還三天兩頭照例要來對梁思成和林洙「訓話」並強迫林洙和梁思成離婚，但遭到拒絕。全家僅靠林洙的60元工資度日。一次次的批鬥使梁思成的健康明顯的惡化。當時高幹醫療制度已取消，校醫院又以他的醫療關係不在清華而拒絕給他看病。好在北醫三院的陳世吉大夫不僅沒有區別對待，反而告訴林洙該如何注意梁的身體。
1967年2月，梁思成全家被迫搬進了一間陰暗潮濕、僅有24平方米的房子。然而，即便在這樣的歲月中，梁思成都不願承認毛和中共存在錯誤，他的靈魂似乎已經被中共抽掉。在苦苦熬過幾年後，梁思成於1972年1月9日離世，終年70歲。
與梁思成齊名的楊廷寶被關「牛棚」
任何中國建築界的人士，都知道那個稱呼「北梁南楊」。「北梁」，即梁思成；「南楊」，即楊廷寶。這個稱呼，不僅包括他們的建築成就，更蘊含着兩人幾十年的深厚友誼。
早在美國賓大讀書期間，楊廷寶受到了嚴格的西方古典建築手法的訓練和技術知識的教育。而晚於楊廷寶三年進入賓大讀書的梁思成，非常仰慕楊，稱楊廷寶為「內韌外秀，厚積薄發」，還提到學長的作業和筆記就像他本人一樣，非常工整，賞心悅目，是同學們的範本。他們一同學習，一同在美國同一家建築事務所實習……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回國後，作為中國最大的民辦建築事務所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和總設計師的楊廷寶，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盡情施展自己在建築上的才華與抱負。在楊廷寶設計的中國風格的現代建築中，體現了用西方建築的比例原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音樂台都是他的傑作。中山路更被稱為「楊廷寶一條街」。此外，他還參加了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
梁思成回國後，基泰建築事務所曾通過楊廷寶，邀請其加盟，但梁思成認為自己的主攻方向還是學術，婉拒了邀請，而是去大學教書。
文革中，梁思成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屢次被批鬥，而楊廷寶也同樣被批鬥，關進了「牛棚」。比梁思成幸運的是，楊廷寶挺過了文革，1982年去世。
橋樑工程奠基人茅以升被示眾侮辱
茅以升是中國著名橋樑專家、中國近代橋樑工程奠基人之一。20世紀30年代，他在錢塘江上建造了第一座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建設的公路鐵路兩用大橋，結束了中國江河上的鋼鐵大橋由外國人建造的歷史。由他主持設計的其它大橋最有名的還有武漢長江大橋、重慶石板坡長江大橋，1959年時亦擔任中共人民大會堂修建工程的「結構審查組」組長。
在中共發動的一次次運動中，茅以升同樣沒有躲過厄運。據曾在鐵道部鐵道科學研究院與茅以升一起工作的郭樹榮回憶，1957年「反右」前，身為院長的茅以升響應中共的號召，向中共提了八條建議，其中有幾條後來被認定屬於「黑心」。1958年全院開展了對他的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有些還貼到了他辦公室的牆壁上，他被迫在全院大會上先後做了三次檢查。
儘管其後茅以升沒有被打成右派，但為了給其一個教訓，他的晚輩中，有幾個人被打成了右派。例如當時在院內鐵道運輸研究所工作，現在已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他的侄兒茅于軾，就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工程師茅于軾成了一名養路工，當年他撰寫的《蒸汽機操縱與焚火》一書再版，卻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變成了當時年僅一歲的兒子茅為星。據其侄女茅青說，當時茅以升的內心非常「苦澀」。
文革開始後，茅以升一度每天上班後，都要胸前掛着「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叉叉，先在院內示眾一圈，然後從事拔草、清理衛生等懲罰性勞動。其妻子戴傳蕙因為多次驚嚇而驟然離世。
而茅于軾的弟弟茅於海從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因為是電視教研組的科技尖子，成為了清華校長蔣南翔的「紅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其後，因為有海外關係，他被禁止參加保密的科研工作，還落個了裏通外國的「特嫌分子」惡名。
氣象學家竺可楨經歷喪子之痛
竺可楨，當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先後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他還曾經擔任13年浙江大學校長，被尊為中國高校四大校長之一。
據大陸《檔案時空》2013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介紹，1949年他離開執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學後，中共曾派人詢問他對新政府的意見，竺可楨表示希望「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話音未落，浙江大學壁報上即出現對竺可楨的攻擊，稱其「對於舊的固然厭惡，對於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中共的猙獰面目初次在竺可楨面前顯露。
竺可楨對政治本能的保持反感，他一心想走科學救國的路子。當年蔣介石欽點他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時，他明確表示自己「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不屑為之」。後雖勉強答應，上任時又提出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當時國民政府要求各大學校長、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但竺可楨卻拒絕接受，成為當時少數幾個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大學校長。
然而幾十年後，竺可楨不得不在1962年以72歲高齡加入中共。1964年2月，毛澤東在臥室內接見了竺可楨，此後竺可楨便成為家喻戶曉的「三大紅色科學家之一」。
不知被迫加入中共的竺可楨內心作何感想，而且就在1961年，其長子竺津被打成右派，後在農場勞動時去世。彼時71歲的竺可楨經歷了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為此，他寫了《哭希文》。
文革爆發後，竺可楨十分茫然。由於受到毛的保護，竺可楨本人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但為了避免脫離群眾，竺可楨主動要求降低工作標準，並且上交沙發、地毯，遣散保姆、警衛，縮小居室面積、鋼琴饋贈幼稚園、合併使用一輛小車……這時他經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糧店去買大米，路上得歇好幾次。
他60多歲的太太陳汲常被街道辦事處攆到街上去跳「忠字舞」或參加遊行、批判。這時，竺可楨就只好自己按照太太的吩咐，自己做飯。當他看到同事遭批判，他在日記中憤憤寫道：「這樣對待高級知識份子，實在過分了。」
內心憤懣的竺可楨因肺病於1974年去世，享年83歲。去世前兩天，他寫下了最後一篇日記：「雨起，陰轉多雲。東風1-2級，最高-1℃，最低-7℃。」
古文字學家季羨林的「牛棚」之痛
執教北大六十餘年的精通12國語言，集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於一身的季羨林，曾寫過《牛棚雜憶》，回憶了文革的痛苦經歷。
文革初期，季羨林並未受到太多衝擊，只是因為寫過一篇《春滿燕園》的散文而被批判，但還可以參加一些接待外地紅衛兵、遊行示威以及到農村勞動等活動。
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兩派鬥爭日趨激烈，季羨林受周培源影響，參加了反對聶元梓的組織「井岡山」。季羨林在《牛棚雜憶》自序中寫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的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強勁，我敢於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麼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強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強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羅用長矛刺殺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並不懂得什麼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
因為參加了這一組織，季羨林被抄家，之後又遭受多次批鬥、審訊，並被罰天天勞動。1968年5月，他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莊批鬥勞改。一個月後又被送回學校，被關在外文樓和民主樓後面的平房修建的「牛棚」中，每個屋子20人左右，每個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考古學家「夏鼐」被遊街
在英國倫敦大學獲得考古學博士學位的夏鼐，1941年回國後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設計委員。1945年，在甘肅進行考古工作，調查發掘了甯定陽窪灣等遺址，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仰紹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中共建政後，在中科院考古所任職，主持了重要的挖掘明定陵的工作。
據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文革初期，夏鼐就被所里的「戰鬥小組」責令自我檢查，寫交代材料。其後開始被監督勞動，主要是所里蓋房子的輔助勞動，遞磚、送泥灰等。每天上午勞動，下午和晚上在「牛棚」集中學習，晚上還要打掃廁所。
1966年8月23日，考古所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從北大學來的給人戴高帽子遊街。「造反派」找來測量用的標杆，弄一塊黑布掛在上面，讓夏鼐打着這面「黑旗」在前面領隊，又有行政副所長牛兆勛戴着個小「烏紗帽」，彎着個腰敲個小鑼「鳴鑼開道」，後面跟着頭戴各式紙帽的「牛鬼蛇神」，極盡醜化之能事。當時的情形和被游鬥的那些人，在《夏鼐日記》裏面都記下了詳盡的人員名單，以及被誣稱的頭銜，共計29人。當時考古所全所不到200人，所佔比例相當高了。
此外，在9月上旬所里開的「鬥爭三反分子夏鼐大會」上，夏鼐再次被批鬥。此後兩年中，夏鼐等被關在「牛棚」中，白天出來勞動，主要是掃院子，再為冬季取暖搓煤球。這個活很髒，把手都弄裂了，但也不能停。1970年5月，考古所全體人員下放到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夏鼐也在其中。
戲劇家曹禺文革之後精神上變殘廢
戲劇界一說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馬上就會跳出曹禺這個名字。他一生共寫過8部劇本，23歲的時候，因寫出《雷雨》而一舉成名，25歲的時候，又因為寫了《日出》，而被讚譽為「攝魂者」，其最為有名的戲劇都是創作於1949年前，這再次說明中共對於知識份子精神乃至肉體上的扼殺是何等的嚴重。
據《曹禺傳》的作者田本相撰文，他在採訪曹禺的過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其「苦悶的靈魂」，從童年的孤寂到少年的鬱悶，青年的焦慮，直到晚年的痛苦，以致他把訪談錄定名為「苦悶的靈魂」。
曾經在曹禺身邊工作42年的梁秉堃回憶了其在文革時的遭遇。大約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思想解放軍宣傳隊」和「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一起進駐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理直氣壯的聲稱要代表無產階級佔領這個已經被資產階級統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橋頭堡」。當時有一副寫給劇院的對聯，上聯是「廟小妖風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是「徹底砸爛」。
而在北京人藝院長曹禺住宅的大門上，也貼了一條大標語：「打倒反動權威、反革命文人曹禺！」曹禺的家也被抄。
當時根據上級的指示，曹禺「認罪檢查」以後，才能回到「革命群眾」當中去。對此，曹禺被特別批准不參加勞動，埋下頭來專門寫「認罪檢查」報告。然而，報告被「軍宣隊」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認識不深刻」和「根本沒有上綱上線」為理由打了回來，命令重新再寫。曹禺苦不堪言，經常坐在小馬紮上，一言不發，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牆壁。
一天中午，曹禺急得連飯也沒有吃，坐在房間裏通鋪前的小馬紮上，再次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牆壁，手裏拿着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在其身邊的梁秉堃也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曹禺忍不住輕聲對梁說：「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麼碾！」十分不忍的梁秉堃靈機一動，決定代曹禺寫。
由梁代筆的「認罪檢查」報告很快就出來了，裏面基本上都是採用「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中的社論語言。曹禺看了以後，有些顧慮，因為報告裏必須承認自己是「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他總覺得承認了「反革命」三個字，就是承認了自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蘇聯修正主義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不這樣檢查根本就過不了關。通過梁的一再解釋，他總算是勉強接受了，同意拿回家裏重抄一遍。
「認罪檢查」報告送上去以後，「軍宣隊」政委表示還可以，沒有再打回來。在等候上級批覆的時候，竟然沒有了下文，或許是上邊什麼人從中作梗又說了壞話，曹禺的「幹部解放」問題，便成了「可以解放但還定不下來」的特殊狀態，硬是給拖了下去。
這樣，曹禺本來已經好轉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復到妻子方瑞剛剛去世時的情形。隨後，曹禺等被下放到南口林場，一邊繼續搞運動，一邊參加勞動。
由於受到長期折磨，曹禺心力交瘁，難以支撐，不得不住進了協和醫院。從醫院出來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劇場傳達室，也就是北京人藝傳達室去「看大門」。這是與「關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種懲罰。每天管分發報紙、信件，辦理來客登記手續，同時，還要負責打掃整個劇院的大院子。後來，由於日本話劇團要來演出，怕被外賓發現給國外階級敵人提供「反面宣傳材料」，才把曹禺轉移到史家胡同56號北京人藝家屬宿舍的傳達室去「看大門」，除去在劇場的原有工作，還增加了給家屬傳呼電話和倒垃圾的任務。
貌似被改造的不錯的曹禺，靈魂深處是厚重的痛苦。他曾經的靈氣，在文革中被徹底抹殺了。當時，曹禺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子——都要深深的彎下腰去，鞠一個90度大躬，再大聲說一句「我是反動文人曹禺！」而且，在內心裏真誠的認為，自己從來就不應該寫戲，不應該毒害觀眾，就連自己走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完全多餘的。
曹禺還常常獨自一人站在毛的彩色畫像前，表示要向毛「請罪」，向人民「請罪」，甚至跪在地上，請求妻子說：「你就幫助我死了吧！」
文革結束後，曹禺在接受記者趙浩生採訪時，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盤托出。「我的遭遇還算好的。被關了幾年，後來又勞動。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成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勞動，而且跟家裏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後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因為他們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
趙浩生問：「您的最大罪狀是什麼呢？」「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30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文革後，曹禺被「平反」，恢復了北京人藝的院長職務，但他的靈魂再也無法找回了。
哲學家張岱年被打成右派和下放勞動
哲學家張岱年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1957年，因響應中共號召，給中共提意見，而被批判並被打成右派。次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區黃村參加勞動。
1962年張岱年被「摘帽」，可以參加教學工作，但不能發表文章。1965年參加北京近郊區「四清」運動。文革開始後，又被「靠邊站」。隨後被抄家，強制勞動。1967年，因「檢查的好」而被「解放」，可以不掃地不抄大字報了。
又過了一年，哲學系文革小組勒令張岱年原住房遷出，換住一間半的小房間。他不敢違抗，於是賣掉四平板三輪車的舊書，又賣掉沙發，勉強安置下來。
1969年9月，張岱年等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參加勞動。因年過六十，被編入老年組，從事種菜勞動。有一次滑倒，傷了左脛，痛了一百天才好。一年後，下放結束，回北大編寫教材。文革結束後，張岱年的命運才發生了轉折。
經濟學家陳岱孫被徹底洗腦
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並獲金鑰匙獎的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曾在清華任經濟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
與其他大師相比，文革中陳岱孫並未受到太多衝擊，只是被抄了家，在北京郊區勞動。雖然陳岱孫在文革沒有受到劇烈衝擊，但受中共洗腦多年，他的學術思想也受到了極大影響。
陳岱孫在美國讀的是西方經濟學，到清華講的也是西方經濟學，可到了1953年，他必須要用馬列主義思想寫《經濟學說》講義，60年代編《經濟學說》教材時，他參與了編寫，也是用馬列主義思想作為指導，70年代寫《經濟學說》專題提綱，也是貫穿着馬列主義思想。文革結束後，他本可以適當恢復一些原來屬於自己的獨立思想，但受多年洗腦，他自己已經覺得西方經濟學說確實不行，馬列主義經濟學說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其晚年徹底否定了自己早年接受的西方經濟學說。這樣的悲劇無疑是中共造成的。
作家錢鍾書被剃「十字頭」
早年因國文、英文成績突出而被清華大學外文系的錢鍾書，其小說《圍城》廣為人知。他在文革爆發後也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最初也是被批鬥的，還被剃了「十字頭」，房子也被迫讓出一半給他人居住。
而他的妻子楊絳是最早受衝擊的學者之一。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出台的第二天，她就被揪出來，比錢鍾書還早三天成為「反動學術權威」。在文革中，楊絳被罰掃廁所，而且不時還要接受各種各樣的批鬥，如戴「高帽子」，掛「黑牌子」……最令她尷尬的是剪「陰陽頭」，頭髮剃去一邊留一邊，成為魔鬼似的半邊發。為了遮醜，她只好把女兒剪下的舊發找來，自編一頂假髮。
1970年7月，楊絳被下放到河南信陽的「五七幹校」。這雖說能與先期下放的丈夫錢鍾書團聚，但在一個窮鄉僻壤，燒磚建房、打井引水、種糧為生，也是十分不易。不多久，楊絳就被累病了。在這裏，夫妻倆一直呆到1972年，才被「特赦」回京。
至於他們的女婿，錢瑗的丈夫因不堪文革的侮辱而自殺。自殺的房間死後還被貼滿侮辱的標語。
兩彈一星功臣下場
「兩彈一星」指的是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於1966年10月27日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中共能在建政後短時間內掌握「兩彈一星」技術，除了有蘇聯的幫助外，還主要依靠大多是從海外歸來的23名科學家，當局將他們視為「兩彈一星元勛」，這其中就有早期畢業於清華的錢學森、鄧稼先、趙九章、王淦昌、錢三強、郭永懷、周光召、彭桓武。為中共做出重大貢獻的他們，在遭遇文革時，除了錢學森受到特別保護但不得不違心說假話外，其他人和他們家人的命運都相當不堪。
如1971年，核子物理學家鄧稼先等人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鬥。鄧稼先的夫人、北京醫學院的教授許鹿希說，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就是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當時有個口號是：「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
而許鹿希則在文革伊始就被打成了彭真、劉仁「黑市委」的「黑幫分子」，貼大字報的漿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幾乎崩潰。當時鄧稼先不見妻子回家，就到北京醫學院尋找。當他看到妻子被批鬥後的慘景，心都快碎了。其後，鄧稼先甚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無休止的折磨，選擇了自殺。
把數學、物理引入中國氣象學第一人的空間物理學家趙九章，在文革爆發後，每天都被押到大街上遊街，而且脖子上還要掛一塊方方正正的看板，上寫「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幾個大字。遊街完畢，再回到科學院接受批鬥，晚上還得趕寫檢查和交待。1968年初，他又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掛起一個大牌子，上寫「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然後再在上面打上一個大黑叉。同年10月26日，趙九章在凌晨寫完檢查後服安眠藥自殺。終年61歲。
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文革時也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活命哲學」、「擾亂軍心」等罪名數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來，還用假槍斃逼嚇，要其交代與王淦昌的關係。
著名核子物理學家錢三強在文革前被要求到河南搞「四清」，連名字也被改成了徐進。「四清運動」是文革的前奏，短短的兩三年裏就有500多萬人挨整，7萬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文革爆發後的1969年10月，年逾花甲的錢三強又被下放到陝西合陽「五七幹校」勞動，他的三個孩子也被下放到陝西農村。
此外，著名力學家、應用數學家、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因留學美國的經歷成為「美國特務」，在單位接受審查。1968年因飛機失事喪生。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周光召文革幾次被抄家，並遭到批判。幫其照顧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趕走。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亦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被審查。
「大師的大師」葉企孫的隕落
作為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的葉企孫，創建了清華大學的物理系和理學院，並長期執教。他亦是李政道、楊振寧、王淦昌、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朱光亞、周光召、鄧稼先、陳省身等知名科學家的老師，因此被稱為「大師的大師」。
文革開始後的1967年6月，葉企孫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揪鬥、關押，並被停發工資，送往「黑幫勞改隊」。葉曾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
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正式對葉企孫發出逮捕令，並連續八次對其進行審訊，迫其多次書寫「筆供」，但他只是回答「據吾推測……是因為吾對於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
1969年11月，因為缺乏實質證據，葉企孫被釋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統特務嫌疑」受隔離審查。中共當局發給他每月50元生活費。這時曾經風度翩翩的他被折磨的兩腳腫脹，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體彎成了90度。他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躑躅街頭，乞討為生。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吧，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1972年5月，北大對他作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6月恢復其教授待遇，也恢復了每月350元的工資，在北大中關園給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廳的住房。據說，有一次，葉企孫在馬路上遇上錢三強，錢過來打招呼，葉馬上叫他離開，以免影響到他。
1977年1月10日，葉企孫病情惡化，之後被送往北大醫院和北醫三院。1月13日，葉企孫去世。直到1987年，葉企孫的「平反」檔才正式被公佈。一代大師就這樣殞落！
其他理工科大師的厄運
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力學之父」的錢偉長，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被迫遠離和告別了科技界。文革後，錢偉長再度遭到衝擊，並於1968年至1971年被下放到北京特種鋼廠勞動，經常遭到「革命分子」的「恥笑、挖苦、戲弄」。這樣的屈辱是那個時代每個被打倒的知識份子都要經歷的。
中國理論化學的奠基人唐敖慶，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文革期間，其被打倒，屢遭不測，當時的劉學銘老師（現吉大行政學院退休教授，）曾因為寫以唐先生為背景的小說，而受到批判。據說，文革時唐敖慶被學生打過耳光，該學生後來向其道了歉。
中國現代數學家華羅庚，據稱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複變函數論等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和開拓者。文革期間，他曾在中國科學院和其他幾位「資產階級當權派」與「反動學術權威」一起，被開大會批判。據其學生回憶，有一次，他竟然上、下午連續8個小時被批鬥，並受到拉扯推搡，強迫彎腰低頭。華羅庚本來有腿部殘疾，在台上長時間罰站，受侮辱折磨，痛苦不堪。而貼大字報與上台「揭發、批判」先生的也有他門下的學生，他們誓言要與老師劃清界限。
至於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校長的物理學家周培源，因帶頭在文革中反對江青等支持的聶元梓，差點被打成「美國特務」，還被抄家。所幸在同情他的學生的保護下，躲過了進一步的迫害。
還有中國化學家、「侯氏制堿法」的創始人侯德榜，文革時被「靠邊站」，最後在1974年抑鬱而死。
長期致力於小行星和彗星的觀測和軌道計算工作，和其所領導的行星研究室發現了許多星曆表上沒有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三顆新彗星的天文學家張鈺哲，文革也被「靠邊站」，所幸熬過了那段非人的歲月。
結語
無需多言，為何中共建政後出不了大師，我們從百年清華這些大師的不堪遭遇就可以得出。而中共迄今都欠被他們侮辱的這些大師、乃至更多遭受其迫害的中國人一個真誠的道歉。在中共垮台之前，這樣的道歉大概不會出現，真正的大師也不會再有。
2017-07-15
